60708695 渝儒港斗争 冷 上海人女质社 ==========第1页========== 607086 论儒法斗争 世维 上海人不女版灶 ==========第2页========== 说明 本书是《学习与批判》丛书的一种，共收有罗思鼎等人的四十七篇文章，除部分发表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外，大多数刊登于《学习与批判》杂志。这次收入本书时，不少篇文章经作者本人作了一定程度的补充或修改。这些文章对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了研究和深讨，批判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思想根源，可供今天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参考。 一九七五年六月 论需法斗争上海人天女版社出版〔上海绍兴路5每) k華专唐上海发行所发行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开本850×11561/32印张15.375字数327,0001975年6月第1版1975年6月第1次印制 印数1一20,000 统-书号：111i1·140定价：1.10元 ==========第3页========== 目 录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罗思鼎(1) 论尊儒反法 …石 仑(18) 孔丘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 …康立(35) 论商鞅的历史观 …康立史铖（45)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人成者 评《韩非子》 梁凌益(57) 读韩非的《五蠹》篇 翟青(73) 试论屈原思想中的尊法反倾向 …王运熙顾易生李庆甲（84)《老了》是一部兵书 青(98) 。i· ==========第4页========== 评《吕氏春秋》 …罗思鼎(110) 论“黔首” …石仑(122) 论拳汉之际的阶级斗争 …罗思鼎(135) 生产大发展的决定因素是革命 一从战国秦汉时期铁器发展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的变革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卫 今(152) 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 超青(163) 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 …康立(173) 林彪为什么要吹捧靠伸舒 康 立(183) 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 读《盐铁论》礼记 康 文(190) 对历史人物要：分析 一一略论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 越(200) 读《三国志·郭嘉传》 …濯青(207) ii ==========第5页========== 论淝水之战 李兴斌(214) 评淮西之捷 读《旧唐书·李想传》 …罗思鼎（224) 读《封建论》 …康 立（234) 唐代关于“天”的一场大论战 读刘禹锡的《天论》 …梁凌益(243)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 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罗思鼎(255) 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 …罗思鼎(268) 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罗思鼎（282) 评《李卓吾批点皇明通纪》 …司徒季（292) 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301) 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 陈 今(316) 《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 …金冲及(327) .i道 ==========第6页========== 从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 —一从章太炎思想的演变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沈 濮(337) 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孔运动 一一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批孔论迷 ……方 海(351) 抗日战争时期尊孔与反孔两条路线的斗争 史 锋（359) 反对党八股是反对老八股的继续 …乐 英(37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孔孟之道的深刻批判 …方 海(376) 孔丘、儒家和礼 …康 立(384) 《三字经》一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 …青焦平(392) 从《二十四孝图》看孔学的虚伪性 ………孙玉澜(400)论历史上儒家对好女的迫害 …孙乐英陆丽芬(408) 反动派为什么要吹捧武训 …史尚辉(416) ·iv ==========第7页========== 盖沙令到中国来干什么？ 一一一个沙俄反动分子的尊孔一生 …梁凌益(424) 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 纪念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诞生九十周年 …罗思鼎(433) 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 ·学习鲁迅有关法家的论述的体会 …石一歌(444) 发扬“五四”精神，深入批林批孔 …石 仑（454) 儒法斗争是“狗咬狗”吗？ …平(461)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武论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 …薛庆松(466) 评万事“无有大于此者” 一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说明了什么？ …康文(474) 孔夫子在莫斯科 …康立(479) ·V ==========第8页==========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一—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罗思鼎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始皇所建立的封建统一事业，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都不能单纯归结于偶然的原因，而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必须注意“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秦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开始于秦孝公，完成于秦始皇，其间整整经历了七代国君。在这一百五十年中间，充满着激烈的变法与反变法、复辟与反复擗的斗争。秦始皇由于适应了封建制一定要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发展趋势，才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①，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汉承秦制”②，这说明茶所创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對建主 ①贾谊：《过秦论》，见《史记·案始皇本纪 ②《后汉书·班彪列传》 ·1… ==========第9页========== 义的社会制度是逆转不了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批判尊儒反法思潮，必须认清儒法论争的社会基诎秦始皇的历史作用。而要正确认识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就必须弄清从案孝公到秦始皇这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及其各个阶段的特点。 “拳行商君法而富强”①。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 商鞅变法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早在春秋时期，奴隶们反抗奴隶主奴役压迫的斗争连绵不断，推动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一一即向私田征税，承认土地的私有，使奴隶制经济打破了一个大缺口。到了战国初期，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中原各诸侯国程度不等地发生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的反抗也十分激烈。著名的以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②，也沉重地打击了秦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同时，商鞅变法以前，秦国的大权落在庶长一宗族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手里。国君的废立全由他们作主，经常发生争夺君位的内乱。国君在与奴隶主贵族的尖锐冲突中，迫切需要寻求一定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秦国的地主阶级，正是在奴隶制统治的这个薄弱环节中找到了缺口，逐步地发展了自已 ①《韩非子·和氏》 ②《王了·盗断》 ·2· ==========第10页========== 的力量。公元前四○八年，秦国实行“初租禾”①，，这表明蓁国地主阶级的存在得到了合法承认。公元前三八四年，茶献公开始取消残暴的奴隶制的殉葬制度，即所谓“止从死”②。过了十年，秦献公又采取了“户籍相伍”③的新制度。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反映。茶孝公作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急切地希望“变法以治”④。他一即位，就颁布命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⑤ 究竟按照什么政治路线实行变革呢？秦国由于位处偏僻的雍州之地，不得参与中原诸侯国的“会盟”⑥，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统治比较薄弱，拿不出什么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西行不到桊”⑦。这说明儒家当时在秦国的影响比较微弱，远不如在中原地区的广泛而强大。因此，秦国的国君直率地认为应当采取同孔子思想相反的政治路线：“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用了孔子的一套就会亡国，这是对于当时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 商鞅，卫国人，原名公孙鞅，是李悝的学生，是个“好刑名之学”⑨的法家。他从卫国跑到了秦国，虽然受到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欢迎，但也遭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对。当时，在茶国 ①《史记·六国年表》 ②⑤⑥《史记·素本纪 ③《史记·茶始皇本纪》 ④《商君书·更法》 ⑦韩愈：《石鼓歌》 ⑧ 《列子·说符》 ⑨《史记·商君列传》 8· ==========第11页========== 朝廷上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拳国旧贵族的政治代表甘龙和杜挚，妄图按照儒家的路线改造秦国，嚷“法古无过，循礼无邪”①，竭力主张维护奴隶制的“礼治”局面。商鞅驳斥这种传统的奴隶主思想是“世俗之言”，说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②，竭力提倡变革。在这场地主阶级革新派与奴隶主贵族保守派的激烈争论中，秦孝公坚定地支持了商鞅的主张，确定了变法的路线。从公元前三五六年开始，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如“开阡陌封疆”③，奖励地主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推广“民为什伍”④的连坐法，实行县制，以及统一度量衡制度等等。商鞅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竭力俱导“像力本业”⑤，即要求努力从事耕织，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他在变法中特别规定：凡是“耕织致粟帛多者”可以“复其身”（免除本身的赋役）。相反，如果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⑦，就要连同他的妻子没为官奴婢。这种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沉重地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势力。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必然要受到旧贵族反动势力的顽抗。商鞅变法的时候，秦国的京都里“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贵族奴隶主胆战心悸，咬牙切齿，“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⑨，“畜怨积雠比于丘山”®。他们纷纷聚集在公子虔的旗帜下，唆使太子“犯法”，竭力 ①②③④⑤⑦⑧《史记·商君列传》 ⑥《商君书·农战》 ⑨《盐铁论·非鞅》 @刘向：《新序，见《史记·商君列传》“集解” ==========第12页========== 阻挠变法的实行。商鞅面对着这种“法之不行，自于贵戚”①的局面，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对宗族奴隶主集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他对公子虔处以割鼻的重刑，罚唆使太子犯法的公孙贾面上刺字，杀了破坏变法的贵族祝灌。商鞅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在咸阳附近的渭水边上镇压了七百多个旧贵族，维护和巩固了新的封建制度。据记载，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②，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③。当章太炎早年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时候，就曾正确地评论了商鞅，说：“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④ 秦国的宗族奴隶主集团在经受了猛烈的打击后，转入地下活动，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但背地里却在日夜酝酿阴谋，妄图复辟。商鞅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摆脱不了那个阶级所特有的局限性和软弱性。他虽然意识到斗争的严重性，但他根本不可能依靠人民，就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力量也缺少足够的估计和泛的动员。他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变法路线。因此，当秦孝公一死，商鞅的变法就搞不下去了。特别当那个和旧贵族站在一个阵线上的太子一一秦惠王上台以后，以公子虔为首的复辟势力立刻进行反攻倒算，“告商君欲反”⑤。公元前三三八年，贵族奴隶主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 商鞅死后，复辟的逆流度统治了秦国。秦惠王推行了一条与商鞅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排斥法家而信用旧贵族。秦惠 ①《史心·浆本》 ②⑤《史记·商君列传》 ③《战国策·茶策(…)》 ④章太炎：《馗书·商鞅 *5 ==========第13页========== 王有个舅子名叫魏冄，后封于穰，称为穰侯。他是惠王、武王、昭王三朝的“元老”，经济上“富于王室”，政治上“威振秦国”①穰侯竭力迫害法家，把来自韩、赵、魏等国的地主阶级谋士，一律斥之为“徒乱人国”②，充分暴露了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本性。在这个时候，中原各诸侯国也同时出现了一股反对法家的逆流。商鞅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引起了各国奴隶主的惊慌与恐惧。他们把秦国看作是“不识礼义”、好利而无信”的“虎狼”之国③。在这场对法家的围剿中充当急先锋的，是儒家的孟轲。儒家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思潮和学派，它的创始人孔丘就是一个顽固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终生为维护奴隶制统治而奔走呼号。孟轲继承了孔丘的反动事业.，公开反对取消蚁隶主费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保存“世臣”、“世禄”④制度，叫嚷“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⑤，即不推触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他同孔子杀少正卵一样，咒骂法家是“民贼”⑤，要求严厉镇压。商鞅“决裂阡陌”⑦，“隳经界”⑧，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孟子大讲“仁政，必自经界始”⑨，安图恢复早已分崩离析的“井田”制。商鞅提倡“耕战”政策，鼓励新兴地主阶级通过“辟田与胜敌”四的途径而改变社会地位。孟子则抛出“桓产” ①《史记·熊侯列传》 ②⑧《史记·范雌蔡泽列传) ③)《战国策·魏策（三）》 ④《孟子·梁惠王下》 ⑤《孟子·离娄上》 ⑥《孟子·告子下》 ⑦《通典·食货(…)》 ⑨《孟子·滕文公上》 ⑩《通典·选举（一）》 ==========第14页========== 论，说什么“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①，主张对“辟草莱”者处刑②。商鞅主张“法治”；孟子则鼓吹“王道”“仁义”。孟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商鞅变法的一种反动，完全适应了贵族奴泉主的复辟需要。 但是，封建制度终究要代替奴隶制，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秦国内外反动派的复辞活动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③。这话说得不错。秦国在废除“井田”制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犹如潮水一样不可阻挡。据记载，“素惠王并巴中，…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白钱。”④这是典型的封建赋税的剥削形式。到了秦昭王时期，秦国不仅关中地区农业发达，就连边远的蜀地也是“沃野千里”，有“天府”⑤之称。这一切说明，旧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桎梏打碎以后，必然造成了新的地主经济的繁菜。 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新兴地主阶级日益不满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力求建立同经济基础柑适应的统治形式。它同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商鞅变法时期的斗争主要围绕着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那末，随着这个问题的基本解决，两个阶级的斗争就逐渐集中到政权问题上去了。秦昭王在位期间，由于魏冄等人专权，“私家富重于王室”⑥。 ①《孟子·滕文公上》 ②《益子·离娄上》 ③《韩子·定法》 ④《后汉书·南蛮西南尖列传》 ⑤ 《华阳国志·蜀志》 ⑥《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7 ==========第15页========== 秦昭王为了夺回丧失掉的权力，和新兴地主阶级有了共同语言，逐渐倾向于法家，认识到“儒无益于人之国”①。有一次，昭王生病，一些奴隶主贵族有意冒犯禁令，买牛肉为他祈祷。昭王毫不踌躇地认为“法不立，乱亡之道也”②，下令每人罚盔甲两副入库。 就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范雎从魏国来到了秦国。他逃避了穰侯魏冄的搜查，在给昭王的“上书”中指出：“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③范雎继承和发挥了商鞅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④的思想，反对“世臣”、“世禄”制度。同儒家的贵族分权思想根本对立，范雎提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法家思想。他告诫昭王说：“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⑤。这就是说，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保证国君的绝对地位。范堆批判以魏冄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世袭特权而搞“远攻近交”的政策，进一步提出了“远交近攻”⑥的政策。范雎的路线博得了秦昭王的赞同，于是，“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⑦。 秦昭王任用范雎后，在对外的统一战争中连续不断地取得了胜利，从而加强了昭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秦昭王“强公室，杜私门”⑧，把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等一小撮旧贵族驱逐到关外，拜范雎为相。此后，新兴地主阶级在秦国的政权机构中重又占据了优势。 ①《荀子·儒效》 ②《韩作子·外储说右下》 ③⑤囵⑦《史心·范雎蔡泽列传 ④《史记·商君列传》 ⑧《史记·李斯列传》 。8· ==========第16页========== 但是，范雎虽然位居相位，实际上却是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在秦国，旧贵族势力当时还是相当强大的。在这种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范雎动摇了，于公元前二五六年“谢病请归相印”①。他的后任蔡泽也只当了几个月的秦相，就由于惧怕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攻击而主动辞职。范雎、蔡泽的下台，固然说明了他们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不敢将变法事业进行到底；同时，这也深刻地说明，在秦国地主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仍然存在着复辟与反复擗的严重斗争。 二 在这场地主阶级与贵族双隶主的长期、曲折、反复的斗争中，秦始皇继承了商鞅、范雎的事业，是在全中国完成了封建统 一事业的雄主。 秦始皇执政以后，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秦始皇曾经采取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步骤：其一，铲除以吕不韦为首的集团，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秦王朝的建立；其二，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这两起历史事件，是秦国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也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继续。 吕不韦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战国末期，齐、楚等六國所用的宰相，都是宗室贵族，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楚国的令升子兰、黄歇，赵国的赵胜等。只有秦 ①《史己·范雠蔡泽列传》 ·9 ==========第17页========== 国却大量任用客卿，任用那些在六国站不住脚而逃亡到秦国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范雎、蔡泽、李斯等。但是这时在秦国，工商奴隶主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他们成为复辟活动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秦国的乌氏保、巴寡妇清以及蜀之卓氏等，就都有僮（奴隶）千人，富“拟于人君”。昌不韦是这股社会势力的最著名的代表。他是个“阳翟大贾”，拥有“家僮”万人，“家累千金”①，是个大奴隶主。他依靠政治投机面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昌不韦的上台，得到了秦国华阳夫人等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支持，是当时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的结果。 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他在经济上，激烈反对秦国传统的“强本弱末”政策，胡说“本”不是指“耕耘种殖”，而是“孝”与“贤”②，妄图维护奴隶上阶级的利益，破坏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一一封建农业经济。在文化思想上，目不韦招集了一批对新制度不满的知识分子，编纂了《片氏春秋》一书，妄图反对与取代在蓁国居于传统地位的法家思想。 《月氏春秋》的出笼，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儒法论争的一个新动向。战国宋年，由于没落奴隶主阶级力量的日益衰落，孔孟儒家的“显学”地位早已发生了动摇，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相反地，法家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日益强大，出现了象荀况、韩非那样杰出的代表人物。囚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吕氏春秋》表面上标榜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实质 ①《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吕氏春秋》卷十四 10・ ==========第18页========== 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采道家思想。儒家宣扬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动不得，道家则宣扬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无必要和不可能。两者形式虽有不同，但实质都是为了维护正在没落中的奴隶主旧贵族的统治。《吕氏春秋》是各种奴隶主阶级思想的大杂烩，它鼓吹儒家的“仁”和“义”①，又夹杂进无为而治之类的思想，根本目的是想倒退复古，恢复儒家所主张的奴隶制度。 秦始皇一登位，便画临着一场与以吕不韦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的严重斗争。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很自然地找到了韩非的法家思想作为反复辟的思想武器。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据记载，当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以后，曾经感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②拳始皇在亲政后的第二年，根据韩非“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③的原则，实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④的政策，罢了吕不韦的官。不韦罢官后，死不改悔，继续与六国旧贵族秘密串连，阴谋发动叛乱。事发后，于公元前二三五年畏自杀。昌不韦这股势力的消灭，标志着案国地主阶级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周。此后只过了十几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就统…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巨人胜利，也是法家思想的巨大胜利。它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奴隶社会而进入了封建社会。 “焚书坑儒”的起因，是关于究竟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 ①《日氏春秋》卷二十一、于九 ②《史记·老子非列传》 ③《韩非子·有度》 ④《韩非子·显学》 ·11· ==========第19页========== 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的论战。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在这个事件中，代表贵族奴隶主利益的是那批坚持孔学的儒生。 在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国奴隶主贵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力量已经基本上垮台了。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还具有相当大的力量。根据历史记载：在朝廷中的博士七十人中，有不少人是儒者；在地方上的，著名的儒者就有孔鲋、张耳、陈余等人。这些人中的有 一部分，对新制度极端不满，挑起了秦朝向何处去的新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首先跳出来的是丞相王绾。他站在贵族奴隶主的立场上，建议恢复分封制。廷尉李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开倒车，指出如果恢复分封制，诸侯“相攻击如仇雠”①，必然会恢复到过去奴隶社会的分裂和混战局面。茶始皇总结了秦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赞同了李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坚决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②，由中央派出官吏进行统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但是，被推翻的阶级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奴隶主通过秦王朝政权机构中的代理人，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公元前二一三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跳出来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③，明目张胆地鼓吹复擗殷周时代的奴隶制。于是，重又在朝廷上掀起了…场新的大辩论。 在这场论争中，李斯坚决驳斥了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强 ①②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12・ ==========第20页========== 调“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袅”①，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他还指出：“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②，这是在制造复辟的舆论，应当实行镇压。他指出儒家以“私学”相标榜，“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③，这样下去，势必会威胁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不准“道古以害今”，“别黑白而定一尊”④。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即将全部覆灭的情况下，进行了垂死的挣扎活动。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竭力诽谤“法治”是“乐以刑杀为威”，攻击中央集权是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⑤，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对这些从事奴隶制复辟活动的反动儒生实行了镇压，在咸阳“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 国家机器从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焚书坑儒”是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当时新建立的政权所必须采取的专政措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早在秦孝公当政的时候，商鞅为了巩固变法的成果，就曾提出过“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法家韩非在同儒家的辩论中，更提出了“散其党”⑦的主张。但是，秦始皇以前的历代国君，由于当时斗争的重点在于政治、经济领域，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不如秦始皇时候那样地尖锐、突 ①@③④⑤《史记·秦始皇本纪》同.《韩非子·和氏》 ⑦《韩非子·诡使》 ·18· ==========第21页========== 出，因此，没有对儒家思想从法律上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案始皇的实行“焚书坑儒”政策，是在总结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经验后，才逐步认识到了“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①的道理。 由上可知，“焚书坑儒”事件的爆发，并不是由于茶始是的天性“残暴”，而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秦始皇“好文过于余主”，并不是“必以文学为戮”。在茶朝的七十个博士中，单是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有八人米曾被坑，其中有的人虽持有不同的政见，但由于没有在背后摘阴谋活动，照样可以“优游论箸”②。 但是，那些顽固坚持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儒生与一般儒生不同，他们在地下刮阴风、点阴火，对新的封建政权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是儒生中的极右分子。如果不对他们实行严厉的镇压，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国家政权，从而引起整个中国向奴隶社会的大倒退。因此，“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贵族奴隶主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大都对这个革命行动采取了欢呼的态度。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③明代的儒家叛逆者李贽歌颂秦始皇是“千古一帝”④。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则直率地认为秦始皇“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府”，“不安诛-·吏”；如果秦朝继任者得人，“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⑤。而历代的反 ①②1章太炎：《秦献记》 ③李白：诗《素王扫六合》 ④李贽：《藏书·卷二目录 ⑤流太炎：《秦政记》 ・14 ==========第22页========== 动派，直到刘少奇、林彪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代理人，都是咒骂秦始皇和吹捧儒家的。历史的事实说明了如何评价秦始皇、如何评价孔子，始终是思想领域中一场长期的阶级斗争。 三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蚊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地主阶级统治者从尊法反儒转化为尊儒反法，是同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地主阶级从革命者变成反动派、从先进者变成落后者的历史转变过程相适应的。 秦王朝是历史上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王朝。但秦始皇逝世以后，由于赵高复辟奴隶制的罪恶行径，激化了它同农民的阶级矛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后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历史前进，显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这种情况，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指出的：“咎在人怨，非那邑之制失也。”汉王朝在建立的过程中，也曾经继续发生过究竟是坚持前进的封建制还是倒退回落后的奴隶制的争论。郦食其就曾经劝刘邦实行分封制，甚至连分封诸侯的印也都刻好了。但在张良的劝阻下，刘邦终于醒悟过来，认识了 ·16· ==========第23页==========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气愤地骂郦食其说：“竖儒，儿几败而公事！”① 秦朝的制度为汉朝所继承下来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吴楚七国之乱被镇压下去了，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过去了，一开始就存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这时的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失去了当年作为 一个进步阶级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性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虚伪的保守的劝人安分守己的儒家思想，比起直率地宣传地主阶级专政、提倡变革的法家思想来，要更有利于封建统治。到了汉元帝的时候，进一步实现了董仲舒所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从此，经过改造了的儒家学说转而为地主阶级新主子服务，孔学成了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综观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擗的斗争，可以看到，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其间充满着流血和牺牲，还可能出现暂时的倒退和局部的复辟。但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新的社会制度终究要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秦始皇虽然早已死了，但他的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唐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说：“继汉面帝者，虽百代可知也。”②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指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③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今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正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 ①《史记·留候世家》 ②柳宗元：《封建论》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皂》 ·16· ==========第24页========== 革命和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同样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个真理。秦始皇尽管遭到古今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林彪之流的漫骂，但自有其历史的功绩。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法家思想的彻底的有成效的实践者，是建立和维护中国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斯) 17・ ==========第25页========== 论尊儒反法 石 仑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国历史上，历来就存在尊儒反法同尊法反儒两种对立的观点和派别。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尊儒反法思潮的影响，儒法斗年的本质经常被颠倒和掩盖了。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弄清楚儒法斗争的阶级本质，对于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孔子是坚持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顽固派 儒家的主要代表是孔子。尊儒也就是尊孔，歪曲孔子的阶级性，抹悠孔子思想的阶级内容，是尊儒反法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都有自已的阶级立场，任：何思想家都只能是一定阶级的代首人，而不可能站在补么超阶级的立场，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种斗争反映在上层建筑 ·18… ==========第26页========== 领域中，就成为政治史利和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孔了生活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激烈大变动的春秋末年，旧的奴隶制度在无数次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正趋于崩溃，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度已经出现，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成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新叫社会的大变动中，孔子坚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成了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他把生产关系的大变革说成是“天下无道”①，坚决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任何改革措施。他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②，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旧制度办事。他公开宜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③，谁使用我，我就要恢复周朝奴隶制的那一套。 孔子思想的核心一“仁”，最鲜明地反映了他的奴隶主贵族本位的立场。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孔子所鼓吹的“仁”，深深地打上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烙印，想抹也是抹不掉的。“仁”的概念在奴隶社会早就存在了，本是奴隶主贵族的观念形态。*奴隶社会的统治者认为，只有奴隶主是讲“仁”的， *在：孔子以前的不少反映奴隶社会阶级关系的典籍中，都有关丁“仁”的记载。《尚书·金滕》：“予若考”（仁爱而又顺从祖乐），这到的仁”是指奴淇主贵族间的相互关系。《诗·郑风》：“洵美且仁”（有真正的美，义行真止的仁爱)，这个“二”也是指的奴隶主贵族间的相行关系。《左传》中关于“：”的记载史多，例：“亲仁二善邻”（相亲相爱，又能处阻好与邻邦的关系)；：以接事”（以仁爱的原则办事）；“参和为：”（利们睦共事就是仁)，等等，这些材料都说明，“仁”是用米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准则。此外，《同诉》也有不少关于“”的记载。 ①《论语·季氏》 ②《论语·尧日》 ③《论语·阳货》 ·19· ==========第27页========== 奴隶们应该归向“有仁”的奴隶主孔子说的“仁”就是“爱人”①，但决不是爱一切人，更不是爱奴隶，而仅仅是爱奴隶主费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占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那种抽象的所谓“爱人”，正好表现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在奴隶社会中，所谓“君子勤礼，小人尽力”②，“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③，也就是说，奴隶主贵族是从事统治的，小人则应老老实实地忍受剥削和压迫。可见，孔子所说的“仁”，完全是奴隶主阶级的观念。 “仁”的具体阶级内容，集中地反映在“复礼”上。孔子反复地强调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④。什么是孔子所维护的“礼”？它是奴隶主贵族用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⑤的统治工具。对于奴隶来说，“礼，所以整民也”⑥，完全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奴隶主贵族是非常重视这种“礼”的，他们把“礼”视为“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⑦，谁敢于“无礼”，就要被镇压，直到被杀掉。总之，“礼”是区分奴隶主和奴隶的贵贱尊卑、确保奴隶主贵族所有权的典章制度，而孔子所说的“礼治”，就是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那时，封建生产关系开始逐步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礼崩乐坏”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是，孔子这个顽固派却死死 ① 《论语·颜渊》 ② 《左传·鲁成公{二三年》 ③ 《国语·鲁语上》 ④ 《论语·颜渊》 ⑤ 《左传·鲁隐公十.年》 ⑥《左传·鲁庄公二{三年》 ⑦《左传·鲁昭公二五年》 ・20 ==========第28页========== 抱住“礼治”不放，念念不忘“复礼”。他以“好礼”、“爱礼”著称，口口声声“非礼勿视，非礼例听，非礼勿音，非礼勿动”①。在他看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②，“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③原来，孔子提倡“复礼”，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级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犯上作乱”。只要做到这一点，就算达到了“仁”的境界。这一切说明，孔子的思想体系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目的是为了开倒车，恢复西周奴隶制全盛时代的政治制度，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残局。 法家和儒家是两个对立的学派 尊儒反法思潮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抹悠儒法的对立斗争，把法家说成是儒家的继承者，把“法治”说成是“礼治”的发展，抹悠和颠倒思想领域内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阶级界限。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种思潮，任何一个学派，都根源于阶级斗争，都是一足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正如毛主上席所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即使同一学派，随着社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发展变化，也是不断地一分为二的。当然，历史上一个新的学派的兴起，往往是以先前的学派为思想材料的，但这是流，而不是源。考察法家同儒家的关系，同考絮任何学派的相互关系一样，必须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说明，而 ①《论语·颜渊》 ②《论语·了路》 ③《论语·雍也》 121* ==========第29页========== 决不能用续宗谱的方法来代替阶级分析，用师承关系来抹煞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法家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并且是在同儒家的激烈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还在春秋末年，随着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法家的先驱者就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儒家的“礼治”思想。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逐渐壮大，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明确提出了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政治主张，并且在魏国、楚国、秦国实行了变法。魏国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权，促进新兴地上阶级经济的发展楚国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明法审令”①，实行“法治”，改变奴隶社会的风俗习惯，并废除了一部分奴爽主贵族的特权，大力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这些说明，法家一开始就执行了同儒家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到了商鞅和孟子的时期，法家和儒家在革新与守旧、“法治”与“礼治”等问题上的对立更加尖锐了。商鞅的变法思想，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斗年中，对法家思的进 一步发展。孟子则是战国时代颂古非今派的主要代表，孟子的复古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反动学说的进一步发挥，是为奴隶主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的。 商鞅在实行变法前，曾经在变法还是“循礼”的问题上，同索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奴隶主贵族打起“厚占薄今”的旗号来反对变法，他门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临家 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2· ==========第30页========== 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①。商鞅针锋相对地提出“厚今薄古”的主张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②，国家制度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如果不及时变法，拘守旧礼，就一定要灭亡。商鞅认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③，反对古代的！制度是无可非议的，而拘守“礼治”则不值得赞美。这场大辩论，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尖锐斗争的反映。 商鞅变法，在经济，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都提出了一系列同儒家对立的变革措施。商鞅的“厂阡陌封疆”④、“变法修刑，内务耕稼”⑤的政策，逃一步破坏」了奴隶主费族的土地所有制，从法律上确认了地主阶级十地私有制，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同经济基础的变革相适应，商鞅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变法易俗”，取消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了以地区为单位的基层行政机构，以代棒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统治。在这个基础上，改造了同封建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国家机构，把秦国分为三十一县，由国王直接派官更治理，使秦国走上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道路。商鞅变法的实质，是用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扫清道路。 同商鞅等法家直接相对立的孟子，是一个“守旧术，不知世务”⑥的没落奴隶主阶级顽调派。孟子时期，级隶制政权已支离破碎，正在被新兴地主阶级一块一块地吃掉。没落奴隶主阶级为了挽救他们的灭顶之灾，对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孟子 ①②③④《史记·商开列传》 ⑤《史记·案本纪》 ⑥《盐铁论·论儒》 ·23· ==========第31页========== 的思想，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孟子公开反对取消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保存“世臣”、“世禄”制度。他咒驾法家是“民贼”，要求严厅镇压。孟子提出了一整套颂古非今的反动理论，否认封建制比奴隶制优越，认为什么都是古代好，“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①，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倒退到奴隶社会中去。他竭力用奴隶社会的“古之制”，对抗新兴地主阶级的“今之道”。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仁”的反动思想，提出了“仁政”的复古理论。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②他认为古代存在过一种人人都有“恒产”、“恒业”的“井田制”，这是“仁政”的理想境界。其实，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们哪来什么“恒产”？至于“恒业”，那就是永远当奴隶。所谓“井田制”，只是孟子对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理想化，其目的就是对抗法家“开阡陌封疆”的政策，以挽救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 在思想领域内，也出现了许多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他们给了孟子时期嚣张一时的儒家思想以重大打击。真是物极必反！荀子是儒家的叛逆者，他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属于法家的，并对儒家各个派别作了一定的批判。韩非则大大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用“法后王”反对儒家的“法先王”，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论证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必然性，系统地批判了“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③的儒家“显学”，批判了美化古代奴隶制的孟子的“仁政”思想，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 ①《孟子·离娄上》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韩非子·奸劫弑臣》 ·24 ==========第32页========== 理论基础。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根据法家的理论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并采取了包括统一文字、修筑驰道、废除分封制和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进步措施。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 “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 古往今来，一切尊，儒反法派都把“焚书坑儒”当作秦始皇和法家的一大罪状，充满了恐惧和仇恨。远的不说，近代从资产阶级买办学者胡适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无不人肆攻击“焚书坑儒”，胡说什么这是一场“大劫”。对这个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焚书坑儒”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儿百华来惴法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复辟和反复擗的斗争。 儒家原来对茶国是看不上眼的。春秋的时期的茶国，还被看作“夷翟”之邦，儒家势力在秦国是比较薄弱的。“孔子西行不到秦”①。这位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忠实代言人，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为挽救腐朽的奴隶主：专政而奔走呼号，但恰恰就是忽略了以后统一中国的秦国，真是悔之莫及矣！直到节子入茶时，还说秦国“无儒”②。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儒家开始进入秦国。特别是在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 ①韩愈：《石鼓歌》 ②《荀子·强国》 25 ==========第33页========== 招徕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生，编了-一部《门氏春秋》，打着“杂家”招牌，人肆宣扬儒家思想，企图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世界观来改造即将建成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从此，失去了原有靠山山的儒生源源涌入秦国。素王朝建立之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这样，儒家势力就在秦王朝内部迅速膨胀起来了。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荣统一中国后，新兴的地主阶级虽然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儒家为代表的旧势力还十分顽强，并利用他们霸占的这个世袭领地，大量制造反书命复擗舆论，企图颠覆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场斗争，即表现为法家与儒家的大论战。论战的中心，是坚特地主阶级专政，还是复辟奴隶主专政；是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这是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国家政权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诸侯各自为政，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秦始皇统…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统”①，结束了全国的分裂状态。但是，被推翻的奴隶主贵族坚决反对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他们的政治代表丞相王绾就曾建议恢复分封制。法家著名代表李斯驳斥了这种开倒车的反动主张，指出只有那县制才是巩固封建王朝的“安宁之术”②，如果恢复分封制，就必然要重新导致诸侯“相攻击如仇雠”③的分裂和混战局面。秦始坚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天下共指战斗不休，以有侯王”④，分封制是 ①②③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26・ ==========第34页========== 分裂和内战的根源，坚决否定了分封制，坚持了郡县制。 但是，奴隶主贵族不甘罢休，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秦始皇三十四年，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坚持孔学的一派儒生叫嚣：“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①，要求复擗殷周的分封制。李斯在一系列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是对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严重威胁。他严厉驳斥了“师古”的主张，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三代之事，何足法也？”②他还进一步指出：“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③鉴于儒家打着“私学”的幌子，结成死党，在街头巷尾造谣生事，因此李斯提出了“焚书”和禁止“私学”的建议，要求剥夺儒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权。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使天下无以古非今”④。这就是所谓“焚书”事件。 禁止儒家“私学”，实行“焚书”，是对坚持孔子思想的一派儒生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他们仍没有停止复辟活动。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竭力诽谤“法治”是“专任狱吏”⑤，攻击中央集权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⑤，咒骂秦始皇勤于政事是“贪于权势”⑦，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就追使秦始皇对这些“诵法孔子”®的儒生采取了进一步的镇压措施，亲自选择了“以古非今”情节最严重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把他们“坑之咸阳”。这就是所谓“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事件，是地主阶级在政治思想上对奴隶主阶级 ①②⑤⑥⑦⑧《史记·茶始皇本纪 ③④《史记·李斯列传》 27・ ==========第35页========== 的专政。在此以前，商鞅为了巩固变法的成果，就曾提出过“燔诗书而明法令”①的主张。以后，有一些关于周代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古代文献，各国“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②，也被烧掉了。但是，秦始皇以前的国王，都未能象李斯那样了解儒家反动思想的危害性，没有采取坚决镇压的有效措施。可见，新兴地主阶级实行“焚书坑儒”的措施，是总结了秦土朝建立前后政治思想领域内两个阶级的斗争的经验才逐步认识到的。 “焚书坑儒”事件的爆发，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那些顽固坚持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儒生，对新的封建政权采取了对抗的态度。如果不坚决打击企图复辟的儒家，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国家政权。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华德焚书异同论)秦始皇所坑的，只是儒生巾少数复擗党，同时，书也没有烧光。然而，“焚书坑儒”这个镇压奴隶主复辩的革命行动，到了一于八百多后的明刨，还“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③。如果历史上的一次革命行动，能够在儿百儿千年后还使那些反革命死硬派胆战心惊，岂不令人痛快，岂不是一件大好事！须知，阶级斗争从来是不讲什么仁慈的。倘若让儒家的复辟阴谋得逞，奴隶主卷土重来，他们对法家的镇压，将会比“焚书坑儒”不知残酷多少倍。吴起被乱箭射死，还灭了族；商鞅车裂，全家被杀。这样血淋淋的阶级报复，为什么偏偏听而 ①《韩非子·和氏》 ②《茄子·万章下》 ③李贽：《藏书·秦始皇帝》 28・ ==========第36页========== 不闻、视而不见呢？ 秦始皇“焚书坑儒”，击波了儒家的复擗活动，坚持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在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这一点，连封建时代的进步思想家也看到了。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就鲜明地肯定了法家的进步性，肯定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认为历史不能倒退，奴隶社会的旧制度不能复辟。他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秦始皇死了，秦的制度却存在着。明代王夫之也指出：“那县之制垂二千年，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能然哉？”①郡县制施行了将近 二千而不能改变，如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难道能够这样长期作在东香吗？当然，封建割据势力总是力图恢复或部分实行分封制的，但其结果龙不造成了分裂和混乱，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证明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法家问儒家关于邢县制分封制的斗年表明，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尽管道路是曲折的，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倒退、局部的复胖，但它终究会取得胜利的，在更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它以前，谁也没有力量把它消火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尊儒反法思潮说明了什么？ 法家为建立地主阶级政权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它自己却经常处于被排斥被咒骂的地位这是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①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 ·29· ==========第37页==========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也有类似情况。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是为法国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但后来资产阶级中许多人都骂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残暴”、“恐怖”。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汉袭秦制”。秦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都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他们实际上都是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容，可是又都要打出尊儒反法的旗号，痛骂法家，吹捧孔孟。汉武帝时，封建王朝虽然根据董仲舒的意见，正式宣布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还是“以法制驭下”。当汉元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向他的父亲汉宣帝建议“宜用儒生”，汉宣帝就骂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① 封建统治阶级打出尊儒反法的旗号来代替尊法反儒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法家主要是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汉代以后，经过吴楚七国之乱，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过去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日益加深。陈胜、吴广起义显示了农民的力量，使地主阶级深为震撼。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不再是一个上升的进步的阶级了。它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是进行社会变革，而是全面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主张变革的法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地主阶级政治的需要，而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却同日趋没落的地主阶级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通之处。更重要的是，法家比较暴露，赤棵棵地主张地主阶级专政，阶级面目很鲜明，而儒家比较虚伪，更利于地主阶级进行 ①《汉书·元帝纪》 ·80 ==========第38页========== 思想上的欺骗宣传。儒家那套反对任何社会变革，劝人安分守己的反动哲学，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作辩护。就这样，地主阶级打起了尊儒反法的旗帜，转而采用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 但是，地主阶级内部尊儒反法与尊法反儒的斗争也并没有结束。自汉武帝以后，日益没落的封建阶级的思想代表，如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曾国藩等，都是尊儒反法的。而地主阶级中主张搞一些革新的人物，如曹操、柳宗元、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等人，却是肯定法家，肯定秦始皇的。曹操为了消灭东汉末年封建军阀割据造成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曾积极主张实行“法治”。他崇尚刑名，立法很严，公开宣称：“吾在军中持法是也”①。王安石为了实行变法，也吸收了法家的变革思想。他强调指出：“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②李贽赞扬秦始皇完成了全国的统·，是“千古一帝”③。所有这些，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守旧和革新的斗争的反映。 在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用革命的实践打击了尊孔思想，锨起了一个声势浩人的反孔运动。洪秀全砸掉了孔子的牌位，把孔子列为“妖魔”之一，说“孔丘教人之书多错”④。这个革命行动，吓得地主阶级的反动头子曾国藩恐惧万状，惊呼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干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⑤。这 ①曹操：《遗令》 ②王安石：诗《商鞅》 ③李贽：《藏书·卷二目录 ④《太平天日》 ⑤曾国藩：《讨粤匪傲》 81 ==========第39页========== 场反孔和尊孔的激烈斗争，是革命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斗争的反映。 肯儒反法问题对于资产阶级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驳斥康有为攻击法家“焚书坑儒”的谬论时，指出清朝统治者“尊事孔子，奉行儒术”，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①。他宣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②，并为法家辩护说：“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③他在不少论文中肯定了法家，肯定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指出“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④。但是，随者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章太炎的思想也明显地倒退了，最后走上了“尊孔读经”约道路。至胡适，由子他所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早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个尊儒反法派。胡适吹捧孔子是“气象阔大的人物”⑤，说他栖栖皇皇到处奔走，是为了使天下由“无道变成有道”⑥，并大肆攻击法家“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⑦，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效劳。 历史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彻底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光辉著作，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反动的孔学。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半封建的文化是要打倒的反动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札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 ①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②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③章太炎：《棺书·商鞅》 ④章太炎：《秦献记》 ⑤⑥⑦胡适：《国哲学史大纲》，卷上82 ==========第40页========== 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毛主席又深刻地指出：“现在的杜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写下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一系列的讨孔檄文，打击了形形色色的草孔派。他针对攻击“焚书坑儒”的反动观点指出：“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华德焚书异可论》)，揭露了尊儒反法思潮的反动实质。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共分子陈伯达之流就把孔子吹捧成“宇宙间之伟人”①，叫嚣要继承孔孟的“可贵历史传统”②，安图阻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建国以后，他们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尊儒反法思潮。叛徒刘少奇曾亲自到曲阜向孔子“朝圣”，并再次抛出贩卖孔孟之道的黑《修养》，直接导演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尊孔丑刷。卖国贼林彪也吹捧孔子，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公然标榜要学朱熹的“待人”哲学。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特别是最近儿年以来，发表了-·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大肆鼓吹尊儒反法思潮，竭力吹捧儒家，诋毁法家，攻击秦始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热衷于吹捧孔子这个古代反动派，目的是为了支持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现代中国的孔子。他们企图从古代反动派那里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请出历史的亡灵来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和颠覆阴谋服务。 ① 陈伯达：《原意志》 ②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第41页========== 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深入开展这场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助于我们识别那些犒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怎样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一期，《红旗》杂志-九七三年第十期转载时略有改动) ==========第42页========== 孔丘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 康 立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类机会主义头子，都是一小撮政治骗子。如果我们穷根究底的话，在中国，他们的祝师爷应该推孔老 二。研究孔老二这个历史上的骗子，有助我们进一步识别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 大凡政治骗子，总有一套骗术。他们在骗人时都道貌岸然，信誓旦旦，装得…本正经。孔丘和儒家之徒，明明是一批说假话的专家，但是在嘴上挂着的，或者在公开文书中写着的，'总是一个“信”字。一部《论语》中，讲到“信”的地方有三十八处之多，什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①，什么“民无信不立”②，说来说去，无非是表示他们的说话是算数的。有一次，孔丘由于经常言行不一而遭到了他的学生们的怀疑，他竟当着许多人的面，捶胸顿足，发誓赌咒地说：“你们这些小子，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我对你们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 人。”③其实，孔丘此人，历来是极不老实的。他公F宣称：做父 ①《论语·为政》 ② 《论语·颜渊》 ③《论语・述而 ·85 ==========第43页========== 亲的偷了羊，做儿了的应当替他隐瞒。反之，儿子犯了罪，父亲也应当替他隐瞒。这就是真正的“正直”①。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的逻辑吗？ 孔丘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把说假话，耍两面派，看作是做人的诀窍。他的学生中有个叫子贡的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可算“士”？孔丘回答：只有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忠臣、孝子才可称为“士”。至“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说到做到，那只不过是卑溅ⅷ又固执的“小人”罢了，根本不配当没落奴求主阶级的谋臣②。总之，不骗人，就成不了“君子”，当不了野心家。他还公开鼓吹同党内部也要相互欺骗，说：“可以同他一起求学的人，未必能和他走同一条道路；能和他走同一条路的人，未必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的人，未必能让他知道内情，参与机谋。”③孔丘认为，即使是同党也不能信任，必须各肖心怀鬼胎，尔虞我诈。深得孔门心传的孟轲，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政治骗术，厚颜无耻地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④。这就是说，凡是开历史倒车的“大人物”，说话不一定要兑现，行动不一定要做到。这是赤棵棵地提得骗子哲学。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对这套骗术揣摩备至，心领神会。他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收辑在精心编纂的《四书集句》内，奉为至宝，并且宣扬：“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由此可见，这伙政治骗子是依靠说谎混日子的。他们不说谎，就一天也混不下去。 在当时，奴隶起义的领袖跖曾经当面斥责孔丘是“巧伪人”。 ①②《论语·子路) ③ 《论语·子罕》 ④《孟子·离娄》 ·8B ==========第44页========== “巧伪人”者，政治骗子之别名也。这种“巧伪”的特点，是由孔丘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孔丘是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死硬派，一生鼓吹的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他所玩弄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骗术，归根到底，是服从于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孔丘要搞复擗，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不得人心的。他周游列国，到处受逐，活象一条丧家之犬，只能靠政治欺骗混日子。但既要骗人，就雅免不露出马脚。因此，他经常言行相违，处于不能自圆其说的窘境。鲁昭公娶了同姓的吴女做妻子，按照儒家的学说是不符合“礼”规定的。但孔丘为了庇护国君的声誉以维持奴隶制的统治秩序，硬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强词夺理地说鲁昭公是知“礼”的君子①。理由呢？“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明明是违犯了“礼”，却偏要说成是合丁“礼”，还要说这样做的本身就是“礼”的组成部分。所谓“礼”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很可以一月了然的。 在孔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而派形象。他表而上说什么“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怕没有宫做，就怕不懂得“礼”，不能自立于世)②，又说是什么“君子忧道不忧贫”③，装得十分清高；实际上三个月没有官做，便急得不得了，发牢骚说：“我又不是葫芦，怎么能挂起来光图好看而不能吃的呢？”④他口口声声说什么“君子”“群而不党”⑤。事实上，他培植和训练了一批死党， ①《论语·述而》 ②《论语·甲仁》 ③⑤《论语·卫灵公》 ④《论语·阳货》 *37· ==========第45页========== 形成了一个以复辟奴隶制为宗旨的小集团，对于这个集团里的人，稍不合己意，就立刻满脸杀气地叫嚣：“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①。孔丘口头上唱的是“仁者爱人”的高调，说什么“为政，焉用杀”②；可是，他上台不到七天，就把主张革新的另外一个党派的代表人物少正卯给杀掉了。鲁迅对于孔丘和孔丘之徒的这种两面派行为曾辛辣地指出：“‘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了。”(《病后杂谈) 孔丘不仅在政治上善于耍弄两面派手法，生活上也是一个极端虚伪而又无耻的家伙。孔丘不是强调父母死了必须居丧三年的吗？但当他的老娘死掉以后，自已身上还在披麻带孝，一听到季氏家举行宴会，立刻急急忙忙赶去赴宴，结果被季家的执事阳虎赶了出去，说：“我们老爷请的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没有你小子的份儿！”③一顿臭骂给轰出门去。孔丘不是强调什么“男女 七岁不同席”的吗？可是他到卫国以后，由于求官心切，却偷偷走后门见了卫国国君的夫人南子，一进门就赶忙俯伏在地，连大气也不敢出，这副丑态见了实在叫人难受，连他的学生子路也对他老大不高兴。当时孔丘只能象江湖上卖膏药的那样对天发誓：“我如果有不正之心，雷轰电劈”④。孔丘在口头上不是讲什 ① 《论语·先进》 ②《论语·颜渊》 ③《史记·孔子世家 ④《论语·雍也》 38・ ==========第46页========== 么“富月贵，于我如浮云”①，“君子谋道不谋食”②的吗？可是他在担任鲁国司寇的时候，年俸高达六万斗粟。衣、食、住、行，都 十分讲究。论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盘子里的肉片要切得薄薄的。论穿，黑色的衣服要配紫羔皮，白色的衣服配麂皮，黄色的衣服配狐皮，过的完全是奴隶主费族的糜烂生活。明代的李卓吾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生活这么篆华，说“圣人”不要富贵是骗人的。章太炎也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这是很能刻画出孔丘的伪君子的残忍而又阴险的嘴脸来的。事隔两千多年，孔老二的信徒林彪也学得了这一套。林彪和他的死党相互吹捧什么“温文、篆放、理智”，实际上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林彪所信奉的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他的内心世界，和孔丘一样，是极其肮脏丑恶的。 孔丘是政治骗子。儒家之徒在反动孔学的熏陶下，学得了 一身虚伪而又阴险的好本领，都是一小撮政治骗子。 西汉初年，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是法家的政策。汉高祖不信儒。文帝、景帝实际上信奉的都是法家的一套。汉武帝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有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③这实际上就是批评汉武帝尊儒反法，做得不对。其实，汉武帝对法家倒是并不嫉视的，他所任用的官吏如桑弘羊等，大都是奉行法家主张的。这种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卫灵公》 ③《史记·汲郑列传》 89・ ==========第47页========== 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①。 信奉孔孟之道的儒生当大官的越多，官场风气也就越虚伪腐败。汉宣帝时有个儒生叫陈万年的，就极善于奉承拍马，讨得了丞相丙吉的欢心，做到了御史大夫的高官。他生病的时候，要他的儿子陈咸在床边听他的训话，絮絮叨叨地一直讲到半夜。陈咸越听越烦，越听越倦，最后不禁打起瞌睡来了，一头撞着屏风，头上起了个疙痞。这一下，陈万年恼火极了，要举起棍子打他，说：“老子苦心教训称，你反而打膝睡，不听我的话，是何道理？”陈咸回答说：“大人说的，儿子都听明白了，不过是教我如何奉承拍马罢了。”②这几句话，倒是颇为淋漓尽致地说破了所渭儒生、儒吏们的真面目。 在西汉的统治者中，真正信奉儒家学说的是汉元帝。他当太子的时候，一再劝他的父亲汉宣帝要任用儒生，结果挨了汉宣帝的一顿批评，汉宣帝叹气说：“乱我家者，太子也！”③事实也确如汉宣帝所说的那样，元帝是个既愚鑫而又死要面子的皇帝。他的老师肖望之是个有名的儒学大师，元帝对他推崇备至，十分信任。但当时宦官弘恭、石显与肖望之有矛盾，奏告元帝说：肖望之“为臣不忠”，应当“召致廷尉”。“召致廷尉”是进监狱的别称，元帝根本不懂得这层意思，却不懂装懂，稀里糊涂地批准了这道奏章。后来汉元帝发现肖望之进了监狱，不禁大吃一惊。要宣布肖望之无罪吧，等于承认自己无故处罚老师的罪名，面子上下不来。特别是弘恭、石显两个人，提出了儒家的为尊者讳耻的原 ①《汉书·元帝纪》 ②《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③《汉书·元帝纪》 40・ ==========第48页========== 则，竭力反对肖望之官复原职。汉元帝只得打肿脸充胖子，将错就错，索性把肖望之撤职罢宫。后米，元帝一面说要尊师重道，下诏说：“之将兴，尊师而重傅”①，准备任用肖望之为宰相，一面却又听信弘恭、石显的主意，把肖望之又一次关进监狱。肖望之老泪纵横，仰天长叹，服毒自杀了。汉元帝得知后，哭了一场，骂弘恭、石症说：“果然杀吾贤傅！”②其实，汉元帝有什么好埋怨的呢？凶手就是他白己，就是他所信奉的孔孟之道。肖望之死得也是活该，谁叫他用儒家的理论来培养与熏陶汉元帝的呢？结果呢，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汉元帝用肖望之教他的这套孔学来对待背望之，肖望之就受不住了，只得到阴间去找“孔圣人”诉冤去了。 西汉的政治以汉元帝为转折点，此后一直走下坡路。《汉书》的作者班固评论汉元帝说：“少而好儒，及即位，征刷儒生，委之以政，贡（禹）、()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宜之业衰焉”③。这话是有道理的。凡是尊奉儒家的，总是讲究繁文绯节，搞形式主义的一套汉宜帝是不信儒的，他驾儒家之徒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占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④元一反其帝的行事，尊儒反法，结果汉朝的政治越搞越糟，元、成、哀、平四朝，-一代不如一代。尊儒的结果，是西汉的灭亡。 在东汉，山丁封建统治者继续提倡孔学，尊儒反法，读经成了升宫发财的捷径，知识分子中的风尚极其虚伪、腐败。当时有个儒生叫许武的，在他自已被举为孝廉后，和两个兄弟串通，演 ①③④《汉书·元帝纪》 ②《汉书·肖望之传》 ·41· ==========第49页========== 出了假分家的丑剧，要他的两个弟弟假装“让产”，使他们获取美名，地得被举为孝廉。最后，许武又大会宾客，宣布自己为使两弟成名而有意蒙受贪财的恶名的苦心，从而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名声。《今古奇观》有一则《三孝廉让产得高名》的故事，就是根据这桩事实铺陈叙说而来的。从这桩被地主阶级引为美谈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所谓儒生，是一群自欺欺人的政治骗子，为了向上爬，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又如赵宣葬父母，在墓道中居住达 二十多年之久，名震遐迩，成为轰动一时的大孝子。朝廷屡次请他出来做官，他却坚持在幕道中宁孝，孝名愈来愈大。后来 一查，他在墓道中连续生了五个儿子，这…下骗局方才被揭穿。鲁迅说得好：“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汉代的劳动人民，对儒生这种虚伪无耻的行为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当时有首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茅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人民群众的眼中，以清流自居的儒生却是浊如泥的。其实，就是地主阶级内部的进步思想家，也瞧不惯儒家之徒这种虚伪无耻、掩耳盗铃的欺世行径。在西汉，法家桑弘羊批判儒生是“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在东汉，王充针对汉代的社会风尚指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王符在《潜夫论》中批评汉代儒者是“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两面派、政治骗子。到了汉朝末年，信奉法家的曹操对这批虚伪无耻的儒土深恶痛绝，一再表示“吾欲整齐风俗”，对汉代儒生的歪风邪气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随着地主阶级的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 42・ ==========第50页========== 老虎，孔丘在思想界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米代，出现了以“伪学”著称的道学。程颜、程颠和朱熹等人把孔孟之道发展成为程朱理学，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特别是朱熹，他编纂了《四书集注》、《通鉴纲目》来对孔学进行发挥，影响极大，流毒甚广，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就是这个朱熹，由·于深得孔学真传，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伪君子。他为了泄私愤，对无告的官妓严刑拷打，阴谋搞政治陷害。他平时口口声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就用粗绳大索把孔丘塑像捆绑起来搬走，结果把孔丘的手脚也搞断了，闹得舆论哗然。他口口声声“百行孝为先”，但虐待老母，自己吃好米，给他的母亲吃发霉的米。其实，道学家都是一批寡廉鲜耻的伪君子、真小人，又岂仅是朱熹而已！元朝一建立，南宋的那批道学家纷纷卖身投靠，比谁都要积极。因此，元朝也是崇儒的，官方修的宋史就列了专门的章节来给宋代的道学家树碑立传。明代的李贽曾经辛辣地讽刺道学家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①李贽本人是从儒家营垒中杀出来的，对其中的黑幕了解得比较清楚，因此，他直率地指斥这批道学家的行为简直同猪狗一样。 孔丘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伪君子的虚伪行径，反映了没落阶级处于没落境地中所采取的垂死挣扎的手法。因此，历史上 一切没落阶级要搞复辟、开倒车，就都要尊孔学、学孔学，向孔丘这个政治骗子的祖师爷顶礼膜拜。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全盘继承了从孔孟到朱熹的骗人衣钵，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 ①李卓吾：《初潭巢》卷十一 ・48・ ==========第51页========== 毒手”的两面派、伪君子。他亲自编纂了《四书集句》，抄录背诵，身体力行。他述公然标榜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长期以来，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实际上却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抄录《三国演义》中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他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当成“虎穴”，只是勉强地暂时地“栖”一下，到一定时候就要搞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他的野心极大，不能“说破”，邸不能公开，不能见太阳，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同…小撮死党去阴谋策划。用什么方法能不被识破呢？就是“随机应变”，即随若形势的变化相应地进行不断的投机，以欺骗人民，欺骗党，用表面的伪装的“变”来“掩饰”他不变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本质。他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它集中地表现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但是，正毛主席所指出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已告终。”无论是孔丘还是林彪，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今天，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我们彻底批判孔丘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行为，可以增强我们识别林彪之流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能力，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转载时略有改动) ·4 ==========第52页========== 论商鞅的历史观 康立史钺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和儒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条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与此相适应，在思想上也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商鞅是第一个起来批判儒家反动历史观的法家代表。《阁君书》集中地反映了商鞅的进步历史观，奠定了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统治并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在激烈的社会大变动中，儒法两家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定阶级的历史观，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在二千多年前，孔老二鼓吹“信而好古”①，孟轲公开提出“法先王”，其目的是用复古倒退的历史观作为推行“克己复 ①《论语·述而》 ・45 ==========第53页========== 礼”的政治路线的理论根据。在秦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甘龙、杜挚就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反动历史观来反对商鞅的地主阶级变法运动①。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要实行变法，首先就必须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批孔运动，对儒家的反动历史观开展批判。否则，新的封建制度就无法建立，建立了也不会巩固。 秦国实行变法前，商鞅曾在秦孝公的面前，和甘龙、杜挚等人进行了-~场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他用新兴地主阶级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②的革新理论，批判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形而上学的不变论。儒家的历史观是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他们死抱住“礼治”不放，把周朝奴隶制描绘成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孔丘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认为历史发展到西周时代，已经达到了顶点，再也不需要发展、前进了。他哀叹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是“礼崩乐坏”，污蔑革命的火好形势是“天下无道”，主张开倒车，搞复擗。商鞅针对儒家认为历史永远不变的复古观点，用法家的进步历史观，对传说中的古代原始氏族社会和殷周的奴隶制社会不同的上层建筑作了比较，指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之中的。他把历史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认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矿尊官”③。总之，时代不同，政治制度也就应当不同。他在《画策》中，具体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最早是“昊英之世”，人民靠伐木狩猎生活。接下来是神农时期，“男耕而食，妇织而衣”，人们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神农氏以后，出现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 ①②《商君书·更法 ③《商君书·开塞》 ・46 ==========第54页========== 也就是说开始出现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现象。到黄帝时期，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建立了“君臣上下之义”，“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对内施行刑罚，对外使用武力。“刀锯”和“甲兵”，体现了国家对内对外的两种职能。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就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商鞅所说的“昊英之世”和“神农之世”，大体上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渔猎阶段（蒙昧期）和从事农业生产的阶段（野蛮期），那时候还没有阶级和国家。“黄帝”作为建立奴隶主国家必要性的象征，反映了氏族社会末期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产生，标志着从原始部落联盟阶段向建立奴隶主专政国家过渡的历史阶段。商鞅认为，国家是防“乱”产生的，“圣人”为了“防乱”，才制定了各种制度和规定，需要“立禁”、“立官”。最后为了统一设“官”，“故立君”①。这种国家起源说，虽然把“圣人”看作是历史的推动者，没有摆脱唯心史观的范畴，也没有正确解释国家的起源；但是，他从“昊英之世”、“神农之世”、“黄帝之世”的不同发展阶段，阐明了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而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这应当承认它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具有一定的贡献。商鞅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用历史发展观点来论述国家起源的思想家，他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认识到国家机器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这就有力地批判了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和“王权神授”的唯心史观，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西方，类似商鞅对社会历史各阶段和阶级社会起源的看法，要过了二干二百年以后方始出现，这就是十八世纪中叶出版 ①《商君书·开塞》 ·47 ==========第55页========== 的法国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历史观在世界思想史上地位的重要。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商鞅的历史观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政治实践从思想上开辟了道路。他阐明奴隶制国家产生的必然性，目的是为了证明它不是白古俱有、一成不变的：相反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①。时代不同了，统治方式也应该相应地发生变化，从面有力地论证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孟轲曾认为，春秋“五霸”是夏商周“三王”的罪人，当时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商鞅则认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从“三王”到“五霸”，是历史的进步®。他驳斥了儒家抬高“三王”，贬低“五霸”，直扬一代不如一代的反动历史观；明确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③，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是新的代替旧的，因此“法古”、“循礼”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他研究和总结了夏、商、周三代正反面的历史教训，认为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兴起，是因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而“股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④，因此，守旧复出是亡国之道正是基于对社会历史不变化近步的认识，商鞅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口号⑤，给了儒家反动的复古主义者以沉重打击。商鞅认为，政策法令要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⑥。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成为商鞅变法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商鞅在亲身参加推翻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革命实践中，不但 ①《商君书·开塞》 ②③④⑤⑥《商君书·更法》 48・ ==========第56页========== 看到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必然趋势，还朦胧地意识到正确的历观和思想路线对新兴地主阶级制定政策、保证变法胜利的重要性。他说：“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才能实行“必治之政”“行必听之令”，达到使“天下服从”①。因此，要确立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就必须对儒家的反动历史观进行批判。他认为“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②，只有那些庸人俗夫才会不讲法律制度而专去相信那些诡辩，不讲功利而去相信什么仁义③。商鞅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反动儒家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而儒家的诗书礼乐孝悌“独无益于治”④。他把儒家看作是虱，比作是寄生虫，认为按照儒家的那套反动说教去办，“敌至必削，不至必贫”⑤。因此，商鞅在变法时，采取了“燔诗书而明法令”的革命措施⑤，从思想政治上对儒家实行了专政。他还在批判儒家虚伪的“仁义”基础上，提出了“以刑去刑”、“以战去战”的光辉思想⑦：对内，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普遍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强化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对外，用进步的统-一战争去消灭反动奴隶主的诸侯割据战争，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专政。 儒法两种历史观的斗争，实质上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因此，商鞅进步的历史观被儒家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他在生前，遭到儒家甘龙、杜挚和赵良的疯狂围攻。在他死后，又遭到以孟轲为代表的反动儒家的谩骂和诬蔑。但是， ①②⑦《商君书·画策》 ③“释法度而任辩慧，退功力而进仁义”《商君书·慎法》 ④⑤《商君书·农战》 ⑥《韩非子·和氏》 49・ ==========第57页========== 先进思想不仪不因此而遭到抛杀；相反地，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日益显示出力量。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况和韩非在批判儒家复古谬论的斗争中捍卫！发展了商鞅的历史观。荀况严厉批判了孟轲“法先王”的胡言乱语，提出了“法后王，一制度”的进步理论①。韩非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历史观，把历史分成“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当今之世”，这种划分大体上符合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他认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②。如果历史发展了，还想倒退，这就成了守株待兔的蠢人。秦始皇正是在接受了商鞅、韩非等法家进步历史观的基础上，“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③，贯彻执行了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二 “卫鞅开阡陌，百代遵其制”④。商鞅的思想种政治路线，建立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观的基础上，反映了当时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合乎时代的潮流，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对商鞅和商鞅的进步历史观，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一切反动腐朽势力总是竭 ①《荀子·儒效》 ②《韩非子·五童》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一》 50 ==========第58页========== 力攻击商鞅及其法家思想，以致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曾经愤愤不平地指出：“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①。相反，进步的阶级或政治势力测继承了商鞅的法家思想，为商鞅进行辩护。如何评价商鞅，这是封建社会中儒法论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汉朝初年，随着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封建统治者逐步由尊法反儒转变为尊儒反法。大地主保守派及其思想代表董仲舒带头发起了对商鞅和秦始皇等法家的攻击。他咒骂秦始皇“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②；竭力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扬了一套完整的复古、倒退的历史观。相反，那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割据的政治家、思想家如贾谊、晁错、桑弘羊等，都肯定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的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攒扬商鞅变法。汉初儒法之间两种历史观的斗争，集中地反映在公元前八一年的盐铁会议上。会上，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和来自各郡国的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的儒法大辩论。贤良、文学从维护封建割据势力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立场出发，坚持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对吴起、韩非和汉代的法家们进行了系统的诽谤攻击，唾沫四溅地大骂：“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复”③。他们吹捧孔丘，领古非今，篡改历史，诬蔑现实。桑弘羊则尖锐地抨击了这种反动的历史观，高度评价了法家的历史功绩。他指出：“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歌颂商鞅“功如丘 ① 《棺书·商鞅》 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盐铁论·申韩》 ·51- ==========第59页========== 山，名传后世”①。 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之间关于商鞅的辩论，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汉朝地主阶级内部进步与倒退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贤良、文学坚持反动的历史观点，攻击商鞅和秦始皇，是为了反对和改变汉武帝的法家政策。他们毫不隐讳地说：“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②，认为汉武帝时代是“商鞅之册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③，疯狂地鼓吹倒退。桑弘羊揭穿了贤良、文学们“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汉武帝强中央集权、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外政策，给了贤良、文学以迎头痛击。从西汉到东汉，环绕着进步还是倒退，统·一还是分裂的政治斗争，始终与对商鞅及其历史观的评价相联系着。东汉的王充搬扬“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④。东汉末年的曹操在统 一中国北方的过程中，也认为“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⑤，坚持了商鞅要求前进、反对“尊古”的进步史观和法家政策。 对于商鞅和素始皇推行的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革命措施的评价，是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到了唐代，随着藩镇割据势力的扩张，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封建”制的争论重又突出起来了。藩镇割据势力的政治和思想代表，大肆宣扬倒退复古的反动历史观，咒骂废分封、行郡县的商鞅和秦始皇，大 ①③《盐铁论·非鞅》 ②《盐铁论·刑德》 ④《论衡·书解》 ⑤《曹操集·置屯田令》 52・ ==========第60页========== 肆鼓吹分裂、割据，掀起了一阵阵尊儒反法的逆流。就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以法家的进步历史观为武器，冲破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高度评价并肯定了从商鞅到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的进步意义。他在著名的《封建论》中，用法家的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讲起，论证了郡县制代棒“封建”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批判了儒家对三王五帝的迷信。他还用素至唐一千多年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圳郡县制比分封制更为优越，他充分肯定了实践商鞅、韩非法家思想的茶始皇是“公之大者”，犊扬“公天下之端门秦始”；同时，公开批判了董舒的复古理论“其言类淫巫警史，诳乱后代”，认为“受命不天，于其人”①。柳宗元从理论上有力地打击了为藩镇割据势力服务的复古思潮，对推行维护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 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随着封建制日益走下坡路，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越来越害怕社会变革，越来越求助于复古倒退的儒家反动历史观。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变法派则借助于法家进步的历史观作为思想武器，反对大地主顽固派。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死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历史观，拚命攻击王安石的新法“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②。司马光咒骂商鞅变法“尤称刻薄”、使“天下趋于诈力”③，攻击王安石变法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苏轼亦步亦趋，连续写了《商鞅论》、《论商君》，借骂商鞅攻击王安行，说什么“用 ① 《柳河乐集·贞符》 ② 《宋史记事本末·王正安石变法 ③ 《资治通鉴·卷二》 58・ ==========第61页========== 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家”，“灭国残民”①。王安石坚持法家的进步历史观，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高度赞扬商鞅不遵古法，不循旧礼的革新精神，作诗赞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还赞扬了汉唐的法家桑弘羊等“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惟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②；称赞柳宗元是“天下之奇材”，“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③。对商鞅的褒贬，清楚地划分了王安石和司马光推行的不同政治路线。 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封建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僵化，大地主阶级越加腐朽、反动，对商鞅的咒骂和攻击也越来越激烈。只有到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等人才起来翻了这个案，赞扬“商鞅行法而秦日富”，认为“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④，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恢复了历史的真相。章太炎还在《扈书·原变》中对人类和阶级社会的起源作出了较商鞅、柳宗元更进一步的解释。从商鞅到章太炎，虽然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但由于他们在历史上所处的进步地位，在当时对社会历史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条进步的认识路线，这是很值得我们在今天进行认真研究的。不能忘记，商鞅、韩非等法家是地主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思想代表。他们的历史观，是为了用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服务的。因此，他们同历史上一切进步的剥削阶级思想代 ①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商鞅论》 ②《宋史记事本来·王安1变法》 ③ 《临川川文集·读柳尔元传》 ④《訄书·商鞅》 ==========第62页========== 表一样，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他们不可能彻底批判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基本所史事实，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特别是不懂得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所以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在本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代表了无产阶级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进步的革命阶级，才能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为在地球上最后消灭…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 纵观巾国历史上儒法关于历史观的论争，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革命的进步的阶级才能具有比较正确的历史观，而反动、没落阶级的历史观则必定是倒退的，反动的，极端唯心主义的。毛主席在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时，针对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从孔丘到林彪，他们都是企图用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的反动派，用歌颂古代的反动派来为他们现行的反动行为辩护。林彪别有用心地把儒家的反动理论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只能暴露他们是同一伙的极端唯心主义者。他恶毒攻击法家，大骂法家是“罚家”，目的是为了发泄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刘少奇、林彪…类政治骗子，为了复辩资本主义，总是要用反动的历史观作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颂古非今的复擗派，其思想根源出自鼓吹倒退、反对变革的唯心史观。只有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起 ・55・ ==========第63页========== 来的无产阶级，才能自觉地认识历史规律，推动历史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深入批林批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作战：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56• ==========第64页==========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评《韩非子》 粱凌益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前二三三年）是战因末期反孔斗争中的一员猛将，也是先秦杰出的法家理论家。《帏非予》这部充满着强烈战斗∠气息的批孔文献，生动地记录了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的艰难战斗历程，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低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削明了建立统一的央巢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是集法家思想大成的茗：。我们要彻底地批判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要科学地分析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批判地总结法家批孔的历史经验，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一下《韩非子》，是有益处的。 韩非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时代。自春秋末期以来，在强大的奴求起义的推动下，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了 ・57・ ==========第65页========== 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到了战国初期和中叶，魏、楚、秦、韩、赵、齐等国已经普遍地出现过变法的高潮。如韩国，任用法家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①。在齐国，任用邹忌为相，骋请法家慎到为顾问，“谨修法律而督奸吏”，齐国大治②。但是，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从战国中期商鞅被害开始，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内，各国掌权的大都是程度不同地信奉儒家思想的奴隶主贵族。只有秦国，从秦昭王四十二年起，先后任用范雎、蔡泽，驱逐了穰侯魏冉，新兴的地主阶级才夺回了政权。但秦昭王死后不久，侣不书义窃取了政权，成为战国末期奴隶主和儒家的主要代表，直到秦始皇亲自掌握政权，才粉碎了他的复辟阴谋。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走了一个“之”字形，除了秦国外，其他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复辟斗争，成效甚少。 为什么地主阶级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却一直没有能够牢固地确立本阶级的统治？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奴隶制复辟呢？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战胜奴隶主阶级，必须对长期而激烈的复擗和反复辟斗争作出理论上的总结。《韩非子》的问世，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它标志着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上的成熟。如果说，李埋、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在从事变法的过程中，都各自从一个侧面实践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历史经验，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来不及从理论上制定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那末，到了战国末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搏斗进入了决战阶段。地主阶级面 ①《史记·韩世家》 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58・ ==========第66页========== 临着最后统一六国的形势，迫切要求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一条比较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同时，地主阶级在同奴隶主阶级的长期斗争中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总结这些经验，成了新兴地主阶级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当时，秦国的商鞅学派在秦昭王时代整理、发表了《商君书》。法家的杰出人物街况，也为地主阶级革命做了大量的奥论推备工作。但系统地总结地主阶级革命理论的历史任务，最后落到了苟况的学：生韩非肩上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当时的韩国，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货族之间，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战国初年，韩国曾进行过变法，但后来奴隶主贵族又重新上台，韩国开始由强转弱，并逐步成了奏国的附属国。韩国在当时七国中是最弱的，到韩非时已“事秦三十余年”，正象韩非所指出的，韩对于秦国“与郡县无异”①。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曾多次建议韩王推行法家政治路线，但由于韩国政权机构内奴隶主阶级代理人的阻挠利和反对，他的政治主张一直得不到采纳韩非在亲身参加韩国的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韩非子》一书中的主要作品，如《孤愤》、《说疑》、《五蠹》、《显学》、《忠孝》、《定法》等，都是在韩国写成的。韩国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当时全中国范围内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斗争。 韩非在建立他的法家学说时，也并没有停留在韩国一国的经验上。他从本国能法斗争的实际出发，考察了其他各国的政 ①《存韩 59・ ==========第67页========== 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状况，为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六国，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思想武器。战国时，齐、楚、魏、赵、燕都曾称霸一时。为仆么它们都只能崛起于一时，却又很快衰落下去，前原来落后的秦国却越战越强呢？韩非在总结了七国成败的经验教训后，得出一条“儒以文乱法”的深刻结论①。他把秦国和魏、赵、韩三国作了比较，指出：“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②魏、赵、韩三国，推行了儒家路线，造成“弱乱”；秦国实行“法治”，路线对头，所以能够强大。但秦国在当时为什么还“未帝”，也就是说，未能统一六国呢？原因还是在于“治未毕”，即法家路线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韩非还把秦国和楚国作了对比。楚国和秦都实行过变法，但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间很短，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后，变法也失败了。相反，商鞅在秦实行变法的时间久，对反动奴隶主贵族和儒家的打击比较有力，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⑨。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韩非当然不可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路线问题，但他在比较了各国对待变法的不同态度后，其体地说明了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执行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所造成的不同后果。他指出，魏国实行法治时，“强匡天下，威行四邻”，但后来“法慢”，没有认真实行法治，结果“国日削”。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推行法家路线，“人众兵强，辟地齐、燕”，等到赵武灵王死后，“国律慢”，“法治不严”，同样出现了“国日削”的困境。燕国在燕昭王时法家政治路 ① 《五靠》 ② 《外储说左上》 ③ 心和氏》 60・ ==========第68页========== 线一度占优势，“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但等到燕昭王去世，“奉法已亡”，很快“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①。不但关东六国如此，秦国也有同样的教训。韩非指出，秦孝公时，由于实行了商鞅变法，“主以尊安，国以富强”②，后来奴隶主贵族实行反攻倒算，魏冉当权，秦国就出现了“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的局面③。韩非从各国执行法家路线的不同情况中，得出了一个结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推行不同路线的效果如此清楚，而那些国君还不头行法治，那么亡国也不奇怪了。韩非还指出，战争的胜负不在国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关键在于是否实行“法治”，“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相反，如果“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④。 韩非在总结各国变法的经验教训中，还认识到，以往各国实行变法往往失败，不仪是因为奴隶主复辟派的破坏，还由于法家路线本身的不完善。他认为商鞅虽然对破坏变法的旧贵族实行了坚决镇压，但却没有一套防止奴隶主篡权的斗争策略和组织保证，即“无术以知奸”。因此，“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奴隶主复辟派一度篡夺了政权。他还指出，中不害虽然强调了“术”，但只是从组织上策略上作了防止奴隶主贵族篡权的努力，由于“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社会变革不彻底，对复辩派没有进行坚决镇压，往往“晋之故法未息，ⅷ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故新相反，前后相悖”， ①④《饰邪》 ② 《和氏》 ③ 《定法》 B1· ==========第69页========== 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同时并存，虽然“托万乘之劲韩，十 七年而不至于霸王”，成效不大。因此，他认为商鞅、申不害之法“皆未尽善”①。对于以主张“势”著称的慎到一派法家，韩非也有批评，认为单靠“势”是不行的，“势”必须和“法”结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②。总之，韩非对前期法家的各种不同思想派别作了具体分析，吸取其长处。韩非正是在亲身参加韩国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总结了战国时期整个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特别是总结了前期法家反儒斗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总结出一条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防止奴隶制复擗的思想政治路线。 二 在《韩非子》这部著作中，关于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警惕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篡夺政权的论述，占有突出的地位 韩非关于必须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从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辩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的。王充曾认为：“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③当时的韩国，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复辟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这种斗争，集中地表现为“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的阶级对立。所谓“智法之士”就是指法家；所谓“当涂之人”，也叫“重人”，是指在韩国窃据政权的奴隶主贵族。韩非在《孤愤》、《说难》、《说疑》中，对 ① 《定法》 ② 《难势》 ③ 《论衡·对作2 ·82 ==========第70页========== 韩国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的艰难困苦和复杂曲折，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他的《孤愤》篇，集中表达了法家对于篡权的奴隶主贵族的愤怒和批判。韩非控诉了当权的奴隶主贵族对法家人士采取公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使韩国的法家人士“不戮于史诛，必死于私剑”。正是这种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事实，使韩非认识到：“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①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这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是敌对阶级之间势不两立的生死搏斗。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在中国封建王刨的建立过程，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从蚁姒隶上贵族手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同样经历了长期的激烈斗年，遇到了奴隶主贵族的拚死反抗。韩非从魏、赵、韩等国变法失败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钻进政权机构中来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是实行奴隶主复辟的最危险的敌人，“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②。这是由战国未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决定的，当时各国都已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阶段，奴隶主贵族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来篡夺政权，成了他们复辟的主要途径。当他们窃取了部分权力后，就“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③，改变法家路线；一且时机成熟，就“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④，实现奴求制复辟。 ① 《孤愤》 ② 《备内》 ③《人主 ④ 《说疑》 ·68· ==========第71页========== 韩非特别指出识别与揭露奴隶主贵族的两面派手段的重要性。战国术期，在韩国等国掌权的奴隶主贵族都是阴险毒辣的政治骗子，他们“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其外小谨，以徵其善”①，表面上伪装老实，骨子里诡计多端。这些奴隶主贵族的“重人”，不仅有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要防止奴隶主贵族篡夺政权，就应该粉碎奴隶主复辟集团，清除其死党，即“作斗以散朋党”②，具体地说，就是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③，实行强有力的地主阶级专政。 韩非总练了法家前辈们从事变法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 一套“法”、“术”、“势”结合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所谓“法”，指的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必须大张旗鼓地宜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所谓“术”，指的是根据法家路线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手段。所谓“势”，就是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法”、“术”、“势”三者不可缺一，但其中最根本的是“法”。韩非强调“以法为本”④，这是因为“法”具体地体现了法家的政治路线。“术”和“势”的重要性，仅在于它们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韩非认为，如果把这三者结合起来运用，就能立起中央集权的粥主专制的封建国家，真正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⑤。这就是对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简明概括。为 ①《说凝》 ②《八经》 ③《主道》 ④《饰邪》 ⑤《扬权) *64… ==========第72页========== 了实行这条“法治”路线，韩非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分封制度和世袭制度，强调“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衢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士卒”①，不允许奴隶上费族在封色内搞独立王国，不允许他们拥行私人指挥的武装力量，坚持官吏和军队都必须地主阶级国家统一管理与指挥。 韩非的“法治”理论，作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当然包含着强调对劣动人民进行镇压的一，我们要批判地加以分析和鉴别。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绝人多数人对少数剥制若的专政。因此，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动员“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上资产阶级复辟。而即使处在上时期的剥削阶级，也不可能提出依靠人民群众防止复脐的措施，只是当他们的统治受到反动阶级复擗的威胁时，才需要利用人民样众的力量。《韩非子》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没有也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对奴隶主贽族的分裂、复辟阴谋来说，确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米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是以韩非的“法治”理论作为其思想武器的。 韩非对法家同“重人”的斗争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革命地主阶级的生气勃物的精神面貌。当时有个叫堂谿公的儒家之徒用吴起、商鞅惨遭杀害来威胁韩非，说“立法术，设度数”，必然也会“危于身而殆于躯”，要韩非“服礼辞让”，放弃斗争。韩非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实行法家路线，如果想 ① 《爱江》 65・ ==========第73页========== “避乎死亡之害”，那是“贪鄙之为”①。这里，韩非充分表现了进步阶级的毫不妥协的精神。他不但不“服礼”，不“辞让”，而且还指出：“礼繁者实心衰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接也”②。儒家鼓吹的“礼”，无论怎样装点门面，也无法改变它衰败的命运。 古往今来，一切尊孔的反动派，对于韩非的理论恨之入骨，对于孔孟的“礼治”百般美化，这并不表明他们强大，而恰好说明他们的“质衰”。，林彪攻击法家是“罚家”，以“克己复礼”为座右铭，妄图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正表明了他同一切日趋没落腐朽的反动派一样不可救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不管国内外反动派怎样诅咒，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继续胜利前进。 三 韩非在总结反对奴隶主贵族复僻阴谋的斗争时，还提出了 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战国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要比从组织上打倒一批奴隶主复辟派还困难得多。在韩非之前，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斗了儿百年，没有解决反复辟的问题，除了其他许多原因外，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深入地对反动的孔孟之道进行批判。 ①《问田》 ②《解老》 ·B6· ==========第74页========== 法家对儒家危害性的认识，是在斗争中逐步加深的。商鞅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①，把儒家的“礼乐”、“诗书”、“仁义”、“孝悌”等，斥之为“六虱”。但商鞅主要是进行变法的实践，没有从思想上对儒家的复辟理论作：系统的批判。战国未期，随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批孔成了反对奴隶主复擗的当务之急，荀祝从儒家的营垒中冲杀了出来，对嚣张一时的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想作了有力的回击。他继承了商鞅的法家思想，认为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及其学说，都是当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的“奸言”②，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利和的斗争。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商鞅、况以来的法家批判孔学的传统，并把对儒家的批判提高到反复辟斗争的首要地位。在《五蠹》、《显学》、《忠孝》等著作中，韩非以磅礴的气势，横扫了儒家的反动思想。他痛斥了危害地主阶级统治的“五蠹之民”，并把儒家列为“五蠶”之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韩非认为，不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批判，地主阶级专政就无法建立和巩固，明确指出：“儒之所至，孔丘也”③，“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④。这样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在先秦的法家学派中可以说是第一人。他尖锐地揭露了孔孟儒家学派利用“私学”进行复胖活动，“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⑤，把儒家称之为是和当时地主阶级政权两条心的“私学”，指出这种“私学”的特点是“乱上反世”，跟当时地主阶级革命唱反调。总之，韩非认为，要防止这种复辟活动，就 ①《和氏》 ②《荀子·非十二子》 ③《显学》 ④ 《难三》 ⑤ 《诡使》 ==========第75页========== 必须“息文学而明法度”①，即必须对儒家之徒实行专政，捍卫法家的政治和思想路线。 为了推动反复辟斗争，韩非强烈地批判了儒家的复古主义思想。孔孟之徒都是主张倒退的复古迷，疯狂反对任社会变革。韩非严厉驳斥了儒家“无变古，毋易常”②的谬论，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③，论证了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主张“世事变而行道异”④的理论，把历史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面是一代比…代进步。社会制度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时移而治不易者乱”⑤，“不变古者，袭乱之迹”⑤。他无情地嘲笑了“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上张，如同“守株待兔”那样愚嶽⑦；指出孔丘吹捧文王，“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⑧，不但颂文王领错了，对所有古代先王的盲目崇拜都是“愚诬之学”⑨。“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实质上是建立哪一个阶级专政的问题，韩非指出：儒 家“诵先古之书”，H的是为了“乱当世之治”©，“称先王之道”， “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⑩，即破坏和削弱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动摇人们实行“法治”的决心。针对需家拿“光正”压“后王” ① 《八说》 ②⑥《陌面》 ③⑦①《行强》 ④ 《商书·开塞》 ⑤ 《心度》 ⑧《难“》 ⑨ 《显学》 ⑩《好劫狱》 88 ==========第76页========== 的复胖活动，韩非勇敢地批判了儒家吹捧的所谓贤，说“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①；同时赞关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事业，主张“以法为教”，“以更为师”，认为如果有人在今天还去鼓吹尧、舜、汤和周武王的统治办法，必定要为今天的“新圣”所笑，他坚定地相信：“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②。韩非当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奴隶制本身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但他抬出地主阶级的“新圣”，把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踩到脚下，这在当时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政治动员作用。 韩非还批判了儒家的“仁政”学说，论证了地主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③强调当今之世”必须“争于气力”，实质上就是肯定战国时代是地主阶级革命的时代。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他敢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理直气壮地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大城人叫。而面对奴隶主阶级日益衰落的政治局面，孔孟之流不敢公开亮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只能用所谓“仁义道德”之类的说教来美化奴隶主专政，反对地主阶级的暴力革命。韩非在《外储说右上》中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回，孔丘的学生子路熬了…点粥汤给修沟渠服苦役的奴隶们喝。孔丘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马上派了子贡等人去阻止，粥被泼了，粥锅饭碗也被砸了。子路弄得很狼狈，气冲冲地跑去对孔丘说：“我这是行仁义呀！你不是天天教我们讲仁：义吗？那为什么熬点 ①《忠》 ②③《五藏》 69・ ==========第77页========== 粥给他们喝都不可以呢？”这对满嘴讲“仁义”的孔丘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韩非揭穿了孔孟鼓吹“仁义”的虚伪性，同时又解剖了“仁义”的危害性。他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①在儒家看来，“仁义”可以“尊主安国”，这是指奴隶主阶级的“主”和“国”；在法家看来，“仁义”必然会“卑主危国”，这是指地主阶级的“主”和“国”。“慈仁听则法制毁”②，“仁”的后果意味着毁灭地主阶级专政。谁如果受骗上当，真的去实行“仁义”，就会出现“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的局面。韩非的结论是：“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③。归根到底，这是一场革命，来不得半点“仁义爱惠”。这就是韩非对儒家鼓吹“仁义”的回答。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在批判儒家过程中所表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十分重视《老子》的研究，从中吸取了辩证法的因素并加以积极的改造。《解老》、《喻老》这两篇在先秦哲学史上焕发异彩的作品就是这样地产生出来的。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在道家老聃那里，在唯心论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辩证法的因素被用来为没落的奴隶制辩护，表现为消极的东西；而在法家韩非这里，则完全被用来为新兴的封建制辩护，从而表现为积极的东西。韩非用朴素的辩证法作为思想武器，尖锐地驳斥了儒家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和中庸之道。他说：“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 ①《说疑》 ② 《八经》 ③《奸劫弑臣》 ·70· ==========第78页========== 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①，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他用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观察社会历史，得出了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结论，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②的战斗口号，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事业提供理论根据。孔孟的中庸之道是守旧复擗之道，它鼓吹折衷调和，强调保持旧质的稳定性。韩非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折衷调和。他明确地指出：“杂反之学不两立治”③，强调儒法两家之间是没有调和余地的。韩非忠实地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出的理论，为扫荡反动的孔学而终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韩非对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了较为系统的批判，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杰出水平。但他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把历史的发展都说成是“有圣人作”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不是奴隶们创造的，倒是少数英雄创造的。由于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他在《孤愤》等文章中，总是感到自已势孤力薄。他把社会矛盾的出现说成是人口增多造成的，认为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后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④。他企图从经济上去解释社会矛盾，本意是为了否定孔孟的“仁义”说教，但结论却落到了错误的“人口论”上去。这表明韩非的历史观说到底依然是唯心史观。这也决定了韩非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也没有能够完全战胜孔孟之道。特别是对儒家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套维护剥削制度永恒性 ①《解老》 ②④《五海》 ③《显学》 71· ==========第79页========== 的反动说教，韩非更不可能有丝毫批判。这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只有用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只有科学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才能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类反动观点驳倒。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并战而胜之，这个历史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韩非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自见之谓明”①，就是说人要有自知之明。但是，人类要真正认识自已需要经历一条多么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啊！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韩非站在新兴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总结当时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是毕竟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可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他所代表的阶级本身。“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一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能够正确地认识人类，正确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揭露和批判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作出比较全面的科学结论，为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原载《红旗》杂忘一九七四华第九期) ①《喻老》 ·72· ==========第80页========== 读韩非的《五蠹》篇 瞿 青 对法家的历史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法家的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所提出的思想战线上一个重要的任务。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他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变革实践过程中的正反面经验，批判了反动的孔学，从理论上完整地形成了法家的思想体系，直接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作了理论准备。在韩非十多万字的著作中，《五蠹》是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重要的政治论文，对各种阻碍新兴地主阶级前进的反动思想进行了单命的大批判，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的愿望。搞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林彪尊孔反法的极右实质。法家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司马迁认为韩非的著作是“观往者得失之变”①的产物。这话说得不错。韩非的法家理论，是新兴地主阶级从春秋到战国时期进行长期社会变革的实践经验总结。公元前五三六年，郑国子产把刑法俦在鼎上，公布全国，晋国保守分子叔问写信公然干涉②。 ①《！记·老庄1韩列传》 ②见《左传·昭公六年》 73・ ==========第81页========== 公元前五一三年，范宣子为晋国创制法律，并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又遭到了孔子的反对①。到了战国初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已分别在魏、楚、秦、韩等国实行变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但是，各国没落的贵族奴隶主一有机会就进行反攻倒算。法家在前进的道路上，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流血的斗争，也有不流血的斗争，从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理论代表，要为本阶级的继续前进提供完整的思想武器，就必须总结以往“得失之变”的经验，建立完整的法家理论。 破旧不彻底，立新也就难。这是韩国变法道路艰难和步子缓慢提供的教训。韩国，是韩非的故乡。韩国自公元前四○三年“三家分晋”以后，政治变革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所谓“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②，就是新旧势力激烈争夺的写照。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从公元前三五五年开始，韩昭侯起用法家申不害为相，对“晋之故法”和“先君之令”实行了改革，“内修政教，外应诸侯”③，达十多年之久，然而收效甚微。申不害是讲究“术”的，要韩王注重驾驭臣下的权术，但是他没有提出强有力的专政措施来贯彻执行“韩之新法”和“后君之令”。这样，那些没落贵族就可以利用“故法前令”和“新法后令”的不统一的弱点来破坏地主阶级的变法措施。司马迁说，申不害的变法“卑卑”④不足道，这个估计是对的。所以，韩非指：“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 ①见《左传·昭公二于九年》 ②《韩菲子·定法》 ③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74・ ==========第82页========== 则奸多。”①韩国的没落贵族奴隶主为朴么敢于不把“新法后令”放在眼里呢？这是因为韩国当时的政权机构中有他们的代表人物。韩非从这里看到了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 在申不害于韩国变法的同时，秦国的商鞅变法出现了燎原之势。商鞅是卫国人，曾经到过魏国，对法家李悝在魏国的倡导“尽地力之教”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李悝的学生。他进入秦国后，在秦国国君秦孝公的支持下，从公元前三五九年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在政治上，他坚决摧毁贵族奴隶主的特权，主张“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③，“赏厚而信，刑重而必”④；在经济上，他主张“废井田，削阡陌”⑤，巩固和发展地主阶级的封建经济；在思想上，他痛斥儒家“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倒退复辟思潮，提倡厚今薄古。商鞅本人固然在秦孝公死后的贵族奴隶主反攻倒算中遭到了牺性，但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⑦，成了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案行商君法而富强”⑧，韩非对于商鞅在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过程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何等地向往啊！ 《五蠹》篇是韩非在对秦国和韩国变法过程中的不同道路、不同效果进行了比较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他明确地指出：“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⑨原因呢？是由 ①④《韩非子·定法》 ②《汉书·食货志》 ③⑦《战国策·秦策》 ⑤《通典·田制》 ⑥《史记·商君列传》 ⑧《韩非子·和氏》 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75・ ==========第83页========== 于“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测国弱”①。因此，变法必须彻底。如果半途而废，就必然会导致倒退复辟。 后来者居上。法家的理论是随着当时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韩非的政治眼光比商鞅要更远大一些。商鞅注意的是在秦国发展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韩非则强调要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封建主义集权国家。他称自己所面临的时代是个“大争之世”和“多事之时”②，实质上也就是个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的时代。“当今争于气力”③，这就是说，只有全面地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才能保证建成地主阶级的一统天下。究竟按照什么样的路线和政策来争“气力”呢？韩非在《五蠢》篇中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 战国时期，七雄对峙，各国之间发生了接连不断的战争。这种战争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但是，另一方面，它同时起着瓦解旧的贵族奴隶主统治的作用。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杜会的助产婆。只有通过进步的战争才能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消灭各国混战的混乱状态。但是，反动的儒家为了保护各国残余的旧贵族势力，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各国之间的兼并，特别是对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孟轲就一再恶狠狠地叫嚷：“善战者服上刑”。韩非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者。他与孟轲之流截然相反，深深地懂得要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就必须进行统…六国的战争；而新兴地主阶级要使自己成为这场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胜利者，就必 ① 《韩非子·有度》 ②《韩非子·八说》 ③《韩非子·五藏》 ・6 ==========第84页========== 须不断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韩非从商鞅推行耕战政策的实践中，认识到耕战对富地主阶级之国、强地主阶级之兵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对一切不利于耕战的青论都加以批判，对 一切不利于耕战的人物都表示深恶痛绝。韩非在《五蠹》篇中明确宜布：“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带剑者”（指带剑行凶的侠客)、“言谈者”（指到各国游说的纵横家）、“患御者”（指当时权贵门下收养的逃避耕战的人)以及“商工之民”（指从事商业活动的食利之徒)这五种人是社会上的害虫，称为“五蠹”，都-一律属于铲除之列。 韩非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痛斥那些“五蠹之民”，大声疾呼地提要迅速改变这种“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①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有着重大的进步作用的战国中期以后，各诸侯国的宗室贵族养“士：”的风气格外盛行。齐国的孟尝君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秦因的文信茯吕不书，豢养食客均在三千以上。这些食客是些什么人呢？是-批以儒生为主的包括赌棍、酒鬼、刺客、小偷在内的“鸡鸥狗盗”之徒，这些社会渣滓是一批损公肥己、祸国殃民的寄生虫。这样的人养得越多，…个国家的经济负扭也就越重。那些“言谈者”实际上是一帮投机取巧的政客。那些儒侠之徒，以“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②为职业，一不种田，二不当兵，吃饱了饭专于嘁哦喳喳、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勾当，一心唯恐天下不乱。因此，韩非重耕战的政策和除“五罐之民”的主张，不仪是为`了使地尘阶级的 ①《韩非了·五藏》 ②《韩非子·显学》 ·77* ==========第85页========== 国家免于“兵弱地荒之祸”①，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地主阶级专政。 韩非在《五蠹》篇中把儒家列为“五矗”之首，这就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轻蔑地指出“儒以文乱法”②，揭露了儒生对地主阶级专政的危害作用。韩非还指出，这批儒生一开口就“称先王之道”，“籍仁义”，“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③。他们到处散布反动的复古主义，反对进步，鼓吹复擗、倒退，鼓动如簧之舌，把“仁义”这套奴隶主的复辟理论说得天花乱坠，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批判，地主阶级专政就无法建立和巩固。因此，韩非对儒家进行了最猛烈的批判。 究竞是应当法先王呢还是应当法后王？这是儒法论争的一个焦点。韩非是个厚今薄古的理论家。他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古今异俗，新故异备”④的逍理，驳斥了提倡复辟、倒退的孔学，肯定由古到今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他把历史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不是 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比一代进步。韩非指出：“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⑤如果有人在夏朝的时代还去钻木取火、树上搭巢，必定要为鲧、禹父子所笑：如果有人在殷朝和周朝的时代仿效夏禹的开河，必定为商汤和周武王所笑；如果有人在今天还去鼓吹尧、舜、禹、周武王的这一套统治办法，必定要为今天的新圣所笑。归根到底，他认为“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 ①②③④⑤《韩非子·五蓝》 78・ ==========第86页========== 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因此，他强调“当今之世”的封建制取代古代的奴隶制是一大进步，新兴地主阶级比没落奴隶主阶级要高明。韩非继承和发展了法家苟子的“法后王”的思想，深刻地论证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①，斩钉截铁地指出了历史的回头路是决计起不得的。为了进一步阐发这些思想，韩非在《五蠶》篇中举了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说的是宋国有一个人在耕地的时候，有只莽撞的兔子在奔跑的时候撞到田中棵树的树身上，折断了脖子咽了气。这个人捡到了这只死兔，就从此不再种地，整天守在树旁，希望再有别的兔子撞死，结果再也捞不到一只死兔，整个宋国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韩非接着尖锐地指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针对儒家“法先王”的反动叫器，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必须实行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②一句话，他直截痛快地认为，儒家那套记述“文武之道”和“先王之语”的书简典册，是贵族奴隶主意识形态的反映，对于地主阶级专政起着极大的危害作用，必须坚决予以取缔。同时，韩非注意到了堡垒是极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特别是那些钻进了政权机构的孔学信徒，竭力鼓吹“法先王”的反动理论，反对和阻挠对反动孔学的批判，因此，他坚决主张要改变“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③的状况。他提出“以法为教”的主张，是为了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内确立法家的优越地位，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的权威。总之，无论是取缔“书简之文”，或者是杜绝“先王之语”，都是深刻地总结了春秋战国 ①②③《韩非子·五蠹》 ·79 ==========第87页========== 时期儒法斗争历史经验的必然结论，是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重大措施。这种主张是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①的继续和发展，它奠定了秦始皂实施焚烧“诗书百家之语”这一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 是统一呢还是分裂？这是当时儒法斗争的另一个重要议题。秦国的昌不韦继承了反动的孔孟之道，竭力鼓吹“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②，妄图恢复古代的分封制度，提倡分裂和倒退。韩非则截然不同，他是一个主张建立统一帝国的中央集权制的倡导者。韩继承和发扬了法家反对“礼治”的战斗精神，强调“法治”，指斥孔子的有关“仁义”的说教是“亡国之言”。他主张要有部“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白姓”③的成文法典，从法律上来维护地主阶级国家的利益其法典的基本内容是：“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④韩非认为要认真贯彻执行地主阶级的法令，必须采取严仿的专政措施，即所谓“峭其法，而严其刑”，“行诛无赦”⑤。这种措施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不这样就不足以打击贵族奴隶主的凶焰。一个进步的阶级推翻-一个反动的阶级，这是暴烈的革命行动，决不是请客吃饭，可以搞什么温良恭俭让。不仅如此，韩非为了适应建立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的儒要，极端地强调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在这里，他强调了中央集权制对于巩固和加强地主阶 ①《韩非子·和氏》 ②《日氏春秋·慎势》 ③《韩非：子·难》 ④⑤《韩非子·五逝》 ⑥《韩非子·扬权》 ・80 ==========第88页========== 级专政的必要性。同时，正是从中央集权的需要出发，韩非系统地总结了在他以前的法家内部各派的理论和实践。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则认为三者“不可一无”①。他不仅强调“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②，同时更重视“人主处制人之势”③，从而强调了中央集权制对于镇压奴隶主复擗势力的极端重要性。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进行的这场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中，韩非总结复辟反复擗斗争经验而制订的这套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理论，为地主阶级最后战胜奴隶主阶级种建立统一的封建制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当秦始皇读到韩非的《五蠹》、《孤愤》篇以后，就不免拍案叫绝，十分慨叹地说：“茅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④ 从重耕战的政策，到杜绝“先王之语”，直到法、术、势的结合，韩非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画提出了一系列巩固利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指施。韩非以前的法家，固然已经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反映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和经济要求的政策法令；但是，只有到了韩非，才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条完整的路线，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韩非不愧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韩非所制定的路线、理论、政策的胜利。这是韩非对所史的贡献，也是法家思想在历史上的贡献。 韩非的-一生，是一个斗士的一生。他为了实现封建的统一事业，不怕骂，不怕压，不怕杀头和坐华，毕生为宣传和实现他所 ①《就非子·定法》 ②③《韩非子·五邀》 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81· ==========第89页========== 苦心孤诣地建立的法家理论而战斗，不惜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秦代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他们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因此，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法家作为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革新学派，长期受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贬责和攻击，被他们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韩非的命运也大体如此。汉武帝时代的孔门恶狗董仲舒，咒骂秦始皇“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①：宋代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司马光咬牙切齿地叫嚷，韩非“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②；到了南宋，朱熹这个儒家卫道士：更是狺狺狂吠，辱骂韩非是“敢为残忍而无疑”③。在近代，法家的命运仍然丝毫没有得到改善。那些买办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沆瀣一气，对法家及其著作采取了诬蔑与咒骂的态度。胡适诬蔑“荀子、韩非一派”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林彪则攻击法家是“罚家”。他们的反对法家，咒骂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革命暴力，归根到底，是为了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如何正确地估计法家的历史作用，决不是一个学派的具体评价问题，而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坚持进步还是坚持倒退的问题，在今天，也就是要不要承认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要彻底战胜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由于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资治通鉴·秦纪一》 ③《朱子语类》 ·82· ==========第90页========== 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没有把儒家和法家的斗争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反对儒家是很对的，却没有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法家的著作也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因而也就不可能彻底打垮儒家思想。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完成彻底战胜孔孟之道的历史任务。我们一定要以鲁迅为榜样，狠下苦功，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争取提高批判的水平，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五期) ·88· ==========第91页========== 试论屈原思想中的尊法反儒倾向 王运熙顾易生李庆甲 “绿叶白花，缤纷可爱。树枝叠出，棘刺锋锐。圆圆果实，青色夹着金黄，色彩多么夺目班斓！ 这桔子啊，外皮鲜明，内颤纯洁，象征着人世肩负重任的英材。” “挺然独立，坚贞不移的光辉形象啊，怎不令人喜爱歌讴？ 你根深蒂固，心胸宽广，对名利无所贪求；头脑清醒，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① 上面是我国占代诗人屈原作品《九章·桔颂》中的两段话。崩一段话描绘了桔树的色彩斑斓、生气蓬勃的形象，后一段话赞 ①原文是：“绿叶素荣，纷其可装兮。曾枝别棘，圆果传分。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类可任兮。”“独立不迁，岂不草兮！深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何不流兮。” 84・ ==========第92页========== 美析树挺立不移的坚贞品格。屈原通过对桔树的热情洋溢的赞扬，为自己进步的政治主张、下练的才能以及坚持真理的品质，播奏了一曲激动人心的颂歌。《栌颂》是屈原昂期的作品。它的明朗的风格，表现了怀抱远大理想的诗人在政治生活还没有遭受严重挫折时的心胸开朗而乐观的特色。 屈原的远大理想是什么？它在当时具有怎么样的进步意义？这就是我们需要深入考察的问题。 屈原（约公元前三四○至前二七八年）生活在战国时代后期的楚国。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代。当时，各种对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之间，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不少诸侯国先后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变法运动，就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建立新的法制，限制和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它代表或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当时，凡是变革比较彻底，新兴地主阶级得势的国家，就比较强人；反之，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当权的国家，就因循保守，腐败无能，导致国家的衰亡：。 从楚国的情祝来看，早在屈原之前，楚悼王就曾任用吴起实行变法。其主要措施是：修明法令，打击旧费族，贵族两世以后收回封地，还令他们迁徙到地广人稀之地；裁减百官的禄秩，淘汰冗员；抚养兵士，加强军事力量。吴起变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变法不久，楚悼王死去（公元前三八一年），楚国宗室大臣们起来反攻倒算，射杀吴起，变法运动随之天折，奴隶主旧贵族重新得势。二十多年后，秦国的国君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此较彻底的变法，使秦蚪弱而强。“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 ・85 ==========第93页========== 法而富强”①，两国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吴起变法失败以后四十年左右，屈原诞生了。当时的楚国正处在严重的历史关头：是积极改革政治，打击奴隶主旧贵族势力，加紧向封建制过渡的步伐，以外抗强秦呢？还是因循守旧，反对变革，听任国家日趋削弱呢？在楚国内部有着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屈原主张变法图强，这是一条进步的爱国的路线。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等反对变法，主张对外妥协投降，这是一条反动的卖国的路线。楚怀王开始的时候曾经任用屈原，打算变法和抗秦；但他在旧贵族集团的劝说和包围之下， 没有能坚持这条路线。到了怀王的儿子顷襄E时，执行了一条 卖国路线。爱国诗人屈原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也正是在斗争中丰富了自己的进步思想。 屈原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图强、外抗强敌，在哲学思想上怀疑和批判了天命论等传统观念。他的进步思想不但跟楚国的反动贵族集团相对立，而且也跟代表旧贵族利益的儒家孔孟之道相对立。 热爱楚国的屈原，在政治上坚决要求变法图强，使楚国进一步向封建制过渡。《史记·屈原列传》载：怀王初期，屈原一度受到信任，宫为左徒，受命制作宪令；以后遭到上官大夫的谗毁，遂被疏远。什么是宪令？宪令就是法制。在当时，制订宪令是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政治上反映他们利益的表现，因此它遭到奴隶主旧贵族的极端仇恨和敌视。屈原变法图强的活动刚开始，就受到旧贵族的打击而天折了。在《九章·惜往日》中，屈原对此事曾有沉痛的追忆，指出自已受命制法，是要“明法度之嫌疑”（使法令 ①《韩非子·和氏 86、 ==========第94页========== 明确而不含糊)，使“国富强而法立”。他还认为如果“背法度而心治”（背离法制而随心所欲地办事）是很危险的，如同乘马驰骋而不用辔衔，随波浮流而没有舟楫一样。这些主张说明屈原鲜明地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和《韩非子·用人》中所说的“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屈原在作品中还常常用“规矩”、“绳墨”一类字眼表示他崇尚法治的精神，例如他在《离骚》中批评反对派说：“世俗的人们善于取巧，违背规矩而更改措施，离开绳墨而追随邪曲，争着把苟合取容当做常规。”①奴隶主贵族是坚决反对变更法制的，因为变更法制触动了他们反动阶级的利益。在战国时代，凡是开展过变法运动的国家，奴隶主旧贵族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反攻倒算，残酷镇压变法者。吴起被射死，商鞅遭车裂，就是著名的例子。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内都有剧烈的表现，并贯穿于春秋后期到战国的全过程中。早在公元前五三六年，郑国子产俦刑书，晋国保守分子叔向写信公然干涉②。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铸刑鼎，奴隶主旧贵族的代言人孔丘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认为晋国原来采用周初传下来的旧制度，“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差失）”，能确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现在丢弃旧制度而把法令公布于鼎上，大家知道了法令条文，怎肯服从奴隶主随心所欲的统治呢③？孔丘的意见，鲜明地反映了奴隶主旧贵族维护旧制度、反对新法的心理状态。孔丘 ①原文是：“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②见《左传·昭公六年》 ③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87· ==========第95页========== 的信徒孟轲也是一个顽固地反对变法的复古主义者。法家提倡耕战，注重发展农业和富国强兵，孟轲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①孟轲所害怕的是奴隶制旧秩序受到破坏后，广大被压迫群众(“贼民”)会起来造反。他宁愿国家贫弱，反对变法。由此可见，屈原变法图强的主张和活动，是跟儒家的孔孟之道完金针锋相对的。 屈原与孔孟这类顽固的守旧分子截然相反。他主张举贤授能，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材，以打击旧贵族垄断政权的势力。在《离骚》和《惜往日》中，屈原指出：殷代的伊升原是个厨子，傅说当过建筑工，周初吕望是屠户，春秋时宁戚是小商贩，百里奚是俘虏，但都被选拔出来登上重要职位。这和《韩非子·显学》中所说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话前后相呼应，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参加政权的强烈愿望。奴隶主贵族政治是“任人唯亲”的，要按照血统亲疏来安排政治地位。孟轲所顽閩地维护的“世禄”②“世臣”③制度，就是要贵族世世代代把持政权，享受爵禄。他也讲“进贤”，但认为这是“不得已”的例外，“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欤！”④孟轲对于伊升通过烹调求得商汤的信任和百里奚卖身为奴到秦国去接近秦穆公等历史事迹，则干跪闭上眼睛来一个不认帐⑤。 屈原对于楚国历史人物令尹子文的向往，也表现了他崇尚法治的精神。他在《天问》中问道：“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爱（乃） ①《孟子·离娄》 ②《孟子·滕文公》 ③④《孟子·梁惠王》 ⑤《孟子·万章》 ・88 ==========第96页========== 出子文？”唐代进步思想家柳宗元在《天对》自注中指出，屈原的问，是“哀今无此人，但任子兰也”。子文曾任楚成王令开，相传他热爱楚国，“自毁其家以纤（解救）楚国之难”①，而且疗行法治。据《说苑·至公》载：楚国法官某次逮浦了一个罪犯，听说是子文亲族，便释放了。子文严厉贵备了这个法官，要他重新逮捕和处分那个罪犯，从而受到了国人的歌颂，也因此而受到了孔丘的攻击，被认为不够“仁”的条件②。原来，儒家强调的是“亲亲仁也”③，要奴隶主贵族之间相互包庇勾结；象子文那样依法惩处亲族，当然要被认为是“不仁”的了。由此可见，对楚国令尹子文评价上的分歧，恰正反映了屈原与儒家在思想上的冲突。 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必然招致旧贵族的仇视和嫉恨。《九章·哀郢》云：“彼尧舜之抗行兮，暸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这里，从字里行间透露了奴隶主旧贵族集团对屈原的攻击和屈原坚持变法的坚定态度。相传尧不把帝位传给儿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给儿子商均而传给禹。这种传说不合乎妄图保持世袭地位和“任人唯亲”的奴隶主旧贵族的脾胃。在当时楚国流传的“尧不慈、舜不孝”④的说法，就反映了他们对尧舜的指责。从法家的反对派看来，屈原以出身于楚王的同姓贵族而主张打击贵族特权，正如尧舜那样对亲人不慈。屈原在这里赞扬尧舜行为高尚，目光远大，揭露了“众谗人”给尧舜加上“不慈之伪名”是恶毒的诽谤，这正是对奴隶主旧贵族攻 ①《左传·庄公三十年》 ②见《论语·公治长》 ③《孟子·告子下》、《孟子·尽心上》 ④《庄子·盗跖》 ·89 ==========第97页========== 击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这里需要讨论一下屈原赞美尧舜禹汤等先王的问题，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屈原的思想属于儒家而不是法家，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法家固然反对儒家称道尧舜等先王以颂古非今；但另一方面，法家也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运月和改造历史材料，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变法的理论根据。《管·子·任法》说：“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这里就把尧舜和仁义礼乐都归结到“法治”这一点上。韩非虽然说过“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①的话，但《韩非子》一书中也仍有不少地方把尧舜作为正面人物来称述。例如《守道》篇说：“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徼幸。”其心目中的尧舜是重视法制的帝王。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是否称道尧舜，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上，从什么角度去称道尧舜。屈原《离骚》云：“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器而不颇（偏邪）。”联系上面所引《哀郢》“尧舜抗行”的话，可见屈原的称道尧舜禹汤和周朝先王，是突出他们的遵守法度，不私其亲，任用贤能，用以论证自己的法治主张。《韩非子·说疑》说：“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圮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教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圖鍱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这里强调的是尧、舜、禹、汤等人举贤不嫌卑贱，诛杀不避尊亲，和 ①《显学》 90・ ==========第98页========== 儒家所提倡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议论直接相对立，而和屈原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法家的“法治”的真止目的，是为了剥夺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使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获得统治地位，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倡变法的屈原，和韩非一样，都主张变革旧制度、旧秩序，他们和儒家的宣扬复古以维护奴隶制旧秋序是走的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屈原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在政治上表现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国家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和不同的领土范围。今天的中国，在屈原生活的时代被称作“天下”；在当时分裂为许多诸侯国，正处于剧烈的动荡、分化和改组的过程之中。当时的各国人民，迫切希望天下的统一，即祖国的统一。但是，“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当时这些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国家中，秦国由于变法比较彻底，国势最强，具备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条件，但这并没有完全排斥其他正在变法中的诸侯国担负起这一统一全国任务的可能。屈原站在任楚国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当然希望楚国来完成统一全国的历史使命，他强调要在楚国变法，加速向封建制过渡，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变法自强，救亡图存。因此，他在外交路线上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保卫楚国。屈原的爱国主义，爱的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楚国，是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的。但是，在反对外来势力压迫这一点上，屈原的爱国诗歌却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楚国人民的愿望。这也就是屈原之所以成为爱国诗人的一个原因。 91・ ==========第99页========== 屈原的这种力主抗秦、决不妥协的爱国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有鲜明的反映。楚怀王曾与秦昭王盟于黄棘，受秦的贿赂和欺骗，后来顷襄王又继续推行了向秦国屈膝求和的妥协投降政策。屈原在《九章·悲回风》中就沉痛地叹息“施黄棘之枉策”，这可以说是对楚国当权者所执行的这条妥协投降路线的总批判。在《九歌·国殇》中，屈原对秦楚交战中楚国阵亡的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诚既勇兮又以武”，“魂魄毅兮为鬼雄”，壮烈的诗句热情地歌颂了楚国将士英勇杀敌、为国牺牲的战斗精神。这是对奴隶主旧贵族集团的投降失败主义路线的严厉鞭挞，也是与儒家的“善战者服上刑”①的主张直接相对立的。 楚国的奴隶主旧贵族统治集团和屈原截然相反，奉行的是 一条对外妥协投降的卖国路线。秦国名将白起在攻拔楚国郢都时曾说：“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掊（打击）城邑。”②白起的话中肯地指出了楚国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倒退。事实上，楚国要想在抗秦战争中获得胜利，就必须改苹内政，实行变法，任用贤能，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而打击奴隶主旧贵族的势力。屈原的政治路线，正是在这一点上把变法与抗秦紧密结合起来。与此相反，楚国的奴隶主旧费族及其政治代表，为了保持本阶级的既得利益，竭力反对变法，主张维持旧秩序。这样，他们在政治上就必然顽固守旧，死气沉沉，苟安度日，执行一条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楚国的贵族统治集团如靳尚、令尹子兰等人，作为奴隶 ①《孟子·离娄》 ②《战国策·山策》 ·92… ==========第100页========== 主旧贵族的政治代表，昏庸贪婪，既轻信秦国的花言巧语，贪求贿赂，又害怕它的战争恫吓，不政斗争。其中有的人如靳尚等，更是心甘情愿地为拳国所收买而充当其在楚国的代理人。在怀王、顷襄王两朝，由于他们推行这条妥协投降路线的结果，使原来比较强大的楚闲逐步走上了削弱以至亡国的末路。 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反映了两个阶级的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论与反天命论的论争，就是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两种世界观斗争的集中表现。儒家的孔、孟从奴求主立场出发，是天命论的思实徒。孔丘白称“天生德于予”①，“五十而知天命”②，义认为“君子有三畏”，第一条就是“畏天命”③。孟轲鼓吹“君权神授”，宜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谁做帝王都由上天决定④。他们宣扬反动天命论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强调奴隶主的特权是出于上天的意志，不可动摇，力图用唯心论的先验论来维持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则与之不同，他们为了替变法寻找哲学上的根据，对传统的天命论进行了怀疑和批判，而提得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这种对天命的怀疑与批判，实际上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对旧制度、对奴隶主特权的怀疑与批判。佩原与荷了、韩非 一样，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对天命论采取了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天问》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桩九合，卒然身 ①《论语·述而》 ②《论班·为政》 ③《论语·添氏》 ④《孟子·方章》 ·98●： ==========第101页========== 杀？”就指出了所谓天命是反复无常、不可凭信的。齐桓公曾经 九合诸侯成为霸主，一下子被围困耐死，那么天究竟是保他还是罚他？归根到底，成败兴亡决定于人事而不决定于天命《天问》又云：“眩弟并淫，伧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提出舜的弟弟象是个玩弄诈骗手段、谋害舜的坏人，为什么他被封为诸侯，后嗣昌盛？这对于传统的“天道福善祸淫”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此外，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楚怀王曾“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屈原在《天问》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晰严不奉，帝何求？”这就是说，自己不能保持威严，求天帝又有什么用处呢？屈原大胆地向天帝提出了怀疑和责问，说明他在当时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 《天问》是届原的一篇重要作品，其中提出了关于字宙、自然、历史的许多问题，对奴隶社会的许多传统观念进行了怀疑和批判。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禅，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屈原为什么能够这样？这是完全可以从阶级和时代的根源上找到解释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屈原的这种与儒家的“信而好古”①直接相对立的态度，这种对传统观念的怀凝批判的精神，这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向奴隶主的旧贵族冲击时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者。 但是，屈原在政治斗争中最后是失败了。“在社会斗争中，代 ①《论语·述而》 ·94· ==========第102页========== 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置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在楚国，奴隶正旧贵族的势力比铰强大而顽固，而新兴地主阶级测相对地较为软弱。在怀王、顷襄王时期，奴隶主旧贵族政治集团一直把持着政权，对内压制变革，对外妥协投降，使楚的国势日趋衰弱。《韩非子·难 一》说：“楚两用昭、景而亡鄢、郢。”这确切地说明了楚国由于旧贵族昭氏、景氏的再度当权，最后招致顷襄王时期郢都沦陷的悲剧。屈原在受怀王信用筹划变法时，曾经扶植和培养过一批变法的骨干力量，他在《离骚》中曾经以培植香草来比喻这种，作但在：强大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包围和打击下，这批人一个个经不住考验，最后都投向了奴隶主旧贵族，“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屈原后来是撼到完全孤立了。 屈原有没有在强人的奴隶主保守势力面前低头呢？没有。屈原在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中，尖锐地揭露了奴隶主旧贵族 贪婪、谗谄、背弃法度、苟且偷安的H恶嘴脸：“惟大党人之偷乐 兮，路幽味以险隘。”“众皆竞进以贪梦兮，凭不厌乎求索。”“众女嫉余之蛾眉分，谣诼谓余以善淫。”他坚持自己的进步主张和理想，反复表白即使遭遇杀身之祸，也是头可断而志不可移。“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是说，即使象商鞅那样遭到被肢解的极刑，他的决心也是决不会动摇的。看，他的态度是多么坚决：这是对儒家“明哲保身”的人生观的严厉批判后来汉代的班固就曾因此用儒家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来责备屈原“露才扬已”、“强非其人”，不配成为“明智之器”①。班固的指 ①班固：《离骚序》 95・ ==========第103页========== 责，反映了当时的儒法两家势不两立，同时也从反面证明了屈原是始终站在法家的战斗的立场上的。 屈原在《离骚》中屡屡提到“民”，很重视民的作用。他谴责楚王的胡作乱为，“终不察夫民心”；而他自己则为“民生之多艰”而叹息流泪。这里的“民”，主要是指新兴地主阶级。然而，楚国新兴地主阶级还没有从吴起变法失败后旧贽族复辟的打击下恢复过来，没有形成足以独立地彻底推翻奴隶主旧贵族统治的政治力量，相反地，倒是与奴隶主旧贵族有着比较多的联系。楚国新兴地土阶级的这种软弱性，决定了它的政治思想代表者屈原的眼睛甲头只有国王看不见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屈原把一切希望嵛托在楚怀王的身上。他追念早先自己曾受楚怀王信用，但不幸楚怀王没有能将变法的路线坚持到底，“羌中道而攻路”。“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上叩天阍，下求淑女，目的是希望自己重获楚王任用而实施“美政”。然而，“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他的希望破灭了。屈原的进步理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是，他没有把希望寄托于这个新兴阶级本身和广大人民群众，而寄托于国君的身上，这不能不是 一个时代的悲剧。 这种情况决定了屈原只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楚顷鹱玉二 十一年（公元前二七八年），拳将白起攻破郢都，“楚裘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①。襄王二十二年，秦攻占楚的巫郡、黔中郡。襄王二十三年，秦军退却，楚国又收复了大批尖地。这是由于楚国民众的纷起抗战，迫使秦国只能退兵以避锐锋。可是，当时正流浪在江南的屈原，并没有注意到楚国人民群众的如火 ①《史记·楚世家》 ・96・ ==========第104页========== 如茶的斗争，是因白己理想的幻灭而感到了绝望。《九章》的怀沙》是屈源绝笔之作。在这篇沉郁的作品中，屈原指出楚国的政局是“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政治局而一片混乱而不可收拾。他最后的结论是：“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死，死，死！只有死才是唯一的出路。屈原最后终于投汨罗江自杀了。 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反映了当时封建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的历史潮流，使他的诗篇闪烁濬怀疑批判奴隶社会传统观念的光辉，允满着积极浪漫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些古代的优秀作品也自有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腰性，屈原的思想中充满着种种矛屑。他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批判的、怀疑的、敢于向传统观念开火的叛逆者，有时则是谨小慎微、迂腐的、拘泥于传统的忠君观念的殉节者。归根到底，屈原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民诗人”，而只是楚国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是在当时许多指导着时代潮流前进的伟大历史人物的…个。他作品的缺点是和优点交织在·起的，但这要从历史条件去理解，是不可以街求于前人的，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一期转载时有改动) 97・ ==========第105页========== 《老子》是一部兵书 程 青 一九七三年，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历史价值烦高的古代帛书，其中有《老子》甲、乙两种。 《老子》这部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作，分“德”经、“道”经两部分。汉朝以来流传的各种版本，都把“道”经作为上篇，“德”经作为下篇，所以通常又称《老子》为《道德经》。而这次 马E堆三号汉煤出七的两种《老子》帛书，却都是“德”经在前， “道”经在后，证明了《道德经》应称作《道经》。这一考古发现的价值，不仅为恢复《老子》·书的本来面月提供了新的珍资材料，面且对我们深入研究《老子》的思内容给了多方面的启发。《老子》作为春秋伐国社：会大变动时期种思潮的反映，不是出自一人一时之笔，它的成书有一个过程。这成书过程，同当时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的发展过程是-…致的。只要我们对《老子》-书中的“德”经、“道”经的具体内容利全书的思想体系作一番认真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从“德”经的产生倒“德”经往“道”经的发展，恰好从…个侧反映了春秋战厨时期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的发展过程。 《老子》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历来是有争论的。唐朝有 ·98· ==========第106页========== 个叫王真的，认为“五千之言”的《老子》，“未尝有一章不属意子兵也”①。明清之际的王大之，在谈到《老子》一书历史地位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它尤为“言兵者师之”®。近代的章太炎，也认为《老子》五千言是“约《金版》、《六韬》之旨”③，强调它概括了古代兵书的要旨。从唐朝的王真到明朝末年的王夫之，一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都把《老子》看作是一部兵书，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老子》一书共八十一章，直接谈兵的有十几章，哲理喻兵的有近二十章，其他各章也都贯串了对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发挥。这样看米，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这是很中肯的精辟见解。上真在《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中说，《老子》是“数十章之后，方始正言其兵”。这话说得也不错。王真所据的《老子》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流行本，因此这里的所谓“数十章之后”，显然指的是“德”经。他认为“德”经“正言其兵”，即是说《老子》论兵，主要在“德”经部分。事实上，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在研究对没落奴隶上贵族斗争的战略策略时，是特别重视《老子》的“德”经部分的。他专门写了《解老》《喻老》两篇哲学论文，对《老子》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他在獬释和喻说《老子》的时候，从中重点选取了二十四章，其中除了六章属于“道”经部分以外，十八章都属了“德”经部分。在排列的次序上，也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老子》论兵的精髓在“德”经，而“德”经是《老子》一书的上篇，这就深刻反映了《老子》和古代兵法的联系。春秋末期孙武 ①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② 《宋论》 ③)《訄书·能道》 99・ ==========第107页========== 的《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它是春秋时期战争经验的总结，专门讲车事战略战术，对战争规律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规律指挥作战行不少精辟的见解，但它比较地偏重战术《老子》的“德”经讲兵，但它不象《孙子兵法》那样地用相当多的篇幅去研讨战术，而是偏重于讲战略，把用兵之道上升到政治斗争的战略和策路思想，因而也就较《孙子兵法》更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比《孙子兵法》前进了一步。“道”经作为《老子》的下篇，把军事、政治斗争的规律通通囊括进一个虚无缥缈的“道”里面，尽管其中具有不少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在认识论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从本体论上来看，实际上已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泥坑。纵观从“兵法”到“德”经、又从“德”纶到“道”经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军事战争实买践的发展是怎样推动着古代军事思想、政治策略思想的发展，而在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概括过程中，又是怎样受着世界观的支配和怎样地打上阶级的烙印的。 《老子》这部兵书，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的产物。列宁说过：“历史告诫我们，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任何一次革命，都只能用一系列的战争来解决。”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就是通过春秋战國时期绵延数百年的一系列战争来解决的。特别是在战国年代的战争，较之春秋时期不仅更加激烈和频繁，而且在规模上也更大得多了。当时出现了所谓“万乘之国”，每战往往“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①，反映了争夺的激烈和反复。春秋时吴攻楚国，长驱直入楚都郢，前后不过十天左右；战国时齐 ① 《战国策·赵策二》 ·100· ==========第108页========== 联韩、魏以二小万之众攻楚，“五年乃罢”①，可见战国时期的战争比起春秋时期有很大的发展。随着战争的发展，兵器的改进，进攻和防御手段的进步，战争的形式更加错综复杂了。战争的指挥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而战略问题尤居于突出的重要地位。孙武曾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②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战争问题的重视。研究战争，主要是研究战争的规律。而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也如同对其他事物规律的认识一样，要有一个过程。只有当着战争的实践丰富了，各种形式的战争反复出现了，战争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日益暴露了，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才可能达到较高一级的程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老子》，正是这一战火不息的时代的产物。它不但反映了当时师旅数发，战马不足，母马入阵，“戎马生于郊”的战争实况，描绘了“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战乱图景，且尤其重要的是，“历记成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③，从战争的胜败引起的国家盛衰兴亡和阶级升沉浮降中总结了规律性的认识。因此，《老子》不是一般军事家的军事著作，而是哲学家论兵的军事哲学著作。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书提出的战略思想的基本点。这种以弱胜强的思想，是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大变动的 一个概括，在历史舞台上，原来是庞然大物的周王朝，被一个从土地不足五十里的西方小国所发展起来的秦国所灭；眷秋时的关国本来是所谓“文身断发”的“夷蛮”之国，到吴王阖周时用孙 ①《战国策·赵策三》 ②《孙子兵法·让篇》 ③《汉书·艺文志》 ·101· ==========第109页========== 武、伍子胥之谋而“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①，成了“显名诸侯”的强国。在王夫之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期，“邦无定交，土无定主”②，各个大国都想统一全中国，但又谁也一下子没有这个力量，形成各不相下的相持局面。在当时的频繁战争中，强者败北、以弱胜强的战例是屡见不鲜的。《孙子（武）兵法》就说过“弱生于强”。而《老子》则又进了…步，它从矛盾的对立和联系，辩证地讲强和弱的转化，认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是“天下莫不知”的普遍真理。 《老子》很喜欢用“水”来说明“柔弱胜刚强”的战略思想。“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了，也是天下最能攻坚摧强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能敌得过水。由此可见，“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的东西能够控制最坚强的东西。古代兵家以水喻兵也是常见的。孙武说：“兵形象水”。孙膑也说：打仗和行水一样，要“得其理”，而不可“逆”因为水之形是避高而趋下，遇到顽石它就转了弯，仍然要无可阻挡地向低处流。兵家以水喻兵的意思是，水是因地而制流，用兵也要因敌而制胜，强调作战要象水一样因敌变化，避实而击虚。在避实的时候看起来是柔弱，击虚的时候就十分刚强。所以兵法上讲兵没有固定的阵势，水没有固定的形体，“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可谓用兵如神。《老子》以水喻兵，一方面是概括了兵家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另一方面进一步说明了“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的政治斗争原则，从哲学上阐明了柔弱战胜刚强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可能性。 ①《史记·伍子胥列传》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102· ==========第110页========== 从以弱胜强的战略原则出发，《老子》提出了一套克敌制胜的战术。它认为：“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与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就是说，对敌人如果将要削弱它，必先暂时使它强大；将要毁灭它，必先暂时使它兴起；将要夺取它，必先暂时使它有所得益。这种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策略，是因为弱者总是处于防御地位，为了保存军力，并迫使敌人从暂时的有利走向最终的失利，就需要后退一步，造成敌人的被动局面，寻找敌人的可乘之隙，从而待机破敌。这一策略思想的产生，来自当时的战争实践。春秋时晋、楚两国的城濮之战，就是这样一个有名的战例。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国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退避三舍”，让出九十里地盘，从而避开了楚军的锋芒。然后乘敌气浮心骄的时刻，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左右两翼，各个击破。欲取先与，这是以弱胜强的一个条件。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来是失去了一些地方，实际上却正是为了引敌出涧，张开口袋，关门打狗，最后达到了不失一寸土地的目的。《老子》总结这种打法说“是谓微明”。韩非在《喻老》篇中说：“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天下，是谓微明。”所谓“要大功于天下”，就是所要达到的战略目的。看上去是“无为”，实际上是“有为”，这才是《老子》“守柔日强”的本质。 《老子》强调“以奇用兵”，把灵活地变换战术看作是达到战略目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战争是一种奇诡的行为，必须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才能战胜敌人。孙武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老子》强调“以奇用兵”，与兵家的观点基本一致，而对儒家的“以礼治军”以及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则是-一个深刻的批判。眷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战争 ·108 ==========第111页========== 证明，“以礼治军”必败，“以奇用兵”方可取胜。春秋时楚、宋泓水之战和战国时齐、魏马陵之战就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扮润了蠢猪式的角色。当宋军已经列好阵势，楚军还没有渡完泓水时，这本来是以弱胜敌的极好时机，可米襄公坚持讲“仁义”，认为楚军还没有渡完，不能发起攻击。等楚军渡河完毕尚未摆好阵势时，宋襄公坚持讲“仁义”，还是说不可攻击。直到楚军阵势摆好，宋襄公才击鼓以攻，结果宋华大败，宋襄公身负重伤，儿乎当了俘虏。这是“以礼治军”的下场。在马陵之战中，齐国军师孙膑采取了“因其势而利导之”的办法去调动敌人。他指挥行军，在途中每天减少灶头的数目，由十万减到五万，再减到二万，造成齐军逃亡大半的假象，迷惑了魏将庞消当庞涓丢下魏国的主力部队，带领轻兵追赶齐军至马陵时，齐军伏兵四出，万弩竞发，一举全歼，致使魏太了申被杀，魏将庞涓被俘。这是孙膑“以奇用兵”的胜利。 《老子》书从正反面的战争经验教圳中，对“以奇用兵”的思想有深刻的发挥。它突出地表现在对“奇”和“正”的关系作出了辩证的解释，强调“正复为奇”。打仗时有时正面佯攻，吸引敌军主力，突然又以奇兵迁回，歼灭敌人，这就是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老子》讲的“以奇用兵”和“正复为奇”，是对兵法上讲“战势不过奇正”的进一步发挥，其要点是，弱方要集中自己的兵力打强方的弱点，以自己的局部优势去战胜强者局部的劣势。而这往往是一般鲁券的军事家所办不到的。所以，《老子》提出：“善为士者不武”，即善于做将帅的人，是不先凌武对方，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的。又说：“善胜敌者不与”，聪明的军事指挥员总是先退让一步，不计硬拼，而以出奇制胜的。在《老子》的作 ·104 ==========第112页========== 者看来，打仗不俐斗力，而且斗智，因而要“大智若愚”，打仗行军，要做到“善行者无辙迹”，不使敌人看出你的行迹，要“行无行”。拿着兵器要象没有拿兵器一样，要“执无兵”。至于恃骄轻敌，则是用兵者的大忌。在《老子》中，就明确指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这是指的如果轻敌，就必定会丧失自己的生命。《老子》把这一套荫蔽自己，保存实力，后发制人的战术原则归结为“道隐”的思想，这和《孙子（武）兵法》说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子》一书中提出的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规律本身的辩证法。但是，《老子》比起-·般的兵法来，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它已经超过了军事斗争这一具体领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猜测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的联系。《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事物的存在都是相互依存的，如美丑、高“下、大小、难易、长短、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生死、胜败、进退等，都是对立统一的。它还指出了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要走向反面的转化思想。毛主席在谈到矛盾的转化时说过：“在一定的条件下，环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对《老子》·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高度评价。但是，《老子》的作者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下层的政治代表，是没落的“柔弱”者。他虽然从社会大变动中总结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战略思想，妄图按照这-战略思想原则改变自己的柔弱的社会地位，而实际上这一战略思想对他所代表的没落阶级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只有进步的阶级，由于符合历史发展的方问，才能以弱胜强，战胜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的庞 ·105, ==========第113页========== 然大物。 比如在对战争性质的认识上，“道”经中就有这样的话：“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象这样不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把战争通通说成是“不样”的东西，是《老子》一书局限性的表现。列宁说过：“战争虽然会引起种种灾祸和苦难，但它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它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衰颓和垂死的东西。”《老子》只看到战争的“其事好还”，把它说成是“不祥之器”，主张回到“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中去。这是一种倒退的主张，是消极的保守的。在战火纷飞的战国年代产生这种害怕战争的思想，反映了道家所代表的阶级特征。在战国，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在政治舞台上欣欣向荣，声势日盛。整个奴隶主阶级衰落了，而道家所代表的奴隶主下层更是弱中之弱，它对社会大变动深入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战争充满了无穷的忧虑，它日夜担心着战争给自己的阶级带来的可悲命运，怕在战乱的旋涡中彻底完蛋。 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改治代表就完全不同。孙膑认为，用“仁义”“礼乐”等“以禁争夺”是“不可得”，主张“战胜而强”，用革命的暴力解决问题；商鞅也认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①；韩非更明确地提出了“当今争于气力”的战斗口号②，主张奖励耕战之士。法家对战争的积极态度，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统一天下的封建事业的胜利前景充满了信心。拿法家和道家一比，两者在对待战争的看法上抱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态度。 ① 《商君书·画策》 ②《韩非子·五蠹》 106・ ==========第114页========== 《老子》这部兵书，同其他兵家的兵书在认识路线上也不一样。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都是以朴素唯物论的观点来总结战争经验的，讲的是唯物论的“用兵之道”，始终没有离开战争这一具体领域，停甯在战争规律的认识范围内，停留在军事辩证法的范围内。《老子》着重于战略思想的探讨和研究，从用兵之道引伸出一般思想规律和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它较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高明的地方。但是，这种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最终却被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这却是它比孙武、孙膑等兵家要退步的地方。从“兵法”到“德”经，再从“德”经到“道”经，可以看出由于《老子》一书作者的阶级性的限制，在认识论上是怎样-一步步地陷进客观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的。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德”经和“道”经，很可能不是同出于一人，甚至也可能不是同一批人的作品。我们在批判地继承《老子》这份历史遗产的时候，要特别重视“德”经的研究。 《老子》从社会变乱中总结出来的一套战略战术，是精华和糟粕工见的。从《老子》出发，可以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不同的阶级，或者是同一阶级中不同集团的思想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老子》一书通过改造而利用它，分别作出很不相同的解释。 我国历史上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政治家，都注意从《老子》一书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养料。早在战国末期的韩非，为了发挥新兴地主阶级“能御万物”、“战易胜敌”的战斗精神，就特别重视研究《老子》，写下了《解老》、《喻老》这两篇战斗的哲学论文。在汉初，吕后、汉文帝、晁错等法家代表人物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胜利成果，披上了“黄老”的外衣，搞道表法里的“无为而无不为”的 ・107 ==========第115页========== 政治。到宋代，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工安不石作《道德经集义》，据王夫之的《宋论》称，王安石特别赞扬了《老子》的战略思想是“奇策”。至于王夫之本人，侧撰作了《老子衍》一书，借以发挥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政治观点。 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反动思想家、政治家，同样注意研究《老子》。与韩非同时的吕不韦，就从“老耽（聃）贵柔”中汲取玩弄权术的伸屈之道①。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曾指出：《老子》一书“以为后世阴谋者法”②，最先是从性不韦一类儒家政治骗子开始的。 《老子》书中有句名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指挥战争是这样，推广到认识论领域也是这样。人们认识世界，总是包括“知人”和“己”两个方面。但是，《老子》的作者虽然从分析时的社会矛盾出发，对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战略策略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它毕竞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要真正认识人类社会和自己所属的阶级，又谈何容易！《老子》还说过：“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是至今还用得着的真理。所谓“自胜”，就是克服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能做到这点的人，是强大有力的。《老子》的作者这句话说得很对，但他自已却无法战胜剥削阶级的偏见。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无产阶级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剥削阶级，它能够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完全能够科学地认识人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正确地认识战争和战争的规律，并止确地对历防史上出现过的各种 ①《吕氏春秋·不二篇》 ②《這书·儒道》 108・ ==========第116页========== 学派种思潮作恰当的评价。我肉古代军事思想是·个非富的宝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的许多光辉的军事著作中对此曾作了精湛的研究和分析。今天，我们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时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巩周无产阶级专政出发，去总结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这必将推动我们去更好地研究军事上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进…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把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地推向前进。 （原我《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上期) 109 ==========第117页========== 评《吕氏春秋》 罗思鼎 素统一六国前夕，秦始皇与吕不韦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在这场争中，昌不韦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商人、大政客，招集一批以儒生为主的“食客”，编纂了《吕氏春秋》-书，鼓吹复擗、倒退和分裂，为他在秦国复擗奴隶制进行舆论准备。但是长期以来，这一段历史受到了颠倒和歪曲。片不书和《吕氏春秋》被说成是社会进步的代表，而秦始皇却反而受到了贬斥和指责。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把这-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的貞相弄清楚，并从中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吕不韦何许人也？他是个“家累千金”、奔走于秦、赵等国的大商人，也是一个“家僮万人”的大奴隶尘。凭着雄厚的财势和赌徒的手腕，他在秦国贵族奴求主集团的支持下，把-个原来流落在赵国当人质的公子异人送回秦国当上了秦庄襄王，他自己也因此当上了丞相。庄襄王死后，十三岁的秦始皇继位，秦国的 ·110… ==========第118页========== 大权就落到了丹不韦的手里。吕不韦政治投机的成功，是秦国国内外奴隶主复辟势力相互勾结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汇商奴隶主同贵族奴隶主联合起来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动向。 《吕氏春秋》的出笼在秦始皇八年，当时正是吕不韦不可一世的时候。这部反动著作，继承和发展了孔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主张，提出了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 什么明“兴灭国”？就是要把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扶植起来，恢复西周时期诸侯林立、各霸方的状态。在当时，这是·条反对统一、坚持分裂的反动道路。县不韦从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出发，造谣惑众地说：“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若，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①他居然认为国家越是分裂，传世就越长久，名声就越响亮；所谓“神农氏”传了十七世，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竞被说成是因为能够与大小奴隶主共同享有天下的缘故。·吕不书用这种杜撰的理论，竭力反对统一，提倡维持当时各国割据的局面，鼓吹“存：继绝之义”决不可废②。，他把已经灭亡的卫国重新恢复起来，就是这种反动政治主张的具体实施。 战国末期，在奴隶们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的推动下，全中国范围内由封建制瑕代奴隶制已城为当时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素国处在这个潮流的最前头。孔丘七世孙儒生子顺在当时就发出了“不出二十年，天下尽为秦乎”的哀鸣③。秦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反对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篡权复辟，铲除分裂割据 ① 《审分览·慎势》 ② 《审应览》 ③《孔丛子·执节》 。11 ==========第119页========== 的诸侯王国，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以达到全中国的统一。吕不韦安想保持当时诸侯割据的分裂状态，甚至要求恢复奴隶主的分封制度，这是历史的反动。 什么叫“继绝世”？就是要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重新扶植起米。在封建制已取代了奴隶制的秦国，这就是反对进步、提倡倒退。坚持还是反对“继绝世”，在当时表现为儒法两家的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争论。孟子这一派厚古薄今，主张法先王，崇拜夏、商、周，妄图复擗奴隶制。荀子这一派厚今薄古，主张法后王，引导人们向前看。这两派是当时对立的两大阵营、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属于荀子的一派，他拥护秦始皇，赞成在秦国行之有效的法家政策，坚信秦始皇的封建统一事业一定能够胜利。 月不韦的立场与李斯完全相反，属于孟子一派。他反对秦始皇，对秦国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没有半点看得上眼。一翻开《吕氏春秋》，到处充满着“今不如背”的论调，什么“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啊①，什么“当今之时，世阁甚矣”②。总之，在月不韦的眼睛里，天下一团漆黑，糟糕透了。原因呢？目不韦认为这是由于周朝奴隶制受到了破坏的结果，而要改变这种混乱局面，就必须开历史的倒车，回到西周的奴隶制时代去。他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③ 吕不韦所崇拜的周天子，是一个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的奴 ① 《有始览·听言》 ② 《开春论·期贤》 ③《有始览·谨听》 ·112~ ==========第120页========== 隶主贵族的最高头子。吕不韦要把已经“绝世”的奴隶主贵族的头子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就是妄想造成社会的大倒退。吕不韦所说的“强者胜弱，众者暴寡”，实际上是指新兴地主阶级战胜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站在封建制一边的众人镇压了孤立的反动奴隶主。这些都是值得庆祝的大好事。一个进步的阶级推翻一个反动的阶级，这是暴烈的革命行动，决不能搞什么温良恭俭让。吕不韦发出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诅咒，正暴露了他顽固地反对社会变革、坚持复胖倒退的反动立场。 什么叫“举逸民”？就是要让被打倒了的级隶主阶级重新上台吕不韦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又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①。其实，每-个阶级都有白己的公私观。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即所谓“天下”是有阶级内容的，只有某·个阶级专政的“天下”，而决没有代表包括敌对阶级双方利益的“公天下”。各个阶级所进的“公”，从来都有定的阶级内容，不是也不可能是超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公”，包括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决不包括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利益。昌不韦所说的“公”，是奴隶主阶级的“公”，是为了谋取奴隶主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他鼓吹“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②，就彻底地暴露了他那反动奴隶主的丑恶嘴脸。他对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即所谓“贤者”，是“封”，是裂土分爵，全力扶植；对于新兴地主阶级即所谓“暴”民，是“诛”，是斩尽杀绝，寸草不留。爱憎是何等分明！什么“公则天下平”，完全是骗人的假话。 ①《近春纪·贵公》 ②《近春纪·去私》 ·118 ==========第121页========== 关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争论，归根到底，是一场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吕不韦叫器复古倒退，咒骂“今不如昔”，目的是为了在秦国贯彻执行反动的儒家的政治路线，变地主阶级专政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从这一点出发，他对法家的政治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咒骂法家商鞅忘义面趋利，是无信的小人；诬蔑法家吴起是个自大狂，最后不得好死。他还强调治理天下要用儒家的“德”和“义”，不能用法家的“严罚厚赏”这套办法，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至于孔老二这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在吕不韦的眼中完全是…个了不起的“圣人”。他吹捧孔丘在鲁国执政三年，鲁国男女分途，路不拾遗，谁也比不上他的政治才能。他同情孔丘官运不亨通，在当时没有得到重用，以致造成了周天子的垮台和天下的大乱。他还完全重复孔丘那套陈词滥调，说什么“圣人用德要求自己，天下四面八方的人就都会归顺于仁了”①。这实际上是“克己复礼”的翻版。 吕不韦在秦国执政期间，为了推行《吕氏春秋》所提出的这条反动政治路线，在组织上大力扶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势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分裂活动。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秦国形成了以宦官嬷毒为首的新奴隶主集团。嫪毒在公元前二三九年被封为长信侯，拥有大量领地、宫室和奴隶，在当时权势很大。秦国的大小官吏一见面就相互询问：“与嫪氏乎？与吕氏乎？”②秦国的政治局面一度落在呂氏和爆氏奴隶主集团的控制之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封建制终究要代替奴隶制，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在 ①“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伤乎仁”《季秋纪·精通》 ②《战国策·魏策》 ・114 ==========第122页========== 案国掀起复辟逆流的吕不韦和嫪毒，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都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秦始皇决心沿着法家的道路，把秦国这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事业进行到底。吕、嫪奴隶主集团的党羽遍布朝野，权倾公卿，他毫无惧色。面对骨不韦发出的所谓“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的恫吓①，他也不动摇。他尽管遭到反动奴隶主阶级的极端嫉视和百般咒骂，仍然放手任用法家李斯为客卿，坚定地执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因此，秦始皇二十一岁刚亲政，嫪毒集团就狗急跳墙，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一场奴隶主的武装政变。然而，这场叛乱很快就被秦始皇镇压下去了。揪出了燧毒，也就暴露并孤立了目不韦。吕不韦于次年罢官，两年后畏罪自杀。秦始皇的一连串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为秦统一六国扫清了道路。封建地主阶级在当时是真老虎，是生气勃勃的先进者。秦始皇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敢于藐视和打倒那些庞然大物，不愧是在全中国第一个完成了封建统一事业的地主阶级革命家。 目、嫪集团在秦国十余年惨淡经营，根深蒂固，为什么会顷刻瓦解、一朝覆亡呢？这是因为当时人心所向，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前进不要倒退。秦始皇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这场复辟和反复擗的斗争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历史前进的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和孔老二、吕不韦一样，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是一条犒复辟、倒退和分裂的路线。他诬蔑秦始皇是“暴君”，咒骂法家是“罚家”，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伟大成果，诽谤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妄想“兴灭国，继绝 ①《似顺论》 ·116 ==========第123页========== 世，举逸民”，把已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制造分裂，到处封官许愿，培植死党，大犒反革命阴谋活动，自以为比磐石还要巩固。但事实上一触即溃， 一冲就垮。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中国人民，不是已经将这些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抛向 一旁了吗？ 二 《品氏春秋》号称《春秋》的续篇，二者是既相同又不相同。孔丘修《春秋》，通过对历史的褒贬笔削，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以达到复擗奴隶制的反动目的。在这一点上，《吕氏春秋》与《眷秋》是相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二者就很不同了。孔丘在《春秋》中树起了儒家的黑旗，露骨地鼓吹复辟、倒退。《吕氏春秋》要狡猾和隐蔽得多。它被称为“兼儒墨，合名法”①，实际上是用“杂家”的面目来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这是一种以折衷主义面目出现的反动思潮。 《吕氏眷秋》所以采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是由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孔丘修《春秋》的时候，封建制还刚刚兴起，鲁国奴隶主贵族的势力还比较强大，所以敢于公开宣布他的复辟理论。到了吕不韦编纂《月氏春秋》的时候，随着奴隶主阶级力量的日益衰落，孔孟儒家的“显学”地位早已发生了动摇。秦国又是法家势力最强大的地方，-一直奉行着法家的政治路线，儒家 ①《汉书·艺文志》 ·118 ==========第124页========== 的名声很臭。在这种形势下，吕不韦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只能搞折衷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这标志着当时秦国地主阶级的力量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奴隶主阶级，标志着吕不韦所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彻底没落和反动。《吕氏春秋》的这种折衷主义的特点，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当时由于发生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各种思潮和学派，相互攻击，各不相下，号称“百家争鸣”。其中，有的反映了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争论，如柳下跖对孔丘和儒家的批判。有的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内部的争论，如儒家和道家的争论。有的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争论，如儒家和法家、名家的争论。到了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进入了最后决战的关头，斗争的日益激化使阶级阵线渐趋明朗，各家的混战局面为儒法两家鲜明的对垒所代替，并出现了名家归于法家的新情况。蚁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双方，根据不同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路线，各自力图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状况进行总结。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体现了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政于以横扫千军的气概对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各家学说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韩非的《五蠹》篇就是这样一篇杰出的代表作。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在奴隶制彻底崩溃的局势面前，不敢正面摆出白己的政治主张，只能用躲躲闪闪、含含糊糊的态度，标榜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旗子来掩护对法家的反扑。《吕氏春秋》就是这样的一部典型作品。它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作了总结。杂家从来不杂。“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吕氏春 117・ ==========第125页========== 秋》的本质是宣扬反动的孔学，这一点已在前面说明了。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吕氏春秋》对待其他各家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它是怎样在折衷主义旗子的掩护下，成为奴隶主阶级反动思想的集大成若的。 先看道家。儒家和道家都代表没落的贵族奴隶主，在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这一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在方式上有区别。儒家讲“有为”，大声疾呼地要求把新兴地主阶级扼杀于摇篮之中；道家讲“无为”，想搞“无为而无不为”，认为无声的包围和扼杀要更有效得多。儒家强调对地主阶级要积极进攻，道家主张采取消极退守的战术。儒家宣扬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动不得，道家则宣扬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无必要和不可能，因而两者都主张倒退、复古。吕不韦为了篡政夺权，也利用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强调“君道无知无为”①，要求秦始皇做一个不学习、不问政治、光知吃饭睡觉的傀儡皇帝。他在《吕氏春秋》中叫嚣“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②，目的就是要秦始皇自愿让位给他这个“贤者”，以便他放手地在秦国进行复辟奴隶制度的活动。 再看阴阳家。《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大讲特讲五德终始，阴阳家的气味很浓。其实，这正是反映了儒家极右派一思孟学派的特点。五德终始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变化的结果是退回到古代奴隶社会中去。思孟学派的创始人子思和孟轲面临着奴隶制彻底庇解的战国时代，吸收了阴阳五行的学说，利用这种历史循环论来为自己的复辟、倒退辩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神秘主义 ① 《审分览·任数》 ②《季春纪·圆道》 ・118 ==========第126页========== 的唯心哲学。但是，从此也就开始了泰汉时代儒生与方士的合流，出现了一批自称能见微知著的骗子。汉代董仲舒所创建的“天人合一”的讖纬神学，就是建立在所谓五德终始的理论基础上的。从子思、孟轲到董仲舒，《吕氏春秋》在这中间起着桥梁的作用。它所鼓吹的什么“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先知必审征表”①等反动论点，就是后来为董仲舒所发展并被政治璃子林彪所推崇的那套“见微而知著”的鬼把戏。 最后看法家和名家。它们在《吕氏春秋》中都是受攻击的对象。法家是吕不韦最主要的敌人，但由于秦国法家势力强大，《吕氏春秋》有时也被迫说儿句假话，提出什么“世易时移，变法宜矣”②。然而狡猾的是它空喊一阵，根本不谈变法的具体内容，而对法家的攻击却是具体而又恶毒，完全是在玩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骗子手法。名家强调“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③。它是法家的同盟军，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但不如法家激进，带有调和、妥协的气味，旗帜不那么鲜明，影响也就远远不及法家。战国末期，名法合流，名归于法。《日氏春秋》中对名家的攻击，实际上矛头是完全对准着法家的。 《吕氏春秋》是以儒家为主的没落奴隶主阶级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它反映了奴隶主阶级中的各种集团面临着当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威胁，结成了反动同盟。《吕氏春秋》在折衷主义破旗的掩护下，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武器，组织了一场对法家思想的反革命围剿，从各个方面向新兴地主阶级发动了进攻。它对于汉 ①《恃君览·观表》 ②《慎人览·察今》 ③《尹文子·大道下 ·119· ==========第127页========== 代以董仲舒为首所掀起的一·股尊孔逆流有着重要的影响。汉朝儒家所整理成的《礼记》，其中的《月令》篇是割裂《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各篇拼凑而成的。汉朝儒家尊崇的《孝经》，和《昌氏春秋·孝行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目氏春秋》开启了两汉儒家托古改制的先河。从孔丘、孟轲经过吕不韦到董仲舒，又经过韩愈到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组成了一条一脉相承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也是一条反对革新、坚持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 历史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例如苏修叛徒集团就是用折衷主义来掩盖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的。鼓吹折衷主义，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分裂，这不仅是奴隶阶级在覆灭前夕的表现，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历史上，当反动阶级在向革命阶级进攻的时候，它根本不讲折衷、调和，而是残酷镇压。但当革命阶级向它发动反攻的时候，它就大唱起折衷主义的调子，掩护退却，以便·朝卷土重来，好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林彪一伙极力官扬的所谓“中庸之道”，就是折衷主义的一种表现。从哲学上说，它是要永远保持旧的矛盾统一体，永远保持旧质的稳定性，把旧事物看成是神圣的、永恒的，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从政治上说，就是维护阻碍历史发展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在尖锐的革命斗争的而前，当机会主义者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祖，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 ・120 ==========第128页========== 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假的总是假的。他们既要千反革命，就难免不露出马脚，决不可能将真相完全掩盖起来。林彪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政治骗子，但最后还不是照样彻底垮台了吗？ 历史是现实的一而镜子。对吕不书和《吕氏春秋》的批判，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林彪所鼓吹的“中庸之道”反动本质的认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折衷主义反动本质的认识。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尤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红》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121￥ ==========第129页========== 论“黔 首” 石 仑 一九七三华夏，1东省文登县简山公社在当地发掘出一只秦代的铁权。这只铁权重三十二公斤，略呈扁圆形，顶上铸半圆形的鼻，权旁镶一块铜诏版，铜版上刻着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诏文，内容是：“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登，歉疑者皆明党之。”① 这篇短短四十字的诏文，不仅说明了秦王朝在当时统一度量衡的努力，而且从中可以获得当时社会大变动的证明。“黔首大安”这句话，对我们正确评价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研究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公元前二二一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王朝统一六国后，颁布了一项重要法令：“更名民日黔首”②，就是将“民”改名为“黔首”。这项法令公布后，天下“大酺”③，即“天下欢乐大饮酒也”④。成千上万“黔首”饮酒欢呼，庆祝这一改变名称的措施。 ①]自一九七四年第七期《文物》杂志。这类镶铜诏版的铁权，一九 五七年在山西省左云县也曾发现过一件，所刻诏文与本文一样。此诏文也见于《全秦文》。 ②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 ·122· ==========第130页========== 为什么秦王朝这样重视对“黔首”的政策？为什么“更名民日黔首”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要正确理解这一命名的历史意义，就必须揭示先秦时代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过程中社会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 毛主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民”是伴随着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即人类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后出现的阶级概念，是对奴隶的称呼，又写作“氓”或“贮”。在商代甲骨文中，“民”字的形象就是被刺瞎了-一只眼睛的戴着镣铐的奴隶。在商、周时代，“民”可以被任意赏赐或买卖，也可以被任意屠杀，被当作奴隶主的殉葬品。他们是奴隶主的财产，没有任何权利。在《论语》中，绝大多数的“民”是作为同“人”相对立的被奴役、被统治的阶级，即奴隶阶级而出现的。孔丘对“人”即奴隶主贵族讲“爱”，对“民”则从不讲“爱”，只讲“使”。如《泰伯》篇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宪问》篇中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在孔丘眼中，“民”是被“人”使用的工具，永远只配处于被驱使的地位。这说明了，在奴非社会里“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面且不算是人”(列宁：《论国家》) 但是，随着社会大变革的发展，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包括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到“民”这个概念所包含的阶级内容上来。从春秋时期以来，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产生了新的阶级，这就是地主和农民。当时，波澜壮阔的奴隶起义，推动了奴隶社会问封建社会的过渡，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 128・ ==========第131页========== 深刻的变化。那些原来可杀可卖的“民”，逐步地争得了定程度的人身自由而成为农民，极少数的还逐步进入到地主阶级的行列。而奴隶主中的一部分则日益破产，丧失了原来的尊贵身份而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地主阶级掌权的地方，则变为失去了权力的被统治、被专政的对象，时刻梦想复辟，成为所谓的“逸民”。 在这个社会阶级关系大变动的面前，儒法两家实行的是两条完金对立的政治路线，因而对“民”所反映的实际的阶级内容，也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要求“正名”，反对奴隶的解放，妄图恢复“民”原有的阶级内容，取消地主阶级和农民已经争得的社会地位，重新确立“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①的奴隶主专政，回到“使民战栗”②的西周奴隶社会中去：同时力图使那些下降为“逸民”的奴隶主恢复已经丧失了的地位，这就叫“举逸民”。“举”包含有上升、选拔的意思，要使“逸民”重新上升为统治阶级，正是为了使地主阶级下降为被统治阶级，使农民重新变为奴隶。战国时期，孟轲发展了孔丘“正名”的反动学说，鼓吹什么“民为贵”③，这里的“民”显然不是指广大的农民或奴隶，而是指已经没落的降低了社会地位的奴隶主。他实质上是企图依靠降为“逸民”的奴隶主，作为复辩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他咒驾新兴地主阶级是“贼民”④，咒骂劳动人民是同“禽兽”一样的 ① 《论语·子路》 ② 《论语·八佾》 ③ 《孟子·尽心下》 ④《孟子·离娄上 ·124… ==========第132页========== “庶民”①。 法家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路线，强调打击造成国家“田荒而兵弱”的“五民”，如“诗书、谈说之士”和“商贾之土”等②。这些人韩非称之为“五蠶之民”③，主要是指儒家之徒以及工商奴隶主等。法家从建立和巩固封建政权的目的出发，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坚决主张提高“农战之民”④即地主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法家的路线适应了战国时期“农战之民”兴起的局面，合平历史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农战之民”逐渐取得了“黔首”的称呼。 “黔首”是我国历史」第二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的产物，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出现的名称，就象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都称为“第三等级”一样。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广大农民是劳动者。据先秦时代的记载，“黔首”一词最早大约出现在战国巾期⑤。战国末年，《吕氏春秋》、《韩非子》、《礼记》以及李斯的文章，都讲到了“黔首”。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农民已比较壮大，“民”这个名称的阶级成份比过去更加复杂了。客观的社会需要，推动着人们在习惯上逐步称地主和农民为“黔首”，以区别于社会地位下降为“逸民”的奴隶主。后来，这一名称传进了秦国，随着素国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和巩固，“黔首”的称呼也日益流行开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非“黔首”作为人 ①《子·离娄下》 ②《商书·第地》 ③《韩非子·五蠢》 ④《商君书·农战》 ⑤《战国策·魏二》 125・ ==========第133页========== 民的定名，并颁行天下。因此，清代学者王念孙说：“黔首”“旧有此称，而至秦遂以为定名，非始皇创为之也”①。 “黔首”一词，最初是根据农民的特征而来的。据《广雅》解说：“黔首，氓民也。”②《说文》认为：“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周谓之黎民。”③在西周时代，“氓民”就是“黎民”，也叫“人鬲”，指的都是奴隶。为什么称奴隶为“黎民”和“人鬲”？黎有黑的意思。鬲就是一种用于煮饭烧水的器具，经常受烟熏火燎，当然也是一片黑色。奴隶成年累月在野外劳动，脸色是黑黑的。奴隶主称他们是“黎民”或“人码”，含有侮辱和轻视的意思。“黔首”同奴隶不同，他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但占“黔首”中最大多数的农民同奴隶确实具有渊源关系。黔同黎一样，也有黑色的意思。应劭说：“黔亦黎，黑也。”④朱熹也承认“黔首”和“黎民”得名于黑色，但又把他们说成是满头黑发的“少壮之人”⑤，这就完全抹杀了“黔首”和“黎民”的阶级内容。据《吕氏春秋》，“黔首”的特征是“颜色黎黑”⑥。农民同奴隶一样，都是被剥削的劳动者，沉重的野外劳动使他们的面色晒得黑黝黝的，并且不准戴冠冕，只能用“卑贱者所服”⑦的黑色头巾缠头，因而获得了“黔首”这 一名称。 在封建制战胜奴隶制的过程中，“黔首”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了提高。这是他们同奴隶主阶级长期战斗的成果。“黔首”中 ①②《广雅疏正·释诂》 ③《说文解字》卷上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 ⑤《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上》 ⑥《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 ⑦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巾愤考》 126・ ==========第134页========== 的不同社会成份，在消灭奴隶制的过程中起着很不相同的历史作用。地主阶级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是反对奴隶制的革命的领导者，广大农民则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农民的前身就是奴隶。千百方奴隶的起义和反抗，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的基础。春秋末年的柳下跖起义，就显示了巨大的革命威力。章太炎说，柳下跖“其道甚大，而违于周法”，对于奴隶制统治来说，“非跖莫能破其神道诞安”，“非跖无以弹其淫名”，“非跖则不均平通达”①。广大奴隶挣脱了奴隶制的束缚而上升为农民后，构成了“农战之民”即“黔首”的主要部分。他们要求彻底摧毁奴隶制度，决定了奴隶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地主阶级正是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能够战胜奴隶主阶级而上升为统治阶级。秦国的商鞅在变法中就提出了奖励“耕战”的政策，明确地认为：“意民之悄，其所欲者，田宅也。”②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广大奴隶要求摆脱奴隶制的强烈愿望，主张“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⑨，即给他们一小块土地，免除三世的赋役，以争收他们的支持。商鞅变法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各以差次名田宅”④，即坚持封建土地所有制，部分地满足奴隶的土地要求，从而使他们变成农民，并且“劝民耕农利土”⑤，急剧地提高了秦国封建政权的经济力量。正是在形成了比较强人的“农战之民”的基础上，桊国才能“兵动而地广，兵休附国富”⑥。 “黔首”中包念着不同的革命阶级。奴隶制度越是走向火亡， ①章太炎：《检论·儒侠》 ②③《商君书·徕民》 ④《史记·商列传》 ⑤⑥《史记·范唯蔡泽列传》 ·127・ ==========第135页========== “黔首”中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社会地位就越高。战国末年，“黔首”中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茶国取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那个“富费极矣”的秦国丞相李斯，就自称是“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①。至于“黔首”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其社会地位显然要低得多。李斯说道：“苦形神”，“则是黔首之役”②。这个“黔首”，指的就是劳动人民，他们仍然是受剥削的对象，但他们的地位和状况，特别是白耕农，毕竟要比奴隶高些。李斯自称“黔首”，就说明了这一称呼在当时已不再是一个侮辱的称呼，而是个颇值得自豪的称号。这种状况，反映了“黔首”中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社会向前推进，都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这种背景下，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儒法两家，都竭力争夺“黔首”中的广大农民群众。儒家为了反对社会变革，维护和复辟奴隶主反动统治，就装出一副同情农民疾苦的姿态，向新兴的地主阶级实行反攻倒算。吕不韦就猫哭老鼠假慈悲地说：“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③。在吕不韦看来，造成“黔首之苦”的根源是由于象征奴隶制度的周天子垮了台，所谓“贤者”即奴隶主贵族失了势，而地主阶级的“世主”却神气起来了。其实，造成“黔首”中大农民当时遭受灾难的根本原因，正是以吕不韦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他们用儒家路线代替法家路线，只能使“黔首”中的广大农民重新沦为奴隶。同吕不韦之流相反，法家认为必须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的路线。韩非明确地说：“立法术， ①②《史记·李斯列传》 ③《号氏春秋·孟秋纪·振乱》 ・128・ ==========第136页========== 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①“民萌”即“民氓”，同“众庶”一起，当时都属于“黔首”。李斯也说：“王若不却众庶”，不能“弃黔首以资敌国”②。这些话表明，法家为了用封建制战胜奴隶制，非常注意争取“黔首”中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使他们脱离了奴隶状态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因而他们在当时是支持这条法家的政治路线的。 然而，直到战国宋年，“黔首”的社会地位还是不稳定的。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是当时分裂和混战的根源，给“黔首”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因此，广大“黔首”迫切要求进一步彻底摧毁奴隶制度，结分裂和混战的，面，以巩固白己的社会地位。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秦始皇提出了“亲灭强暴，振救龄首”③的口少，发动了统一战争。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广人人民的愿望，得到“黔首”们的普遍支持。人民是统一战年的主力，他们为国家的统一造成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华事力量，他们为母家的统一浴血奋战，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这是秦始皇能够迅速统 一六国的根本原内。汉代的法家晁错说：在秦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六国失败的根源是由于“民不用”，即人民反对分裂割据的局面；而秦国所以“能兼六国，立为天子”，是于“财用足，民利战”④。人民的支持，决定了统一战争的必然胜利。秦始皇统 六国，建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 ①《韩非子·问田》 ②《史记·李斯列传》 ③《史心·素始：是术纪》 ④ 《汉书·晁错传》 ·129· ==========第137页========== 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①的条件，汉代的严安说：茶王朝统一六国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人人自以为更生”②。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封建制，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其中的基本措施之一，就是“更名民日黔首”，肯定了“黔首”在长期斗争中取得的社会地位。几百年来，“黔首”的社会地位由低到高，作为“黔首”特征的黑色也由贬义转变为褒义。秦始皇接受和改造了战国末年流行起来的“五德相胜”说，认为周代奴隶社会是火德，秦王朝以水德克服了火德。水德呈黑色，秦王朝规定“衣服旄旌秒旗皆上黑”③，黑色成了象征秦王朝政权的颜色标志，在当时是最高尚的颜色。因此，称“民”为“黔首”，无疑是对当时人民的尊称。素始皇用“以水胜火”的观点来证明秦正朝建立的合理性，这固然是一种历史唯心论。但它的实际内容，却反殃了封建制战胜奴隶制、“黔首”战胜奴隶主阶级的客观现实。“更名民日黔首”，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总结。它从法律上肯定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肯定了劳动人民不再是奴隶。后来，秦始皇进-一步取消了没有功勋的宗室贵族的特权，“使茶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④。这就是章太炎所说的“帝族无功”者，“与布衣黔首等”⑤。公元前二○七年，秦二世在被杀前曾说：“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⑥可见，秦始皇时，确实执行了使宗室子女为“黔首”的政策。 ①《史记·泰始皇本纪 ②《汉书·严安传》 ③⑥)《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 《史记·李斯列传》 ⑤章太炎：《素政记》 ·180· ==========第138页========== “更名民日黔首”，是进一步摧毁奴隶制度、巩固封建制度的 一项比较彻底的政策。这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阶级关系深刻变化的结果。它标志着奴隶占有制的社会阶级关系基本上被摧毁了，而封建的社会阶级关系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了。列宁指：“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论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更名民曰黔首”的进步历史作用。 在确立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秦始皇又宣布“忧恤黔首”，保护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实行了“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①的政策，打击工商奴隶主，稳定和改善“黔首”的经济地位。公元前二一六年，秦始皇根据商鞅“各以养次名田宅”的政策，“使黔首自实田”②，即下令“黔首”各人自报所占田亩数，承认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并相应地进行赋税的征收。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它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废除了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确定了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秦代农民负担的徭役并不是很重。当时，“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③，而徭役则从“阁右”开始，首先征发因不执行法家路线而犯了罪的吏、工商奴隶主，接着是征发豪富，当然也征发贫苦农民即“闾左”服役，但规定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作正卒一年利和成边-…年。这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秦王朝建立以后，仍然面临着奴隶土主复辟的严重威胁。尤 ①《史记·茶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 ③《史记·陈涉世家》索隐 +181 ==========第139页========== 其是那些反动的儒生，他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①，竭力用“颂古非今”的手段，欺骗“黔首”，以便于复辟奴隶制度。在这些反动儒生“或为沃言以乱黔首”②的情祝下，地主阶级仅仅依靠本阶级的力量是无法防止奴隶主复辟的。因此，秦王朝在保护“黔首”的政策中，包含了承认农民从奴隶制下摆脱出来后所获得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内容，以争取劳动人民对新建立的地主阶级政权的支持。正是由于秦始皇采取了提高“黔首”地位的法家路线和政策，才粉碎了反动儒生“惑乱黔首”的阴谋，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复擗势力，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王制。 由于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茶始皇虽然坚决镇压了一批反动派，复辟的逆流暂时被压了下去，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直接依靠广人劳动人民反对奴隶主复擗的措施，反发胼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全国各地埋藏者-人批旧贵族分子，他们的政治代表赵高钴进了茶王朝的心脏。到了公元前二-…○年，秦始皇-·死，赵高立刻发动反革命政变，用儒家路线代替了法家路线，“黔首”的地位急剧地发生了变化。地主阶级和法家遭到沉重的打击，劳动人民受到了血腥的阶级报复。社会上笼罩着一片“龄首振恐”的气氛，同秦始皇在世时“黔首安宁”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世信赵高之计”的结果，“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③。在：赵高血腥的暴力镇压下，成阳城里，“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④。伴随着政治上 ①②《史记·秦始本纪》(③)《盐铁论·诏圣》 ④《盐铁论·周秦》 ・182 ==========第140页========== 的倒行逆施，以赵高为头子的奴隶主复辟政权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徭役的规模空前扩大，大批原来服役较轻的“阁左”遭到了无休止的征发。铁的事实证明，反革命复僻-一旦得逞，人民就要遭殃，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灾难尤其深重。林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不也就是要把亿万芳动人民打入血泊之中吗： 但是，赵高的反革命政变并没有能使“黔首”屈服。陈胜、吴广领导的革命农民首光发难，举起了武装起义的人旗，迅速推翻了赵高的反动统治，显示了革命农民在摧毁奴隶主复辟的斗争中的伟大历史竹用。这-一胜利果实，后来为地主阶级所利用，这就是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王朝刘邦正是在“黔首”支持下，继承了茶始皇的法家路线，打败了项羽为代表的奴隶主势力。“汉承秦制”。西汉初年，“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①，继续执行了秦始呈尊重“黔首”的政策。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因此，茶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结果，为地主阶级取得反复萨的胜利清了道路；面对农民日己，则是州新的封建制枷锁代替`了旧的奴隶制枷锁。 “黔首”的产生及其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的历史，就是地：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劳动人民从奴隶转变为农民的历史。在人类发展的所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已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封建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劳动人民从奴装的地位中解放了出来，这就决定了地主阶级在其革命时期，在其反对奴隶制这一点上，能 ①《史记·张丞相列传》 183・ ==========第141页========== 够得到劳动人民的支持。但是，农民在封建社会中仍然要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归根到底，地主阶级领导的革命，同一切剥削阶级领导的革命一样，是用新的剥削制度代替了旧的剥削制度。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最先进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劳动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当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阶级斗争其中包括儒法斗争的历史，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逐步地实现在地球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十期) ·184· ==========第142页========== 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 罗思鼎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这是我国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复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巩固封建的中央巢权的统一国家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法家和儒家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条战线大决战的时刻。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农民炮义同反复辟的斗争紧密联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研究、总结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包括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阴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有帮助的。 在春秋伐国时期，连绵不断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反动统治，替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创造了条件。秦始 ・185・ ==========第143页========== 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一步摧毁了在关东六国还大量存在的奴隶制残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茯尽西来。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①李白的诗，歌颂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缋和他的卓越政治才干。凭借着已经成熟的历史条件，在奴隶们反抗奴隶制的伟大斗争的基础上，在经过商怏变法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所造成的形势下，秦始皇坚定地实行法家路线，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敢作敢为，生气勃勃，成为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最杰出的代表。 紫始皇统一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曾满腔热忧地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期地坼，掀翻一个世界”②。茶始皇统一巾国，确实是··场翻天穫地的大革命，它宜告了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当秦始皇死后，在短短三华内，秦王朝也随即灭亡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探讨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的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从来的尊儒反法派，从董仲舒、朱熹到林彪，从苏修到国民党反动派，无不抓住秦朝二世而亡，大肆攻击“焚坑儒”，胡说秦朝迅速灭亡是秦始皇实行“暴政”的结果。秦朝的覆灭，是因为对儒家复辟派镇压得太多了吗？不！事实同这种断语相反，秦王朝的失败，正好不是因为对奴隶上复擗派镇压太多了，恰恰在于秦始皇对反动派的专政还不彻底，甚至让他们钻进了政权机关，窃取了重要职务。这是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毛主席 ①《李太白全集》卷二，《古风》第三首 ②《史纲评要·后秦纪》 ·186· ==========第144页========== 指出：“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素始皇在粉碎日不韦复辟集闭的同年，鉴于吕不韦大批招募六国儒生入关，图谋复僻，曾下了逐客令。法家李斯做过吕不韦的舍人，因而也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写了《谏逐客书》，这是正确的。对“客卿”应该作分析，不能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①的政策，·概排斥。但“客卿”中也确实有象吕不韦、淳于越这样代表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坏人，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战术，企图从内部瓦解素朝的地主阶级专政。根据历史记载，所有知名的秦博土都是齐人和鲁人。齐鲁地区原是孔孟一派儒生根深蒂固的老窠。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深思的。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表赵高钻进了秦土朝的心脏，深深地隐藏了下来。这就为秦王朝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时，六国旧贵族的复辟势力也是相当强大的。在全国各地隐藏着大批心怀不满的六国奴隶主复擗派和封建割据势力。章太炎指出：“六国公族，散处阄巷之间”，“公族之欲复其宗庙，情也”②，他们企图复擗已经失去了的天堂，是必然的情势。拳始皇对公开的敌人是有一定瞥惕的，也采取了揹施。如平毁六国军事要塞，征收全国的武器，多次巡视，到处刻石，宣传封建制的优越性，批判奴隶制的落后性。但是由于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于这个阶级取得全国政权时问不长，对反复、反分裂 ① 《史记·李斯列传 ②《秦政记》 ·187· ==========第145页========== 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认识不足，特别对复辟派从内部颠覆封建政权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在取得了夺收政权的胜利以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便滋长了太平麻痹观念，幻想从此“天下和平”①。秦始皇一死，秦王朝对复辟势力镇压不彻底的恶果便迅速暴露，从埋藏在秦王朝内部二十多年的赵高，到躲藏在全国各地的六国旧贵族，一下子都从地底下涌了出来，而地主阶级却没有能够把这股复醉逆流打下去，秦王朝的灭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明朝张居正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如果秦始皇的继承者能够“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桊朝就不会这么快灭亡。他所说的，实质上是一个继续和加强秦始皂法家路线，铲除奴隶主复擗势力的问题。而历史事实却相反：“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壁尚存”②，导致了秦王朝的倾覆。“六国余孽”是颠覆秦王朝的复辟势力，而所谓“奸究内发”，就是指赵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它是秦朝灭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赵高是赵国奴隶主贵族后代，因为“痛其国为素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③，在秦宫廷里当上了一名宦官，并成了公子胡亥的师傅。赵高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个地地道道的儒。赵高父母都因犯秦法而被判处重刑，他本人也差一点因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被处死。“高有大罪，案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④。后来秦始 ①《史记·秦始空本纪》 ②《张文忠公会集·杂著》 ③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一 ④《史记·蒙恬列传》 ·188· ==========第146页========== 皇看他能说会道，又“复其官爵”①，给予重用。阴险的赵高从此改变策略，骗取信任，除继续担任掌管车马乘舆的中车府令外，后又兼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这样，就使赵高有可能趁秦始皇病危，发动政变。 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巡游到沙丘时，因病重曾令赵高起草命令，要太子扶苏赶快从前线回来准备后事。但“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②。紧接着是赵高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他“留所赐扶苏玺书”，诱骗胡亥，大谈“汤武杀其主”，“卫若杀其父”的历史，叫嚷卫君杀其父“孔子著之，不为不孝”③，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同时又拉拢李斯，说什么“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④，使用各种威胁利诱手段，迫使李斯就范。然后，赵高伪造诏令，逼死太子扶苏，逮捕并杀害坚持秦始皇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终于得逞了。汉代的樊哙曾用桊始皇的历史教训警告刘邦：“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⑤樊哙和赵高是同时代的人，他对赵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是记忆犹新的。 赵高政变后，立刻用儒家的路线代替了法家的路线。他改变秦始皇执行的保护新兴地主阶级、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政策，实行“收举余民，贱者费之，贫者富之”的政策⑥，把没落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在赋税和徭役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倒退措 ①《史记·蒙恬列传》 ②③④《史记·李斯列传》 ⑤《史记·樊哙传》 ⑧《史记·秦始皇本纪 ·189· ==========第147页========== 施，企图使贫苦农民重新沦为奴隶。秦自商鞅变法后，对公开的奴隶主反对派都是坚决镇压的，“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①。赵高篡权后，公然下令“更为法律”②。反革命派上台，都要搞翻案，实行“大赦”。秦二世元年一月，“大赦罪人”③，被秦始皇专政的罪犯纷纷跑出监狱，在：咸阳街头弹冠相庆，而法家人土却遭了殃。儒家比法家杀人要厉害得多、残酷得多。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名反动偏生；赵高却千方百计“尽除去先帝之故臣”，实行血腥的反革命阶级报复。继扶苏、蒙恬、蒙毅之后，秦始皇的子女二十多人先后被害，“连坐者不可胜数”④。接着，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被迫门杀，李斯也遭到被腰斩和“夷三族”的惨祸。同时，赵高对各郡县地方官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屠杀。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赵高镇压了法家的反抗，任意“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公元前二○七年，又杀了秦二世，并公开主张恢复六国的分封制。这个钻进秦朝内部的六国旧贵族代表，终于达到了“杀秦了孙而亡其天下”⑤的罪恶阴谋。 在赵高一手策划反革命政变时，唯一有可能起来揭露和抵制的李斯，却表现了不可原谅的妥协和动摇。李斯曾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后来又参加制定了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和政策，反对倒退，反对恢复分封制，是-一个有过重要贡献的法家。但他也有过许多严重的错误。在赵高策动政变时， ①《商君书·资刑》 ②④《史记·李斯列传》 ③ 《史记·六国年表》 ⑤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一 140・ ==========第148页========== 李斯为了保全自己“富贵极矣”的地位，一一开始就摇摆不定，妥协退让，以至容忍了赵高的阴谋得逞。后来，李斯企图重新进行斗争，然而大势已去。李斯的致命伤是私心重，骨头软，他企图“委曲求全”，但向反动政变策划者讲“委曲”，是无法“求全”的。当然，李斯同赵高有本质的不同。李贽把李斯和赵高作了比较：“斯，龙也。高，蛆也。”①李斯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功大于过。而赵高则是韩非在《孤愤》篇中痛斥的那种“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的“重人”，是新兴地主阶级及法家的最危险敌人。从赵高的政变，可以清楚地看到秦王朝建立后，奴隶主复辟和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二 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复擗，教训是惨痛的。它证明秦王朝没有能够最后战胜奴隶主复辟势力。这一历史任务白然落到了革命农民的肩上。就在赵高发动政变，纂夺改权后九个月，陈胜领导的革命农民，在大泽乡上空点燃了武装起义的烽火，宣告了赵高、胡亥反动统治的迅速灭亡。 历来的尊儒反法派，包括林彪及其死党，总是把陈胜、尖广起义同“焚书坑儒”联系起来，胡说什么“坑灰未冷山东乱”。这是歪曲历史真相。毫无疑问，秦王朝是要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是要把地主阶级的挥霍享受建筑在劳动人民遭受剥削的基础上的。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一诞生，无产阶级就立即开始 ①《史纲评要·后纪》 ·141m ==========第149页========== 了反抗一样，从封建制产生的第一天起，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和斗争就出现了。这种阶级矛盾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在历史上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维护这个革命成果的斗争是很艰巨的。秦始皇采取的专政措施，当然有针对农民的一面，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更迫切的却是要解决防业奴隶制复辟的问题。特别是“焚书坑儒”，根本就不是对农民的镇压，而是对反动派的专政。那些被坑掉的儒，明明是奴隶主的代言人，也是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坑掉一批“不耕而食”的寄生虫，广大农民只会拍手称快，决不会加深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章太炎认为，“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说百姓”，秦始皇“坑儒”是为了取得老百姓的谅解，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章太炎还指出：“世以秦皇为严，附不安诛-一吏也。”①从秦始皇接受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对待法家尉缭的态度看，也并不象是儒家所攻击的那样不能听取正确意见。总之，把“焚书坑儒”说成是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是一种违反阶级分析的错误观点，是反动派混淆是非的言论。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秦 二世的时候，止是钻进地主阶级改权内部的复辟派，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我们应当从阶级观点比较一下秦始皇和赵高两条不同的路线。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继续实行法家路线。始皇二十六年，下令“更名民日黔首”，黔是黑的意思，秦始皇根据五德终始崇尚黑色，“黔首”在当时应是指新兴的地主和自耕农，是秦始皇对当时人民的一个尊称。在以后的石刻 ① 《秦政记 ·142 ==========第150页========== 中，多次提到“黔首”，如二十八年的石刻中讲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①。三十一年下令实行“使黔首自实田”②的政策，鼓励发展封建地主和自耕农的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赵高掌权后，却对广大农民实行奴隶主式的掠夺，造成“黔首振恐”③。应该指出，引起陈胜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赵高实行使“黔首振恐”的复辟奴隶制的儒家路线。 在秦始皇时，劳动人民同地主阶级之问的矛盾并没有激化。秦国从商鞅变法时起，废除了井田制，解放了奴隶的生产力，实行“奖军功”，“教耕战”的政策，使“秦民大说（悦）”④。当时“山东之民，无不西者”⑤，东方诸国的人民都想跑到秦闲来。可见，人民群众是拥护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秦始皇继承了商鞅的发展封建农业经济，保护农业劳动力的政策，“缓刑罚，薄赋敛”⑥，对于从事农业劳动的贫苦农民即“阁左”，规定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生作正卒一年和戍边年，也就是说，一般是不随便“发闾左”服役的。赵高上台后，改变了秦朝法家政策，“始皇既發，胡亥极愚，骊山未毕，复作阿房”⑦，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空前繁重。在赋税方面，采取“头会箕敛”⑧，甚至大规模地“发闾左”充戍卒，实质上也就是使已获得人身闩由的农民又重新沦为奴隶，这是革命农民所不能容忍的。赵高复辟奴隶制的罪恶行径，激 ①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 ④《史记·商君列传》 ⑤《商君书·徕民》 ⑥《史记·李斯列传》 ⑦《史记·案始皇本纪》 ⑧《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148 ==========第151页========== 化了同农民的矛盾，为自已的灭亡创造了条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①，大规模地征发农民服徭役，把全国各地分散的农民都集中和组织起来了。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广大农民就能很快地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给赵高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赵高的倒行逆施，也加剧了地主阶级同奴隶正复辟势力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于赵高在沙丘发动的政变，“请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赵高也担心“皆不服，恐为变”。随着赵高、胡亥“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②，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都反对奴隶制复辟。当时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也参加了推翻秦二世统治的斗争。陈胜起义时打出扶苏的旗帜，正是为了孤立和打击赵高。但当时单靠地主阶级不可能粉碎赵高政变，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防止奴隶主复擗的主力。对农民来说，一旦奴隶制复辟，就要重新沦为奴隶。奴隶制残余保存得越多，农民依附于封建地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在思想上，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孔孟之道，是束缚奴隶和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桎梏。因此，农民起义的斗争锋芒必然要指向奴隶主复辟势力，指向反动的孔孟之道。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由关东六国奴隶组成的“苍头军”，也参加了革命的洪流。如东阳陈婴起义，就有“异军苍头特起”③，由奴隶组成的起义军成为一支重要“异军”。陈胜辆牲后，“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车”④，继续进行英勇平争。 陈胜、吴广起义最后失败了。除了政策上的一些问题之外， ①②《史记·李斯列传》 ③《史记·项羽本纪》 ④《史记·陈涉世家》 ·144· ==========第152页========== 失败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从内部的破坏。随着秦末农民起义迅速发展为燎原烈火，潜伏在各地的奴隶主复辟派也蠢毒欲动，起来“造反”。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少反动儒生乘机混进了农民起义队伍。如秦王朝悬赏通缉的要犯陈余就“好儒术”①。他和另一被通缉的要犯张耳都与孔子后代孔鲋“相善”②。陈余隐姓埋名，四出游窜，“尝游赵，知其篆杰及地形”③，积极从事复辟活动。混入陈胜起义军队伍后，张耳、陈余又派人去动员孔鲋，认为“天下之事已可见矣”，删机成熟了，“子宜速来”④。于是，孔鲋等鲁诸儒抱着“礼器”也混了进来大批反动儒生混入起义队伍，必然企图改变农民起义的路线，于是在农民起义队伍内部也出现了儒法斗争。 孔丘的后代孔鲋公开要陈胜“法先王”，胡说“背周代殷，巧兴灭继绝以为政首”，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摆在施政方针的首位，要陈胜“诚法之”。陈胜当场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安能纯法之乎！”我是靠1己起来造反的，同周灭商不一样，怎么能完全去学呢？把孔鲋顶了回去。陈胜对孔孟之道是采取怀疑批判态度的，他说：“始，余信圣贤之道，乃今知其不诚也。”陈胜手下将领武臣，在与孔鲋辩论时，也认为孔学未必正确，“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⑤。可见，尊儒还是反儒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 孔鲋等反动儒生的政治目的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张耳、陈余攻击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革命行动是“破人国家， ①③《史记·张斗陈余列传》 ②④⑤《孔丛子》 ·145· ==========第153页========== 灭人社稷，绝人后世”。他们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主张“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遭到了陈胜的抵抗。张耳、陈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诱骗陈胜分兵“北略赵地”。陈胜对他们是有所警惕的，派“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率领三千农民军出发。后来武臣受张耳、陈余腐蚀，自称赵王。陈胜命令武臣向咸阳进军，张耳、陈余又反对，主张“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公开从农民起义队伍中分裂出去。在张耳、陈余的蛊惑下，武臣派韩广“略燕”，在燕国旧贵族支持下，韩广也割据称王①。 六国奴隶主残余和割据势力纷纷“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②，实行复擗，这样就牵制和分割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如阳儋是齐王田氏后代，他收罗“篆吏子弟”，自立为齐王，带兵进攻陈胜手下大将周市，“周市军还去，田檐因率兵东略定齐地”，然后就在齐鲁一帮割地称王③。当时，各地起来称王的都是韩、赵、魏、楚等国的贵族后裔。汉代的刘敬说：“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④六国旧贵族虽然经过秦始皇的沉重打击，但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一旦时机成熟，又死灰复燃。他们是农民革命的死敌。 陈胜、吴广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它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粉碎了赵高复辟奴隶制的阴谋，“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遭侯王将 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② 马端临《义献通考·封肄芳九。 ③《史记·田儋列传》 ④《史记·刘敬传》 ·146· ==========第154页========== 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①。在这期间，六国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农民起义的革命大扫除，地主阶级也第一次受到农民起义的强有力的冲击。秦统一后，六国旧贵族盘根错节，在地方上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农民起义扫荡了各地还保存着的奴隶制剥削方式。大批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砸烂枷锁，参加起义，求得解放。陈胜、吴广起义在摧毁奴隶主复辟政权，扫除奴隶制残余方面，建树了不朽功勋，为汉初最后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陈胜、吴广起义还显示了农民革命反封建的巨大威力，使历代封建统治者提起这次起义就胆战心惊。 三 陈胜、吴广起义后，紧接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斗争的实质是继承还是推翻由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这是从秦王朝开始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项羽和刘邦，原来都属于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参加了农民起义斗争。陈胜、吴广牺牲后，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立楚国贵族后斋为楚王。后来，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刘邦则占领了关中和秦的首都咸阳。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并封刘邦为汉王。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战争，历史上就称为“楚汉相争”。 楚汉相争，从路线上看，是一场儒法斗争。刘邦平生“不好 ① 《史记·陈涉世家 ·147* ==========第155页========== 儒”①，认为“为天下安用腐儒”②。项羽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门信徒。刘邦平时“慢而少礼，土廉节者不来”③。同刘邦相反，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仁而敬人”④，很讲究儒家那套虚伪的礼节，但对劳动人民却极残酷，他将秦朝放下武器的二十余万士兵当作奴隶，“奴虏使之”，最后残暴地全部杀害⑤。项羽好“礼”，儒家之徒都麇集到他的旗帜下米了。他任人唯亲，“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⑥。项羽最初被封为鲁公，也决不是偶然巧合。项羽死后，“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按照儒家的“礼义”，标榜为项羽“死节”，但不久“乃降”⑦。可见，项羽依靠的是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刘邦原是个亭长。他的主要谋臣和将领·，肖何、曹参、夏侯婴等都是秦朝地主阶级的下层官吏。另…些人是劳动者，如周勃是手工业者兼办丧事，樊哙以狗为业，灌婴是小商贩。项羽和刘邦都参加了农民起义的队伍，但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思想、阶级基础是不同的。 刘邦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奴隶主复辟。项羽则站在六国旧贵族的立场，执行了一条儒家的反动路线，大搞分裂割据，开历史倒车。这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在项羽和刘邦进入秦国的首都成阳时，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刘邦入关后，废除了赵高的严刑背法，对杀死赵高、主动投降的秦王子婴及关中地主阶级采取保护政策，取得了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项羽入关， ①《史心·郦生陆：贾列》 ②《史记·黥布列传》 ③⑥)《史：记·陈丞桕世家》 ④《汉书·高帝纪》 ⑤⑦《史记·项判本》 ,·148· ==========第156页========== “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房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①。项羽挖秦始皇坟墓，火烧阿房宫，大肆抢掠，完全是一种发泄六国旧贵族亡国之恨的阶级报复。公元前二○七年，项羽凭借暂时的军事优势，一下子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封章邯等三人为王，“秦父兄怨此 三人，痛入骨髓”②。刘邦列数项羽的十大罪状，痛斥项羽“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⑨，项羽恼羞成怒，但无言可对。 在楚汉相争中，刘邦能够战胜项羽，关键是这个集团的路线比项羽正确。同时也依靠了秦始皇时留下来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从军事实力上讲，刘邦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屡战屡败，几次全军覆灭，但最后却越战越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中人民的支持。关中在台后、肖何的领导下，积极进建设，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刘邦有关中根据地作为坚强后盾，因此稳操胜券。汉朝建立后，评肖何为第一功。大臣们也认为：“肖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肖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④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失道必然寡助，项羽转战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向披靡，未尝败北，但政治路线错了，军事上仍旧要失收。垓下之成，四面楚歌，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但项羽临死时还说什么“此天之亡 0)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准阴侯列传》 ③《史记·商祖本纪》 ④《史记·肖相国世家》 149・ ==========第157页========== 我，非战之罪也”。难怪司马迁要嘲笑他：“岂不谬哉！”①在战胜项羽后，刘邦建立了西汉封建王朝。“汉承秦制”，刘邦基本上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肖何进入咸阳后，“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②，汉朝的法律基本上是参照秦律制定的。刘邦消灭了以项羽为代表的一大批六国旧贵族，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但在战争过程中，仍然还遗留了一批六国贵族残余势力，并形成了一批新贵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刘邦不得不同他们作暂时的妥协，对他们的代表人物封王封侯。例如齐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燕王卢绾等。这就酿成了汉代初年汉王朝同以异姓王为代表的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这场斗争是楚汉相争的继续。这些异姓王，对内实行分裂割据，保护工商业奴隶主残余势力，对外向我国北方的@奴族奴隶主贵族屈膝投降。刘邦、吕后刚毅地消灭了韩信、彭越等人的叛乱，保卫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又封了一些同姓王，为后来的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根子。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奴隶主复辟的严重时期过去了。从刘邦、吕后，中经文帝、景帝，到汉武帝刘彻时进一步加强了统一和中央集权，标志着封建社会制度终于巩固了下来。它离开秦王朝统 一中国又经过了整整一个多世纪。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始终非常激烈。历史证明，即使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光有一代人的努力也还不行，必须经过几代人的 ①《史记·项羽本纪》 ②《史记·肖相国世家》 ·150* ==========第158页========== 努力。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剩削制度的 社会主义革命，更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长时期的斗争。地主阶级要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执行 一条法家的路线，坚决反对儒家的路线，否则就有出现复辟和倒退的危险。我们今天要巩固社会主义江山，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赵高的反革命政变和项羽的倒行逆施的教训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新制度终究要代替旧制度，即使反动派复辟的阴谋一时得逞，那也只能是短命的，暂时的。赵高政变，不到三年，很快就垮台了。项羽倒行逆施，也只能县花一现。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转的。新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地在批林批孔中加强团结，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151 ==========第159页========== 生产大发展的决定因素是革命 从战国秦汉时期铁器发展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卫 今 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解放后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从地下大量发掘中进一步揭示的中国古代铁器的发展过程，有力地证明了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大变革之后出现的。考察并剖析这个过程，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认识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教导，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鼓吹的唯生产力论。 是什么决定了铁器的发展速度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用铁了。一儿七二年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一座奴隶主的墓葬里发现了一件铁 ·152· ==========第160页========== 刃铜饿。幕葬的华代相当于股墟文化的早期，即公元前十四至 十三世纪。这件铁器的发现，说明早在三千多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开始使用铁来制造用具。 西周以至春秋早期的社会生产状况，从地下发掘来看，同商代没有明显的不同。四周时期陕西西安沣西遗址发现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中，没有一件是铁器，也没有青铜制造的农具。在这里，发现最多的挖掘工具是骨铲，收割工具是蚌镰、蚌刀和石刀，谷物加工工具有石杵和石引。据文献记载，当时还普遍使用木制的耒耜。沣西，正处西周政治中心的丰镝地区。这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尚且这样原始，其它地区可以推想而知。使用这些木、石、骨、蚌制成的农业工具，要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深耕细作，自然都是难以做到的。 到了春秋晚期，铁器的制造和使用有了重要的发展。那就是：在农业生产中开始使用了铁制的生产工具。在徐楚和三晋这两个地区范围内，已发掘出一些铁器，其中包括凹字形锄、削等。这些铁器多数是一些小型的农具和工具，形制已比较成熟。正是由于铁器在农业生产中开始使用，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劳动成为可能，使封建制的新生产关系代替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的条件逐渐成熟。这是春秋战国间社会大变革的契机。但是也要看到，这种铁制的生产工具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当时的分布面还不广。多数经过系统发掘的春秋遗址，如山西侯马、陕西沣西客省庄、郑州碧沙岗等处，仍然没有发现铁制的生产工具或用具。这说明，当时铁器的发展处于初期阶段，还没有在农业生产中取得支配的地位。 从商代藁城遗址开始，到春秋晚期止，前后经历了将近一千 ・158 ==========第161页========== 年的历史，铁器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铁是一种比青铜便宜得多的金属，铁矿的分布也远较铜、锡矿为广泛。从铁矿石提炼海绵铁，所需温度比冶炼青铜高不了很多。根据沣西西周遗址所出的青釉陶瓷碎片的鉴定，当时已可以取得这种温度（同样质地的青釉陶瓷，在早于殷墟文化期的商代二里冈文化期中已经出现)。在我国殷商时期治铜业已达到较高技术水平的情祝下，把铁矿石经过治炼锻打成熟铁，在技术上并不是难以达到的。为什么铁器的发展却偏偏如此缓慢呢？ 历史上，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的过程。可是，决定铁器的发展速度的，不是技术，而是生产关系，是社会制度。 我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发展到春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没落、腐朽、反动的社会制度。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者，这生产若便是奴隶主能够当作牲畜来买卖和屠杀的奴隶。奴隶的劳动是奴隶主倚仗皮鞭和棍棒来维持的。奴隶本身对生产完全不感兴趣，没有一点主动性。奴隶主贵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却根本不愿去改进生产工具，也不肯把比较贵重的工具交给奴隶们使用，只是采用强制的手段，强迫奴隶使用那种最粗糙、最笨重而又不易损坏的工具进行劳动。正是这种极端野蛮残酷的奴隶制，成为当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特别当春秋晚期铁器开始在农业生产中运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奴隶制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不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铁器的大规模使用和推广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指出：“杜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 154・ ==========第162页========== 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生产关系的变革与铁器的发展 春秋战国之间的社会生活中充满着异常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奴隶们最初是大规模逃亡。公元前六四二年的梁国就是因“民溃”而灭亡的。随着，就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奴隶暴动和起义，如春秋术年的柳下跖起义。奴隶和平民这种大规模的逃亡、暴动和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动摇并摧毁了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使新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有了建立和发展的可能。 在蚁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适应已经出现的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新兴地主阶级在一·些诸侯国里陆续夺取了政权，积极推行法家路线，展开变法运动，进 一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巩固和发展封建制的生产关系。经过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到战国中期，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才在各诸侯国基本确立起来。 这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状况、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奴隶解放出来的农民，由于得到了某些人身自由：有的还有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一部分产品也可以归自己支配，开始对生产有了一定的兴趣。社会生产力得到真正的大发展，是和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密切相关的。.正是这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封建的个体农业经 155… ==========第163页========== 济，要求有更多更好的铁器供它使用。而已经取得政权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它们统治的经济基础，也要求生产力加速增长。恩格斯指出：“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国历史上铁器的第一…次大发展，铁制生产工具在各个生产部门中取得主导地位，正是在战国中期开始的。 从文物考古工作者地下发掘的情况来看，战国初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虽比春秋时期有所增加，但出土地点仍然集中在三晋、徐楚两个地区，种类大多是小件铁器和小农具，在生产上也还没有代替石器、蚌器和青铜器而取得支配的地位。这种情况，显然是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还不稳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残余和奴隶主贵族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势力还相当强大所造成的。到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确立的战国中期，一个崭新的局面就展现在我们面前，铁器的使用以空前的规模在全国推广。解放以来，北起辽宁，南至广东，东自山东半岛，西到四川、陕西，包括当时七国的广大地区，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器出土。铁器的大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农业生产中代替木、石农具，取得了主导的地位。河北石家庄市庄村的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在全部农具中占百分之六十五。辽宁抚顺莲花堡的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在全部农具中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大致都是战国中期以后的遗址。它同西周和春秋时期相比，是 一个多么重大的变化：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大规模的开垦土地和深耕细作成为可能。在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中，攫（有的称斧或锛）占 ・156 ==========第164页========== 着很人的数量。这是当时人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垦荒地留下的历史见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法家提倡“耕战”政策的结果。铁制的犁铧代替木制的耒耜，为牛耕的发展和推广提供了物质条件。 铁器的使用，又为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创造了重要条件：。战国初期，西门豹为邺令时，已经引漳水以灌溉民田。战国中期以后，·些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秦国的都江堰和郑国渠，还行稍后的灵渠，都开始兴修。 治铁业的兴起，更是战国时期一项最重要的新兴手业，山东临淄齐故城内属于战国时期的治铁遗址四处，其中最大的 一处面积约四十余万平方米。河北易县燕卜都城址：内发现治铁遗址三处，总面积也达三十万平方米。铁质铸范，在河北兴隆县燕国矿治遗址利和河北磁县柏阳城赵国遗址都有发，它不仅可以连续使用，节省做泥范的时间和江序，铸出来的铸件：也比较精细，可以保证质量。河北石家庄出士：的赵同铁斧，经科学考查，证明是初期的可锻铸铁件。它把铸件经过柔化，改变其含碳量和金属组织，克服铸件性脆易断裂的弱点，把铁器的制造技术向前推进了一步。这种技术的出现，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金属加工技术的高度水平。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分工，从而也促进了衔业的发达，促进了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从战国中期起，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面貌都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巨大变化。 在封建社会建立的初期，社会生产力确实有了巨大的发展。这种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并不是自然发生、自然到来的，ⅷ是在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费族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在生产关 ・157・ ==========第165页========== 系已在逐步变革的基溜上，经过新兴地阶级夺取政权，积极推行法家路线，进一步摧毁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确立和发展新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才有了广阔的发展余地。而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脱出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封建社会生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也是新的生产工具的实际创造者。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完全是由 农民种手工业劳动者们的辛勤劳动来实现的。 新的政治制度的巩固与铁器的发展 在封建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还遇到两种势力的阻挠：·是封建诸侯国家的喇据状态，二是奴隶主费族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这两种势力又总是紧紧勾结在一起的。 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秦始皇嬴政，顺应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在短时间内初步统一了中国，建立起中央巢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秦朝的统治虽然只有十儿年，社会经济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在铁器制造方面的，是大型铁农具的开始出现。辉县周围村战国中期人墓和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战国铁犁，都是一种铁口犁，就是在术犁的头上加套·个铁1；而秦始皇陵附近却出土了长二十五厘米的全铁型铧，这证明犁耕用的铁制农具又有了显营的发展， 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复辩势力，被奴隶制残余束缚的生产力进-·步得到解放。汉初，政治上经济上又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经过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的反复斗争，到汉武帝刘彻时，中央集权的统 ・158 ==========第166页========== 一国家人体上得到了巩固，这种政治制度对社会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也就进一步显示出来。 刘彻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历史人物。他任用了法家桑弘羊等人，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经过长期艰苦的战半，打败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同时，实行盐铁官营，禁业郡国铸钱，进一步打击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和工商奴隶主。那时，冶铁业在社会生活中已成为极其重要的经济部门。 中国历史上铁器的第二次大发展，正是在西汉中期大力推行盐铁官营政策的时期出现的。 从地下发掘来看，西汉中期以后的铁器发现，比这以前要多得多。不仅中原地区，就是…些边远地区如两广、云贵等，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铁器也很多。铁器的种类，比战国时期大大增加了。陕西陇县和礼泉县还发现以铁口犁套在大型犁铧头上作为铧冠，说明西汉中期以后在这些地区已经普遍地使用牛耕、这种火型犁铧的采用，义人大加深了牛耕的破土深度。在武器制造方面，汉初铁兵器虽已逐渐增加，但青铜兵器仍居主要地位；西汉期以后，铁制兵器就逐渐代替青铜兵器而取得主要地位。在日常生活方面，铁器也更广泛地使用了。 治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许多治铁作坊从开矿、治炼到制出成品，整套程序都结合在一起进行。河南巩县发掘的铁生沟西汉治铁遗址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在这所治铁遗址附近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矿。遗址中发现成排的炼铁炉。这些炼铁炉的形状因用途不同而异，有炼海绵铁的炉，有排炉和长方形炉，有直接可炼成熟铁的圆形炉，有炒成钢的低温炒钢炉，有炼低碳钢的反射炉。用途相同的炼炉集中地排在一起。矿石在入 159・ ==========第167页========== 炉前要经过筛选。炼炉附近发现有木炭、原煤和煤饼，分别用于不同形制的炼炉。除炼炉外，还有熔炉和锻炉。在这处治铁遗址中，治炼工序集中，设备相当齐全，使用的.工具大部分为铁制，生产的器具以农具为主。充分显示了西汉巾期以后治铁作坊的巨大规模和它间发展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在治铁技术方面，一个重要的发展是经过柔化处理铸铁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西汉中期以后铁器生产的大发展，充分显示了经过秦来农民大起义对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大扫荡和对地主阶级的第一次冲击之后，在西汉初期进一步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并对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作了调整的条件下，中央集权的统-国家这种政治制度对社会生产发展的巨大作用。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毛主席教导我们：“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中国古代铁器发展的过程，有力地说明毛主席这些教导是多么正确、深刻。随着铁器的发现和逐步使用，个体生产逐渐成为可能，封建主义的上地所有制在奴隶制社会内部-·步步孕育和发展起来，最终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变革，把社会历史推进到·个新的阶段。 但是，这种激烈的社会变革并不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H然 地、和平地到来的。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但是，代表着垂死 ·160· ==========第168页========== 的旧制度的一小撮腐朽没落的反动势力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一定要进行拚死的反抗。在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过程中，必然充满着尖锐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经过革命才能实现。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有革命，才能粉醉·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楷，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只行革命，才能推：动历史不断前进。在革命和生产的相互关系上，革命不能不居于首位。离开革命，幻想生产：力能有大的发展，无异痴人说梦。这是一部人类社会历史、包括国代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所证！了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建立起来的，这与封建主义、资本三义的生产：关系是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出现，是根本不回的。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变革，与以-一种私有制代替-一种私有制的变革，有根本的区别。为了巩团社会主义制度，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更加信要在无产阶级学政权之后，以至在社会士义的所有制基木确立之后，继续不断地在上迟韭筑领域甲近行革命。每一次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总是随着每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出现的， 运用马克思上义的立场、观点利方法，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可以使我们更认清刘少奇、林彪、陈伯达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叫嚷“技术可以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的反动目的，无非是要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实现他们 复辩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认清这一点，有助J我们提高阶级 斗争、路线斗争的党悟，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 ·161· ==========第169页========== 进。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十期，一九 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时略作修改) ◆162·： ==========第170页========== 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 翟 青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中经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一直到汉宣帝，都基本上坚持了法家路线。汉宣帝刘询曾批评“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①，这是对汉初以来地主阶级政治实践的深刻总结。对此，清代的魏源曾在《论老子》一文中指出：汉宣帝“谓王伯（霸）杂用，亦谓黄老王而申韩伯（霸）也”。原来，所谓“王霸杂用”的汉家制度，就是在“黄老”的外衣下推行法家路线。简而言之，可称作道表法里。 在西汉初期的封建统治集团中，公开把黄老之学提倡为“用世之学”②的，第一个要推曹参。他本来是秦朝沛县的狱吏，跟随刘邦“攻城野战”，功勋显赫，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护者和坚决执行者。曹参在封国齐任丞相时，为了探索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经验，曾召集长老诸生”商量“安集百姓”的办法，结果“言人人殊”，拿不出什么好主张。他听说胶西有个叫盖公的，“善治黄老言”，请来议政，谈得十分投机，句何在理，就果断地采 ①《汉书·元帝纪》 ②魏源：《论老子》 ·163· ==========第171页========== 纳了盖公“贵清静，而民1定”的政治主张。曹参根躬盖公的建议，“其治要用黄老术”，使得“齐国安集”，而“大称贤相”①。肖何死后，吕后遵照刘邦的遗嘱，调曹参到中央当了西汉王朝的第 二任相国。他“举事无所变更，-·遵肖何约束”，忠实按照刘邦、肖何既定的路线和政策办事，不另外搞什么新名堂。从表面看，他“日夜饮醇酒”，无所事事，谁找他谈论政事，他就拉谁一起喝酒，很象主张“无为”的道家。实际上呢？他对背离刘邦法家路线另搞一套的人，很有警惕，“欲务名声者，辄斥去之”；而对那些老老实实执行刘邦法家路线的“重厚长者”，则一概加以重用。 曹参的尚黄老之学，从现象上看是偶然的，但其实有它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从“战国之争，逮乎秦、项，凡数百年，至汉初而始定”②。秦始皂死后，出现过法家路线中断的短暂曲折，直到刘邦建立汉朝，才使这杀法家路线继续得到贯彻执行。因此，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天下初定未久”③，复辩和反复辩的斗争十分激烈。曹参在这时出任相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守住刘邦的法家路线“无所变更”。对这一点，曹参的认识是很明确的，但惠帝却对此不能领会。有…次，汉惠帝责怪曹参无所作为，曹参就问：你惠帝与高帝刘邦那一个高明？惠帝说：我那能比得上高帝！曹参又问：你看我曹参与肖何那一个贤能？惠帝说：你也不及肖何。这时，曹参就说：既然你和我都不及高帝和肖何，那么你做你的皇帝，“参等守职，遵而 ①《史记·曹相国世家》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③)《史记·外戚世家》 164・ ==========第172页========== 不失，不亦可乎？”①曹参说的“守职”“勿失”，点明了吕后时期法家人物的主要政治任务是竭力守住刘邦的法家路线不变，维护刘邦时代初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参从“守职”“勿失”的政治纲领出发，采用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正是深刻反映了汉初统治集团现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的斗争需要。王夫之说：“曹参因肖何之法而治”，是“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②，这是深得汉初崇尚黄老的要旨的。 吕后执政的十五年，“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③。当时有首歌谣说：“肖何为法，较若画；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④。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初地主阶级道表法里的政治实践。月后、肖何、曹参等人的“无为而治”，表面上“无为”，实际上“有为”，对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积极改造而赋予了新的阶级内容，是披着“黄老”外衣的法家政治。 費老之学成为汉初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有一个过程的。据<附书·经籍志》的记载：“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这里粗略地勾画出了汉初黄老之学风行的梗概。从“曹参始荐”发了端，中经“文帝宗之”，逐步盛极一时，这过程同汉初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实力的壮大过程是基本··致的、 从刘邝得天下之初的“民失作业，而大饥馑”⑤，到昌后执政 ①④《史心记·曹世家》 ②《读通鉴论》卷二 ③《史记·吕太后本纪》 ⑤《汉书·食货志》 ,165· ==========第173页========== 后出现的“衣食滋殖，刑罚用稀”①，表明汉初的封建经济有了 一定的发展，长期战争的创伤得到了医治。这种安定的局面，为以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昌后之所以能使久经战乱的天下迅速安定下来，原因就在于她不仅坚持贯彻刘邦的法家政治路线，而且坚持贯彻了刘邦的法家组织路线。吕后时期，“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②。这批久经考验的法家人物，都受到了重用，被安排到关键的领导岗位上。这就使得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保证了法家路线不致中断。它对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景时期，黄老之学有了进一步的盛行。文帝“本好刑名之言”，依靠的是陈平一类法家人物，“其治为清静无为”③。文帝提倡黄老之学，月的是为了以守为攻，牢固地守住刘邦以来法家路线占领的阵地。明末的李贽对文帝的政治路线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的做法是“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稳实。”④文帝在位 二十三年加上景帝在位十六年，地主阶级在这时期中，政治或经济的实力都空前壮大了。汉武帝正是“因文、景之蓄”⑤，才有了进一步施展其“雄才大略”⑥的可能。这一时期法里道表的政治的代表人物，是汉文帝的妻子窦太后。“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指景帝）及太子（指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 ① 《汉书·刑法志》 ②赵翼：《廿二史制记》 ③ 应劭：《风俗通义》卷二 ⑧《史纲评要》 ⑤《汉书·食货志》 ⑥《汉书·武帝纪》 166・ ==========第174页========== 术”①。窦太后作了二十三作皇后，十六作皇太后，六年太皇太后，将黄老之学提倡了将近半个世纪。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 一种理论或学派的命运如何，主要取决于它满足于社会实践需要的程度如何。汉初黄老之学的风行一时，正是由于它在汉初是法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披上的一件外衣，适应着当时地主阶级为着巩固其统治而要求局势稳定的客观需要。 黄老之学在汉初受到了坚持法家路线的统治集团的热烈拥护，却也受到了儒家的猛烈攻击。这种情况，曲折地反映了汉初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儒法斗争。当时，所谓“世之学老子若，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②。“世之学老子者”，法家也；“黜老子”者，儒家也。这样的对立，表面上是儒道的对立，实际上是儒家同披着“黄老”外衣的法家的对立。 汉初的法家和儒家对黄老之学的不同态度，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而最根本的还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反映。从历史上看，道家是作为代表奴隶主阶级的下层利益的学派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它同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儒家有矛盾。道家的代表老了曾斥责儒家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在批判儒家这 一点上，道家和法家是比较接近的。在先秦法家人物中，慎到“学黄老道德之术”③；申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④。他们认为“黄帝之治天下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⑤，都把传说中的黄帝形容为 ①《史记·外戚世家》 ②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③《史记·孟子荀卿脚列传》 ⑤《御览》六三八所引 ·167· ==========第175页========== 一个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还在变法已经实行的前提下，强调“有道之君贵（虚）静，不重变法”①，以巩固法家路线的统治。清代的魏源认为，老子讲太古道，书太古书，而“治始黄帝”，这就成为“黄老源流所自”，至于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是“启西汉先机”，然而“时不同，无为亦不同”②。汉初的黄老已失去了先秦道家的本来面目，印上了新的时代标记，而成了法家思想的一种特殊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反黄老，实际上就是反法。 法家爱黄老，儒家反黄老。汉初的这种奇特现象可以从辕固和黄生在景帝面前的一场辩论中察其端倪。黄生信奉黄老，他认为汤武是杀了君主而夺得君位的，“非受命”。治《诗》博士辕固是个儒生，却认为“天下之心皆归汤武”，不算篡杀。黄生继而以“冠茧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的比喻，主张立“上下之分”，维护君权，维护中央集权。这在当时，是对吴王刘濞等地方割据势力的深刻批判。这场争论决不是一个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实质上是反映了儒家搞分裂和法家要统一的斗争。辕固攻击《老子》一书是“家人之言”，这显然是在为地方割据势力反叛和削弱中央集权造舆论。这就难怪窦太后十分愤怒，以至罚辕固进兽圈去同野猪搏斗，差一点送掉了老命③。再如，窦婴和田蚜，均因“隆推儒术，贬道家言”而被罢官④。直到荚太后死后，田蚜当上丞相，才又闹翻案，“黜黄老刑名”，而“延文学儒者”⑤。 ①《韩非子·解老》 ②《论老子》 ③⑤《汉书·佛林传》 ④《史心·魏其武安快列传 168・ ==========第176页========== 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儒术和黄老之学的对立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在西汉初期，中央政权是“尊法”的，基本上是法家的天下。封建最高统治集团讲“无为”，实际上是为了巩固政权，安定天下，沿着法家路线前进。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批“尊儒”的地方割据势力则唯恐天下不乱，憎恨法家天下的安定和巩固。因此，他们总是处心积虑地妄图改变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破坏坚持法家路线的中央政权。这种情况表明，崇尚黄老还是反对黄老，在当时是复擗和反复群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 纵观西汉初年的历史，围绕着复辟和反复辟、分裂部统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异姓诸侯王和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激化了，七个异姓王有六个相继叛乱。刘邦曾认为“今天下事华”①，但异姓王的叛乱，使他不得不带兵“自将击之”。到文帝时，刘邦封的九个同姓王逐渐长大，羽翼丰满，根本不把中央政权放在眼里。到景帝时，吴王刘濞的叛乱迫在眉睫，到了“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②的严重地步。景帝采纳了法家晁错的建议，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中央政权才得以比较稳团下来。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初期的分裂割据势力，大都与北部草原上的反动匈奴奴隶主贵族勾勾搭搭。刘邦时的韩王信、代王陈稀、燕王卢绾都和个奴贵族有勾结，他们在反叛中央失败后，都一个个投降了奴。文帝时的淮南王刘长和匈奴亦有勾结。景帝时的吴、楚、赵三股叛乱势力，也还是和匈奴有树结。西汉王朝在汉武前，面临着匈奴奴隶主贵族和叛乱势力相结 ①《汉书·高帝纪》 ②《史记·吴王濞列传为 169・ ==========第177页========== 的威胁，要进行公开对抗与镇压需要有…个积蓄力量的过程。因此，西汉初期的封建统治集团，在对付内乱外患上不能不区别情祝进行适度的斗争，并作了必要的妥协。西汉初期在巩固中央政权的前进道路上所出现的反复和曲折，锻炼和教育了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从而为汉武帝时期的更大成功准备了条件。从这一段历史看来，这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是经过斗争才取得的；而在这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又是通过曲折的斗争不停地向前发展的。斗争总是有起有伏，有张有弛。张是斗争，弛也是斗争。只不过是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 在汉初这特定的历史阶段，月后、文帝、景帝沿着刘邦的法家路线每前进“步，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实力也就增长-一步。与这一过程相适应，隐藏在“道表”下面的“法里”的·面也就愈益鲜明起来。试拿贾谊和晁带作一比较，就可看出这…明显的倾向。 活动于文帝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贾谊，既有黄老色形，又有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贾谊身上出现的复杂情况，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秦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文帝时的儒生贾，“借秦为喻”，“言治乱之逍”，诽谤“秦以熊黑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①。作为法家的贾谊，与儒家攻击秦制的反动思潮进行了斗年，他在《过秦论》中热烈赞扬了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学内”的历史功绩。但是，他不能彻底冲破儒家思想的影响，也错误地指责了秦始皇不施“仁义”。从这种矛盾的认识出发，贾谊为汉初统治集团谋求长治久安之策时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 ①《汉书·贾山传》 ·170· ==========第178页========== 为“攻守之势异也”，主张在取得政权之后，“牧之以道，务在安之而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①的分而治之的策略。这显然是以守为攻的黄老思想的产物。同时，贾谊也还讲了一些“仁义”、礼治的话，为自已的法治思想涂上了儒家的油彩。由此可见，贾谊的法家思想是主导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儒、道思想影响的一面。 活动在景帝时期的晁错，就比贾谊前进了一步。这与他对秦王朝历史经验的总结的认识提高了一步很有关系。晁错明确指出，秦始皇的功绩是超过被人们称为“圣君”的“三王”的；而秦朝之“衰”，在于“未涂”，即末期，在秦二世时期。在晁错看来，是子赵高之流改变了秦王朝的制度和法令，才造成“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宁之祸”②。由于晁错敢于肯定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所 以他的法治主张也就大胆而鲜明。以对割据势力的态度而论，晁错就力主铲除，比贾谊要坚决得多。他不要儒家“仁义”的油彩，也不隋于“无为”的守势，而是吹起主动进攻的号角了。他面临诸侯王的叛乱迫在眉睫，·再建议削藩，坚定地认为：“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在晁错那里，法家恩想的“里”完全露在外面，不仅不要儒表，连道表也感到是多余的了。 黄老思想作为法家思札的件外衣，最后剥掉的标志是桑弘羊同贤良、文学们所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汉初以来的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斗争告-·段落，内乱外患基本平定，封建统治集团不需要任何外衣来掩饰自己的法家主张，而儒家攻击法家路线也再不需要绕个圈子，儒法斗争的直接交锋重又开始 ①《汉书·贾谊传》 ② 《汉衫·晁错传》 ·171· ==========第179页========== 了。汉初的地主统治阶级及其法家人物，从披上黄老外衣到脱去黄老外衣，约有大半个世纪，这是儒法斗争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曲折，它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上学派思潮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汉初的封建统治阶级提倡黄老之学，是一项具有鲜明阶级性的地主阶级政策。在当时，它是积极的，但又是消极的。地主阶级同一剥削阶级-一样，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结束。他们在政权到手之后，再也提不出新的革命任务，幻想着长治久安，守住已有的天堂不失。但是，剥削阶级的天堂最终是守不住的，它们永远也无法寻求到什么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由进步转向反动，由真老虎转向纸老虎，这是任何-个剥削阶级所逃脱不了的历史命运。而无产阶级则不同，它的阶级利益和历史命运，完全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因此，它能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及时地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不断地把革命推向深入。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有张有弛、曲折前进的。我们对历史上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今天对阶级斗争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形式的认识。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 ・172 ==========第180页========== 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 康 立 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它犹如大汇东去，汹涌的潮流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卷了进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蔚为奇观。在这场斗争的激流中，有的顺潮流而进，成为时代的英雄；有的逆潮流而动，成为历史的罪人；有的在当了~一阵子弄潮儿后，被无情的潮流甩向岸边而呈现出了沉渣的本相；也有的在激流中冲刷着自己身上的泥沙，改变了原来的反动立场而顺应着历史的潮流前进。各种人物在历史旋涡中动荡不定，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有的由进步转向反动，有的从反动转向进步，星现在我们眼前的秦汉之际历史，就是这样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汉初著名法家人物张良的政治经历，就表现为一种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他曾经雇刺客在博浪沙谋刺秦始皇，安图复辟韩国的奴隶制；但后来又曾经谏阻刘邦分封六国后裔，表现了坚定的法家立场。对张良这只麻雀进行剖析，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秦未汉初的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的认识。 张良的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是以奴隶主贵族的孤臣孽子的面目出现的。著名的博浪沙谋刺事件，就是张良站在韩国旧贵 ・173 ==========第181页========== 族立场上对秦王朝封建统治怀有刻骨仇恨的表现。毛主席指出：“在阶级杜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张良出身于“五世相韩”①的韩国奴隶主贵族家庭。从他的祖父到父亲，曾经先后担任过韩昭侯、宣惠王、襄哀无、厘王、悼惠王的丞相。张良一家的命运是同韩国的命运相紧密联系着的。秦王朝统一中国的历史潮流无情地冲碎了韩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美梦，使张良从高贵的奴隶主贵族跌落到黔首的地位，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场莫大的灾难。这个拥有“家僮三百人”的张良，站在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对案王朝怀着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他“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博浪沙刺秦王的孤注一掷行动，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张良不得不“更名姓，亡匿下邳”②。张良在登上历史舞台后的首次政治表演，是一个没落奴隶主贵族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复擗行为，它以张良政治上的错误和失败而载入史册。 宋朝的苏轼在《留侯论》中狂热地歌颂张良为韩国奴隶主费族复仇的复辟行为，这完全是把历史事实搞颠倒了。叛徒林彪将《留侯论》中的词句抄成条幅贴在卧室内，更是暴露了他妄图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如果张良始终坚持他原先的反动立：场，他就不可能在后来成为汉初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了。张良之所以能在：历史上有所作为，是由于他背叛了本阶级而投向地主阶级阵营的结果。 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是在斗争实践中完成的。他在博浪沙谋刺事件失败后，“居下邳，为任侠”③，隐匿社会下层约达十年时间。潦倒沉沦的生活，使这个奴隶主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儿广 ①②③《史记·留侯世家》 ·174· ==========第182页========== 泛地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冲击着张良的奴隶主费族的腐朽思想，替张良的后来转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据《史记》记载：“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①。这说明了张良在少年的时候曾经是个儒家之徒，正是在儒家反动思想支配下，他干出了行刺秦王的错误行动。但张良在隐居下邳时，却开始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响。他所遇到的“圯上老父”授给他以《太公兵法》这件事，是张良政治立场开始转变的重要契机。《太公兵法》一书久已失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太公》二百三 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宗旨是“绝去礼学，兼弃仁义”，可知这是一部反映了法家观点而又兼有道家和兵家特征的著作。它尽管打着黄老思想的旗号，其实已不是道家思想的本来面目，而是同法家思想相一致并和儒家思想相对立。这是秦末汉初法家思想的时代特点，在马王堆三号汉嘉中所发现的帛书如《经法》、《平大经》等就都有类似的反映。张良对太公兵法的“常习诵读”，较深地接受了法家思想的熏陶，这是他后来的谋事决策较之过去判若两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立场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张良的把立足点移到地主阶级立场上来，是当他参加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后。秦末汉初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秦始皇刚死不久，赵高反革命政变成功，实行了一条使“黔首振恐”的复辟奴隶制的儒家路线，使秦王朝的政权部分地改变了性质，并正在加速地实现全面复辟的过程。这样的大变动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公元前二○九年爆发的陈胜、 ①《史记·留侯世家》 ·176、 ==========第183页========== 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具有反对赵高专政的统一战线性质。在农民起义的旗帜下，汇集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各自怀着很不相同的政治目的。项梁、项羽叔侄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秦王朝的，他们出身于楚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在吴中地方有着不小的潜势力，以革命同路人的身份参加了农民起义。儒家之徒张耳利陈余，同样也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秦王朝的，他们攻击秦统 一六国的进步事业是“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①，抱着复辟奴隶制的目的参加了农民革命队伍，自始至终起着腐蚀和瓦解革命队伍的恶劣作用。陈胜和吴广则完全相反，他们坚定地站在革命农民的立场上，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秦王朝的，虽然他们俩都在斗争中不幸牺牲了，但由他们首举义旗所点燃起的农民革命怒火，推翻了实质上是赵高专政的秦王朝，打断了赵高政权全面复辩奴隶制的进程，在历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辉煌功绩。以黥布为代表的骊山奴隶们的起义，是农民革命队伍中的主力军之一，曾经在推翻赵高政权的过程中立过显赫的战功。但黥布本人在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头脑膨胀起来，闹独立，搞分裂，由进步转向反动，最后堕落成为阻碍国家统一事业的个人野心家。韩信和彭越，或出身于市井无赖，或出身于泽湖群盗，他们虽然在推翻赵高政权的过程中没有黥布那样的彪炳战绩，但最后在闹独立、犒分裂这一点上，却和黥布有着类似的归宿。法家刘邦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参加农民革命队伍的。当陈胜、吴广先后牺牲以后，他举着的是农民革命的义旗，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地主阶级的法家路线。尽管他最后篡夺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新的封建政权一西汉王朝；但在当时的历史条 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176· ==========第184页========== 件下，这种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统一国家的出现，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无疑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历史证明：在奴隶起义、农民革命对奴隶制复胖势力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王朝，由于巩固和发展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多多少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张良与上述各人不同，另有其一番复杂的政治经历。他怀着为韩复国的目的参加了农民革命队伍，“亦聚少年百余人”，起兵反秦。从性质上看，很难说与张耳、陈余有多大区别。因此，当旧贵族景驹自立为楚王的时候，张良竟迫不及待地“欲往从之”①。后来在半路上遇见了大法家刘邦，两人谈得很投机，才参加了刘邦的起义队伍。但是，当他知道项梁立了楚怀王以后，就马上提出了将韩国奴隶主费族残余分子横阳君“立为王，益树党”②的反动主上张。最后，张良通过四处奔走和积极活动，终于使韩国的旧贵族韩城被立为韩王，而他自己则当上了韩国的司徒，“西略韩地”，妄图重建韩国，这无疑是一次倒退的反动行为。 但是，张良与张耳、陈余华竞不同。张耳同孔老二的后裔孔鲋“相善”，陈余“好儒术”③，两个人都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张良虽然由于出身韩国的贵族家庭，驱使着他抱着为韩复国的动机而参加革命；但他所受的儒家思想影响不深，而道表法里的思想却在这时他的思想上已居有一定的支配地位，这就使他和法家刘邦具有一定的共同语言，从而具有在：斗争实践中从奴隶主阶级转变到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的可能性。 ①②《史记·留侯世家》 ③《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177· ==========第185页========== 刘邦的法家路线对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刘邦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都坚定不移地贯彻了素始皇的法家路线。张浪的遇到刘邦，固然是历史的偶然；但包括张良在内的一大批人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刘邦法家路线的正确性，却具有历史的必然。 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不仅决定着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它也必将促进反动阶级的分化，影响和改造反动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张良在与刘邦的短短邂逅过程中，已经开始认识到刘邦政治路线的正确，他将《太公兵法》的法家思想讲给刈邦听，刘邦“善之，常用其策”；而当他把同样的政策和策咯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却往往遭到拒绝接受的结果。因此，张良感慨地叹道：“沛公殆天授！”①这是张良最后投到刘邦麾下，成为地主阶级谋士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张良在斗争实践中的亲身经历，使他有机会对儒法两条路线的优劣作出比较。刘邦入减阳，约法三章，“秦人大喜”②，执行的是一条法家的路线。项羽战胜章邯所率领的秦军后，“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③，执行的是一条极端残忍的儒家路线。儒法两条路线的孰优孰劣，在这里是很可以一目了然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促使张良在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靠拢刘邦。在鸿门宴上这个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张良就坚定地站到了刘邦这一边，帮助刘邦脱离了险境。这是张良开始把立足点移到法家立场上来的重要表现。 张良在这时有没有与他原有的阶级立场进行彻底决裂呢？ ①《史记·留侯世家》 ②《史记·高祖本纪》 ③《史记·项羽本纪》 ・178 ==========第186页========== 没有。他还遗留下了一条尾巴，这就是他对韩王成的忠诚。公元前二○六年，刘邦被封为汉王，张良在送别刘邦以后，就又回到韩王成那里去了。复立韩国的幻梦缠绕着他的头脑，使他不能彻底摆脱昔日偏见的束缚，妨碍着他政治立场的进一步转变。正在这时，项羽倒行逆施的儒家路线及其反动政策，给了张良以猛烈的一巴掌，使他猛醒过来，起到了一个极好的反面教员的作用。项羽在进函谷关后，不仅屠咸阳，烧宫室，虏子女，收珍宝，充分表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性、残暴性；而且凭借其暂时的军事优势，一下子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妄图恢复奴隶主分封的反动过去，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当项羽分封各路诸侯王并自封为“西楚霸王”的时候，也就是他一落千丈地滑向下坡路的开始，分封诸侯导致了一片混乱。为时不到一个月，各诸侯王就互相攻杀，兵连祸结，彻底暴露了项羽实行奴隶主倒退分裂路线的恶果。同时，项羽在组织路线上执行的也完全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子昆弟”①。项羽为了维护项氏奴隶主集团的一己私利，“竞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②。 韩王成的被杀，使张良的复韩幻梦象肥皂袍一般地破灭了，但这也同时促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项羽儒家路线的反动性，推动他与自己原来的立场进行彻底的决裂。项羽的儒家路线代表着 一小最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它不仅是地主阶级的死敌，而且侵犯和危害其他较小较弱的各个奴隶主复脐集团的利益。项羽的儒家分裂路线最后必然地分裂了它自身，引起其内部各集团的分化瓦解。相反地，以刘邦为代表的法家路线，在政治上主张统 ①《史记·陈水]世家》 ②《史记·留侯世家》 179・ ==========第187页========== 一，组织上搞“五湖四海”，对于那些从项羽的儒家阵营中分化出来叛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刘邦法家路线和项羽儒家路线的鲜明对比，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刻地教育了张良。最后，他终于在公元前二○五年的冬天，“自韩间行归汉”①，毅然投身到刘邦的地主阶级营垒中来。 张良归汉后，对刘邦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从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孤臣孽子变为叛臣逆子的经历，使得他对儒家路线的反动性有着较为透彻的认识。正如鲁迅所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公元前二○四年，刘邦被项羽包围在荥阳，军疲粮乏，情况危急。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郦食其建议刘邦“复立六国后世”②，授诸侯印玺，这完全是饮鸠止渴的办法，将会导致中国重新出现奴隶主分封的复辩局面。刘邦危急中不及仔细考虑，竟同意了这一建议。幸得这时张良来见刘邦，在知晓这一消息后进行了坚决的反对。他借刘邦吃饭的筷子当场筹策，周密而细致地分析了分封诸侯的危害性，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使得刘邦哑口默然，无言以对。最后，张良总结说：“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瑕天下乎？”③刘邦听了张良的话，恍然大悟，大骂郦食其：“竖儒，几败而公事！”立即下令销毁六国封印。 张良的谏封六国，是秦汉之际阶级斗争中的一桩大事，它关系着在当时能否重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统…国家。张良在这桩重大政治事件所表现出的坚定的法家观点，表明了他 ①《资治通鉴》卷儿 ②③《史记·留候世家》 180・ ==========第188页========== 已完全背叛了奴隶主阶级，与反动的儒家政治路线实行了彻底的决裂，最终完成了政治立场的转变。张良在转变成为坚持法家路线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以后，在跟随刘邦转战南北的岁月里，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有远见的战略和策略方针，为刘邦的重建地主阶级专政的统一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刘邦曾对张良进行了这样的评价：“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① 张良虽然出身于韩国的旧贵族，但他与项羽、张耳、陈余等所走的道路很不相同。项羽、张耳、陈余等人顽固地坚持儒家的政治路线，最后都身败名裂，…个个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孔老二去了。张良由于在斗争实践中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政治立场，接受了刘邦的法家路线，终于在斗争的激浪中荡涤了思想上的污泥浊水，从而成为汉初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在这里，有着不少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 张良的政治道路与韩信、黥布、彭越也很不一样。韩信“始为布衣”②，黥布出身“徒”（奴隶），彭越“渔堑野泽中”③，他们的出身都比张良好得多，并且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立有战功，但后来都因自恃有功野心膨胀，闹独立，搞分裂，堕落成为奴隶主阶级的代理人，战后终于为历史所唾弃，在秦汉之际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和激化，敌对着的双方营垒中·都会不断地分化出一些人来而转向其对立面。在奴隶主复辟势力的营垒中出现了叛逆者，投奔到地主阶级的营垒中去；而在地主阶级营垒中，也往往会出现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理 ⑩《史记·留快世家》 ②)《史记·准阴侯列传》 ③《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181· ==========第189页========== 人。归根到底，任何历史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环境之中，受着不同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秦汉之际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决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背景去孤立地、固定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刻苦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地占有大量史料，学会辩证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历史研究更好地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182◆ ==========第190页========== 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 康 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称“当然不懂历史”的叛徒、卖国贼林彪，一反故态地摆出了一副历史权威的架势，神气活现地胡扯起古今中外的历史来了。臭名昭著的董仲舒，就是林彪特别崇拜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恬不知耻地说：“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 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为什么他忽然对二千年前的董仲舒发生了兴趣？这必须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进行考察。他吹捧董仲舒的这段黑话，出笼丁一九六六年八月。当时，亿万革命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着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向着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猛烈开火。林彪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要人们去当董仲舒，恰正说明他对党和人民在施展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的恶毒战术。 董仲舒是什么人？他是西汉中期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他，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口号，打出了尊儒反法的黑旗。是他，虔诚地拜倒在孔老二的脚下，把这条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丧家狗尊为“素王”。是他，写了宣扬“天人感应”的 ·188· ==========第191页========== 《春秋繁露》，对孔子《春秋》中那些维护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所谓“微言大义”进行了阐述和发展。他在答复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用孔孟的唯心史观分析西汉的阶级斗争形势，提出了一条鼓吹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的发表，标志着董仲舒最后完成了把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孔孟之道改造成为封建地主阶级正统思想的反动工程。从此，儒家学派从火烬的命运一跃而为神圣的经典，董仲舒则由于维护反动的孔学有功，挤进了孔家店群丑的行列，被捧为“百儒之首”、“七十 三贤”。朱熹这个孔孟之道的顽固的卫道士说：“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可见，董仲舒在孔家店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这样的一个反动人物竟被林彪奉若神明，这就清楚地表明林彪和董仲舒一样，都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林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号乃人们去当灌仲舒，这是因为董仲舒在汉代所鼓吹的倒退复古的政治路线，同林彪的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思想上完全是一脉相通的。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地主阶级已经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奴隶制复擗的严重时刻过去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董仲舒面临着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局面，惊呼汉朝的封建统 治正处F“土崩瓦解”的状态之中，好比是-一堵…摧即垮的“朽术 粪墙”，只得乞灵于反动的孔孟之道，鼓吹虚伪的保守的劝人安分守己的反动理论，安图用它来构筑防止农民起义浪潮的堤防。这种情祝，恰正表明了这时的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失去了当年作为-一个进步阶级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性格，由革命走向反动，从提倡进步转向鼓吹倒退。 要尊孔，必然要反法。董仲舒提出的所谓“春秋大一统”的 ·184· ==========第192页========== 反动理论，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他站在反动的保守的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竭力攻击秦始皇贯彻执行了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是“以贪狼为俗”；咒骂焚书坑儒是“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咬牙切齿地就象死了他的老子和娘。他还恶毒地诬蔑法家思想“遗毒余烈，至今未灭”，恨不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也就是历史上臭名昭彰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其实，董仲舒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目的是为了实行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是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反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历史上-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为了发泄其反革命情绪，都无不异口同声地攻击秦始皇，吹捧董仲舒。林彪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再攻击秦始皇，大骂法家是“罚家”，而对董仲舒则推崇备至，佩服得五体投地。林彪一伙的这种爱憎态度，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们安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嘴脸。 林彪在吹捧董仲舒的时候，抬出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是所谓“我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要使全国有统一的思想”，他安图以此来给白己披上一件“宜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其实，明眼人一望便知道“宣传”是假，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复活孔孟之道是真。毛主席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185· ==========第193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人心，完全是由于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斗争中，通过反复的革命实践，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最后才终于认识到了只有这种革命理论才能救中国，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同董仲舒式的“独尊”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码事，更谈不上是由于什么“大树特树”的结果。所谓“大树特树”，事实上只是为了树他自己。林彪历来是以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自居的。他要人们去当董仲舒，归根到底，是要人们象董仲舒尊孔子为“素王”那样去独尊他。 林彪说什么“要使全国有统一的思想”，这其实完全是别具有一番肝肠的。董仲舒所信奉的孔孟的天命论，在林彪的心目中据有极其崇高的位置。他不是和他的死党相互标榜什么“既受于天，且受于人”的吗？这种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林彪从孔孟天命论的反动興论基础上阐发出来的。他把孔孟和董仲舒的反动天命论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为着以此作为他反党的理论纲领。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招摇撞骗地说：“儒家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来源于礼记、四书和古文诗词，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由此可见，林彪嘴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孔孟之道。林彪反党集闭的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在解释林彪的黑话时，曾在无意中泄露了他们这伙反节命分子尊孔的真实意图。这个老反共分子说：秦始皇“大搞焚书坑儒，使孔孟的学说吃不开了。这时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水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看，陈伯达在这里竞把三纲五常这 一套早已为革命人民批臭了的东西作为“统一人民的思想”，这 186・ ==========第194页========== 就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反动真面月。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爱憎。孔孟之道“吃不开了”，革命人民觉得这是好事，林彪、陈伯达一伙却如丧考妣，痛不欲生。他们狂叫只有靠孔孟之道才能“永远统 一天下”，这就表明了他们要恢复和统一的是一小撮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天下。但陈伯达唯恐别人不能理解他的意图，进 一步画龙点晴地说：“由于他（指董仲舒）高举了孔孟之道，所以很快被人民接受了，一直传了几千年。”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翘首以待的是历史的车轮倒退回去，利令智昏地做着董仲舒式的复活孔孟之道的迷梦，妄图把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重新套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以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去： 一·九六六年八月，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激烈搏斗的重要时刻。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下了具有伟人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人宇报，深刻地揭露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行径，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八月八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但是，就在八月八日这一天，林彪闭口不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这一伟人的战斗动员令，闭口不谈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政治大革命，却召唤董仲舒的亡灵，用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说教，来对抗革命的辩证法，妄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他这样做，有其深刻的阶级的和历史的根源。凡是修正主义上台，都必 187 ==========第195页========== 定要翻历史的案，翻革命人民批判反动派的案，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赫鲁晓夫如此，林彪也同样如此。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就已揭露了董仲舒的反动历史作用，认为封建社会“守旧自此始”。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董仲舒在这场运动中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到了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精辟论断，深刻地从世界观上揭露了華仲舒思想的反动阶级本质，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这种反动的世界观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林彪吹捧董仲舒，是在明目张胆地翻五四运动的案，翻毛主席批判董仲舒反动世界观的案，翻毛主席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的案。这系列翻案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翻革命人民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案，妄图把一小撮被椎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扶上台，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林彪的这种反革命的翻案活动固然早已彻底垮了台；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贯穿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仍可能有人会翻批判孔孟之道的案，翻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案，翻批判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思潮的案，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因此，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使刘少奇、林彪这一小撮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们及其所鼓吹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思潮永远翻不了案。 当前正在健康地胜利地发展着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无产阶 ・188 ==========第196页========== 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上层建筑领域印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场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五期) 189・ ==========第197页========== 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 一读《盐铁论》礼记 康 汉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八十-一年，汉朝政府科开了-一次盐铁会议。会上由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同来各地的儒家六 十多人进行了场人辩论。《盐铁论》·一书就是由桓宽根据这场辩论的记录整理而成。它采取对话体形式，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儒法论战的场面，栩栩如生地刻划了桑弘羊的形象，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桑弘羊是汉代的著名法家，杰出的理财家。他生公元前 一五年，十三岁起就在汉武帝身边任职。从公元前-一五年起，历任大农丞、治粟都尉、御史大大等职，担任最高财政领导职务达三十年之久。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财政政策，大都是由桑弘羊所制定和推行的。 盐铁会议上的儒法辩论，是在汉武帝死后六年进行的。当 190・ ==========第198页========== 时，汉昭帝年仅十四岁，朝政完全由大将军霍光…手操纵。他企图改变汉武帝时实行的那条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政治路线，收罗了各郡国的一批所渭“贤良文学士”，一手策划了盐铁会议。这批“贤良”、“文学”是汉朝地主篆强大地主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思想代表。他们有霍光这个黑后台撑腰，有恃无恐，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大肆攻击汉武帝的内政外交政策。他们采取借古讽今的手法，污蔑商鞅“反圣人之道”，使案国比不聊生，竭力攻击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桑弘羊为了捍卫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和他们展开了一场“二论相订，是非乃见”的微烈论争①。 桑弘羊在论浅中，以鲜明的法家观点，歌颂了商鞅、李斯和秦始是。他赞扬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认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奠定了秦始皇统…中国的基础。他高度评价了桊始皇和李斯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功缋，并为秦始皇镇压儒家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革命行动叫好。他骂儒家是白蚂蚁，比作“穿窬之盗”，痛斥道：“故秦王婚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1舌，申颜用，预前论议是非国家之事也。”总之，桑弘羊认为，在地主阶级专政的天下，儒家只配受到“焚书坑儒”的待遇，没有资格在：朝廷上高谈阔论地议论闲家政权的是非得失。桑弘羊还把儒生形容成是跛足的牝羊，渺小的燕雀；热情地歌颂李斯“名工泰山”，是“奋翼高举”、“翱翔万仞”的鸿鹄。这些篆言壮语，充分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信心和希望。 在盐铁会议这场大论战中，那些儒生们“祖述仲尼，称诵其 ①上充：《论衡》 ·191· ==========第199页========== 德”，战战兢兢地请出了孔子的亡灵。桑弘羊以横扫千军的气概指出，孔孟之徒是一批“内贪外矜”，唯恐天下不乱的反动政客，孔子往来游说，但“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他还用辛辣的语言，抨击孔子的七十二名高足，“不耕而学，乱乃愈滋”。桑弘羊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是对儒家学派的一次清算，它表现了汉代法家为了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中巩固新生的封建制度而锐气不减当年的斗争精神。 盐铁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在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六国奴隶主残余势力乘机“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成了地方上的“豪猾之民”。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封建中央政府和地方上奴隶主残余势力进行了长达一百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思想上就反映为汉代儒法之间的论争。汉朝前期，地主阶级还正处于上升阶段。因此，中央政权基本上是崇尚法家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对汉代最高封建统治者和地方诸侯王对儒法的不同态度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汉高祖“不乐儒术”，身边虽有几个儒生，只看作是说客。到曲阜祭过孔，也不过是“英雄欺人，将借此收揽人心”。刘邦死后，“儒者亦不见用”。《史记》和《汉书》的记载，都证明鲁迅的论断是正确的。目后、汉惠帝任用的是“武力功臣”，汉文帝“本好刑名之音”，派法家晁错去教育白己的儿子。汉景帝时也“不任儒”。只有到了汉武帝时，才开始结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是，实质上汉武帝推行的是法家路线，他“内修法度”，好“以法制驭下”，欢喜象公孙弘那样“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官吏。在制订政治、经济等重大政策时，他采纳的也是法家桑弘羊、张汤等人的意见。 ・192 ==========第200页========== 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王，同封建中央王朝恰正相反，不少人都是尊储派。鲁迅在论述汉诸侯郡国的思想、文化情况时指出：“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土，致意于文术者。”各地的诸侯王用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积极从事分裂活动，反对汉封建中央政府，成了奴隶主残余势力在封建政权机构内部的代理人。死尸一发出臭味，大批苍蝇立即簇拥而来。“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各郡国成了儒生们的防空洞。吴楚七国之乱，从表面上看是地方诸侯王与中央封建政权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政治要求。这次斗争的结果以地方诸侯王的失败而告终。它使残余的奴隶主势力受到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梦想分裂、复辟的仍还是大有人在。 桑弘羊对儒家的批判，是汉王朝同地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长期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汉初的思想家中，从贾谊、晁错到桑弘羊，随着斗争的日趋尖锐、激烈，他们的法家倾向也越来越鲜明。贾谊小时受过李斯的学生吴公的赏识，是主张“法治”的。晁错曾跟法家张恢生“学申商刑名”，曾“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因此，可马迁认为“贾生、晁错明申、商”，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在盐铁会议上，儒生对晁错、张汤等法家又一次进行了污蔑和攻击。桑弘羊则反其道而行之，坚决肯定晁错、张汤等法家的功绩，而对汉代的儒学大师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认为朝廷虽然选拔了许多“贤良”、“文学”，但这批人严重脱离实际，是一些只会“呻吟槁简，诵死人之语”的饭桶。他还指出，儒生们“饰虑言以乱实，道占以害今”，“夺农妨政，此亦当世之所患也”。桑弘羊把儒家看成是对汉代地主阶级 ·198· ==========第201页========== 政权的严重威胁，这种状况充分证明：“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 二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还同“贤良”、“文学”们对汉武帝时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论争。 汉初的一百多年间，封建王朝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削平诸侯国的叛乱，摧毁奴隶主复擗势力的经济基础；对外抵抗我闲北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入侵。桑弘羊正是根据这种内政、外交的需要，才制订了盐铁官营等财政政策。而反动的儒生们则站在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立场上，竭力政击桑以羊“与民争利”，要求取消打击工商业奴隶主的盐铁政策。这场盐铁问题上的论年，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儒法斗争的阶级实质。 秦汉时代，封建王.朝在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一井田制这一点上，是进行得比较彻底的。但对工商业奴隶主来说，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代替奴隶主旧贵族成了复辟势力的主要社会基础。在秦朝，商业奴隶主吕不韦曾进行过反革命复辟活动。在汉朝，工商业奴隶主也仍还具有相当的力量。他们垄断了煮盐、冶铁和铸币等工商业，控制着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他们竟然拒绝借钱给封建政府中出征的官吏。法家晁错在当时就曾慨叹地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 194 ==========第202页========== 矣。”这批地方的工商业奴隶主，不仅是诸茯王叛乱的积极支持者，有的还往往公开地直接参加了叛乱。汉高祖时，赵相国陈稀谋反，手下将领“皆故贾人也”。吴楚七国之乱的诸侯王，实际是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代表，“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武帝时又实行了推恩法，将那些大诸侯国分成了许多小的封邑，从政治上有效地削弱了奴隶主复辟势力。但是在经济领域中，斗争却继续在激烈地进行着。 秦汉以来，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奴隶主的打击，采取的是迁移或没收的办法。秦始皇曾迁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到咸阳。汉高祖时继续了这种迁移政策。汉武帝初年，派杨可等人巡视各地，揭发隐瞒财产的商贾，大批地没收他们的田室、钱财和奴婢。但是，这种简单的迁移和剥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遏工商业奴隶主势力的发展。桑弘羊总结了秦汉以来地主政权同工商业奴隶主斗争的经验教训，为汉王朝系统地制定了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班财”政策，从工商业奴隶主手里夺回了盐铁和贸易的控制权茶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地主阶级专政的统-…国家，但直到汉武帝的手里，地主阶级专政才真正得到了巩固。 桑弘羊在同这批儒生的辩论中，明确地指出了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对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重大政治意义。他认为，“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这就是说，盐铁官营政策并不单纯是为了增圳财政收入，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摧毁分裂和复辟的经济基础。 在这场盐铁会议上，儒法双方还对汉武帝的对外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桑弘羊指出，北方的匈奴奴隶主贵族不断入侵 ・195 ==========第203页========== 边那，掳琼人口畜产，对汉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必须“屯戍以备之。边度不足，故兴盐铁，设洒椎，置均输”。如果根据“贤良”、“文学”们的意见，取消这些财政政策，就要“忧边用，损武略”，严重地影响边防。桑弘羊大力地赞扬了商鞅的耕战政策，肯定了秦始皇修筑长城和派蒙恬率领几十万大军屯垦戍边的备战措施。汉高祖时，匈奴贵族同汉朝内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相勾结，进行颠覆活动。刘邦与匈奴作战失利，被迫实行了屈辱的“和亲”政策。但那些“贤良”、“文学”们恰正相反，是屈辱的“和亲”政策的积极鼓吹者。在盐铁会议上，他们把北方边境的大片国土称之为“无用之地”，攻击汉王朝对匈奴的防御性战争是得不偿失，甚至胡说：“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总之，他们主张放下武器，以达到“偃兵休士，厚币结和”的日的。 桑以羊痛斥了这种投降主义的谬论，指出汉初实行“和亲”政策的结果，徒然助长了匈奴贵族的气焰，“暴害滋甚”。他指责那些牖生只会“抱枯竹，守空言”，发表一些“膝痒而搔背”的奇谈怪论，根本提不出真正能够“安边境”的政策。在这场论战中，桑弘羊进-步阐述了他的备战思想，提出：“有备则制人，无备恻制于人”。他具体分析了匈奴“百约百叛”、惯于搞突然袭击的特点，坚决认为“内无备，不可以御敌”，强调有备才能无患。在汉武帝的时候，桑弘羊曾经组织了六十万人屯垦戍边。他还曾计划在现在的塔里木盆地一带开垦灌田五千顷，打通西域，断匈奴的右臂。桑弘羊认为，这些措施不单是为了备战，而且还能“赈困乏而备水单之灾”。历史证明：桑弘羊的这些建议和措施，对于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对北方边境的入侵，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盐铁问题这场大辩论中，站在正确的-一边的是桑弘羊而不 196・ ==========第204页========== 是那些“贤良”、“文学”们。至于那个会议主持者丞相田千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括囊不首，容身而去”，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你。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因此，桓宽在《盐铁论·后序》里对他赞道：“彼哉！彼哉！” 三 桑弘羊的结局是一个悲剧。盐铁会议后，尽管朝廷在霍光的主持下，废止了酒类专卖等政策，但桑弘羊却基本上没有采纳“贤良”、“文学”们的意见，认为应当坚持贯彻执行汉武帝的政策。霍光见桑弘羊不肯屈服，非常恼火，任命自己的亲信“大将华司马杨敞为大司农”，实际上罢了桑弘羊的官。当时，燕王刘旦上书反对，认为杨做“无功劳”，没有资格担任这-·职务，指责霍光专权。过了一华，霍光指使那个建议召开盐铁会议的杜延年，作发刘旦和桑弘羊等人串通谋反，用这个罪名把桑弘羊给杀了。据《汉书》记载：当时公布的桑弘羊等人的状是“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由此可见，桑弘羊与霜光的斗争，完全是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 桑弘羊死后，汉昭帝、汉宜帝等封建统治者虽然仍旧继续执行了儒法兼用，即霸王道杂抬的政策，但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却被消火了。地上阶级尊法反儒倒尊儒反法的转变，是同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相适应的。汉初，封建统治者基本上尊法，·但在思想上对先秦请子却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策。这种倾向，在司马迁的《六家要旨》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汉王朝同 ・197・ ==========第205页========== 地方诸茯割据势力还处于势均力敌的对峙阶段时，曹参、窦太后等人曾一度提得黄、老的“无为之治”，继续推行刘邦的法家路线，不随便加以改变。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奴隶主复辟的严重时刻已经过去了。封建统治者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是进行社会变革，而是全面加强对农民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变革的法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封建统治者普遍认为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相反地，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却同日趋保守没落的地主阶级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通之处。封建统治者觉得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大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更重要的是，法家比较暴露，而儒家比较虚伪，更利于地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欺骗宜传。就这样，地主阶级逐步从反儒尊法转变为尊儒反法。 儒家学派到汉代也发生了分化。儒生中的一部分顽固派死守孔孟之道不变，坚持要原封不动地回到西周奴隶主专政时代去。但是，大部分儒生则开始寻找和投靠了地主阶级的新主子，修改旧的奴隶主文化以适应新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奴隶上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都是剥削阶级，在思想文化上有其相通之处。叔孙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替刘邦制礼作乐，被他的学生们称赞为“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霍光在盐铁会议上同所谓“贤良”、“文学”们站在一边，反映了日益腐朽的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同奴隶主残余势力在政治上种思想上结成了反动的同盟 桑弘羊同商鞅·一样，都是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在历史上有着相似的遭遇。商鞅遭车裂，桑弘羊被杀。两人从个人身世来说，结局都是不幸的。但他们主张加 ・198・ ==========第206页========== 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政策，却基本上为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袭用， 一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宋代的苏轼曾说：“闫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这种见獬有一定的道理。历代封建统治者实际上都是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容，可是表面上又都要打出尊儒反法的旗号，痛骂商鞅和桑弘羊，吹捧孔丘和孟轲。 汉代的这场盐铁会议，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居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社会儒法论争的一个转折点。桑弘羊的被杀，标志着地主阶级已经结束了它的上升时期。此后，法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尽管继续被地主阶级中不少进步思想家所吸收，但都已不敢公开亮出法家的旗号，而是以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学派的形式出现。从此以后，封建社会中的儒法斗争，也就表现为披着外衣的法家学派和正统的儒家学派之间的斗争。理解了这 一点，中闲思想史上的诈多症结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牛第四期) ●199・ ==========第207页========== 对历史人物要作分析 略论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 越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当中，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这一教导，正确评价历史上的法家人物。 我国历史上的汉末、三国鼎峙时期，是一个事态百变、群雄并起的大动荡时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法家人物身上，各自有着很不相同的特点，但又有共同的规律可寻。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法家人物，必须把他们放到一定的阶级斗争环境作具体的分析。不仅要分析各个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而且要从他们不同的特点中分析其共同的方面；从他们共同的方面中，又要看到其不同的差别。只有这样，才能给这些历史人物以必要的历史的肯定。 我们不妨从曹操说起。 曹操是个法家，但他·生的政治活动在前期和后期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在曹操前期的政治活动中，由于面临着豪族大地主的打击和排挤，出身细门孤族的曹操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 ·200· ==========第208页========== 场上，对那些世家大族及其所崇奉的儒家“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因而在这一时期表现出鲜明的尊法反儒倾向。他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坚定地推行了一条法家的政治路线，大刀阔斧地对豪族大地主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由于曹操在当时所执行的路线比较正确，因附战胜了以袁绍为首的大大小小的分裂割据势力的挑战，取得了基本上统一北方的成就。这一时期的曹操，不愧是一个反儒尊法的英雄。但在曹操政治活动的后期，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定，豪族地主势力的上升，便逐步由尊法反儒变为“儒表法里”。这就是曹操所谓的“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他还借于儒家的天命观，为自己能做“周文王”而制造舆论。白璧微瑕，令人惋惜。 其实，即使是在曹操的前期法家思想中，也好比灿灿发光的金子掺杂者沙子-一样，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儒家思想的杂质。比如，他一方面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公开声称不信天命之事，反对儒家的天命观，另一方又摆脱不了有神论的羁绊，竟相信了“祭神如神在”的儒家鬼话；一方面对儒家的“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力主以“法治”兼天下，另一方面又留恋于儒家那套虚伪的仁义礼让之风。从政治上看，曲操-一方面在打击豪强、实现统一的事业巾作出了不少贡献，另…方面却又留下了镇压黄农民起义这个不可抹煞的污点。可见，不但曹操-生的前期、后期是可以分析的，就是曹操的前期政治活动也可以进一步作分析。 曹操后期的政治倾向虽然较前期其有不同的特点，但其基本倾向仍是尊法反儒的。所渭“儒表法里”，尊儒是假象，尊法才是本质。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能光抓现象丢掉本质。 ·201· ==========第209页========== 比如，曹操后期在他的帷幄里，搜罗了不少儒生方士，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些儒生，而只是一种手段，月的是为了把他们集中到自己的麾下管起来，省得他们跑到外面给他捣乱。事实也是这样。公元二○八年，就爆发了曹操杀大儒孔融事件。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他是借用儒家“不孝”的名义来杀的。其实，曹操又哪里是讲“孝”的呢？他在公元二一七年下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就明确提出要录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曹操主张“禁厚葬”，推行薄葬，也是他反对孝的一个明显例证。讲孝，那只是他用来对付反对自己的儒生。所以，曹操杀孔融，实际上是一次“坑儒”事件。对这件事，鲁迅是很有眼力的，他就看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行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又如，曹操的晚期，虽然悠悠然想当周文王，但从他所写的诗来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还是保持着法家那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和政治抱负，英气仍然不减当年。囚此，从曹操后期的活动来看，虽然儒家恐想的色彩浓厚了，但毕竟还是个法家，而且是个大法家。至于综观曹操一生的政治活动，更应当承认他是个了不起的法家。 曹操是法家，他的对立面是否就都是儒家呢？不一定，他们可以是儒家，若袁绍；也可以不是儒家，若刘备、孙权。就拿刘备和孙权来说，他们和曹操多年来一直兵戎相见，算得上是曹操政治上、军事上的劲敌。但是，能因此而断定他们是儒家吗？显然不能。刘备和孙权为了在他们统治的区域内完成统一并进而求得统一全国，所推行的也都是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孙权实行 ·202· ==========第210页========== 了屯田的耕战政策和用人注重才能的法家路线，对我国的东南地区进行了开发。刘备在临终的遗中勉励其子读《申》、《韩》、《管子》、《商君书》等法家著作，说是“益人意智”，可见他真正坚持的也是法家思想。刘备和诸葛亮治蜀国，总结和汲取了前汉实行法家路线而“兴隆”、后汉实行儒家路线而“倾颓”的历史经验，励行法治。从他们要求实现统一、打击豪强这一点土看，无疑都不愧为法家人物。曹操、孙权、刘备就思想路线上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三人的相通之处。难怪曹操对于刘、孙两人颇有英雄知己之感。“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就是曹操对孙权的肯定，“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反映了曹操承认刘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以英雄相称。曹操、孙权、刘备虽然都是法家，但他们相互之间却难免不发生冲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说怿也不怪，在地主阶级内部从来就是党同伐异的。曹、刘、孙三人尽管都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又分别代表了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曹操代表中原地区的地主政治集团，刘备代表荆襄地区的地主政治巢团，孙权则代表了江南地区的地主政治集团。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三个小山头分别代表着不同地区政治集团的利益。他们都要求国家的统一，但义各自认为应当由自己这个政治巢团来统·全国，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必然要争权夺利，互州年斗。当他们在共同向谅州大地主头子董卓为代表的罕阀集团作斗争时，有可能取得暂时的联合而当大地主车阀集团的威胁基本解除后，他们之间的矛盾便王升到主要地位，就又处于相互争斗的境地之中，甚至最后只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同时，由于这种争斗的孰胜孰负，往往决定于谁对法家路线推行得更彻底些，因此，他们之间的这种斗争，就其主要方面看，又在一定程 ·208· ==========第211页========== 度上进一步推动了法家路线的贯彻和胜利。 从历史上看，也同样地不乏其例。战国时期，秦国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心。秦为了统一六国而发动战争，是为了贯彻和推行法家路线，但作为秦国的对立面的也未必都是儒家。屈原即是其中一个。当时，崩原站在楚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不愿坐视楚国为秦国所兼并，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保卫楚国。我们不能以此否定屈原是个法家。从思想上看，屈原要求变法革新的思想，同秦国的法家商鞅等人的变法思想堪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况且，楚国如果变法彻底的活，同样有可能充当素国的角色来统-一六国。所以，我们在肯定秦国的同时，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屈原；同样地，在背定曹操是法家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其对立面刘备和孙权。那种“非此即彼”或者“非彼此”的观点，形而上学的气味颇浓，同辩证法是格格不入的。 曹操、刘备、孙权虽然都是法家，但却又不能等量齐观，有比较才能鉴别。刈备孙权同曹操相比，无论在政治上和华事上都毕竞略逊一筹。他们对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都不如曹操米得坚决和彻底。曹操在打击中原地区的豪强大族时，公开颁布了“重（禁）豪强兼并之法”，对于代表豪族利益造舆论的儒家势力，如边让、孔融之流，实行了严厉的镇压。而刘备、诸葛亮在打击篆强方面，就不那么坚决和彻底。他门-·方面限制和压抑豪强的兼并，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大地主的支持，又部分地满足和保护了大地主的利益。如对来敏这样一个代表名门豪族利益的儒生，就再对他采取了宽容态度。究其原因，是由于刘备在少年时曾求学于名儒卢植，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较深，多年来的颠沛流离，使他逐步抛弃了儒家的影响，但毕竟不彻底，没有最后 ·204· ==========第212页========== 洗刷干净身的儒气。至于孙权，就又不刘备了。他对江南大族来、张、顾、陆基本上采取了包容庇护的妥协政策，在打击豪强的程度上远不如曹、刘两人。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满足于偏安江南。三人相比，曹操元凝是其中的佼饺者。曹操所处的是中央朝廷统治地区，东汉末代旧统治集团的人物比较集中，豪族大地主的势力也很强人，反动儒生的活动自然也比较狷獗。曹操处在矛后斗争的旋涡中，首当其神，比较敏锐地感觉到儒法斗争的尖锐性，因此不仅在推行法家路线和措施方比较坚决，而丑也特别重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不仪懂得打仗，而且懂得文学，重视意识形态。他在改造乐府歌辞方面，就很有一番成就，而且对于诗文都能创作、批评，加以提倡鼓励。“彬彬之盛，人备于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曹操在文学史上享有较高的名望和地位，鲁迅曾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哲操本人，就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此看来，曹操的作为和影响，显然要比其他两人更大一些。后米四晋的全国统一政权就是在魏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曹、刘、孙三人尽管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们他们对农民起义力量都同样地抱着敌视的态度。曹操…手镇压了十万余众的黑山农民义军和青州三十万货巾军；刘备参与了大家族皇甫嵩之 流对以张角为首的二十余万黄！华的血阻镇E;孙权呢，从其父 亲孙坚到其兄孙策和他自己，父子两代二人都是锁压江南一带农民起义军的老手。在镇压黄巾农民起义过程·，曹、刘、孙三方结成了反动的同盟军。从他们这些共同的特点来看，打击豪族大地主集团，属于其共同的进步的一面；镇压黄中农民起义军则属于其共同的反动的一面。这种特点，归根到底，是山当时中 205・ ==========第213页========== 小地主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从分析三国时期的法家人物可以看出，要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必须具体分析，恰如其分地指出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为了完成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就是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应有的态度。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五年第一期) ·206◆ ==========第214页========== 读《三国志·郭嘉传》 瞿 青 郭嘉是汉魏之际一位年青有为的法家人物，他协助曹操“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三国志·郅嘉传》记载了他追随曹操进行南征北伐的战斗…生。《郭嘉传》的裴松之注中有一段郭嘉和曹操一起“论天下事”的对话，是研究汉末三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材料，今引录如下： 太祖谓嘉曰：“本初（袁绍字）拥冀州之地，青（州）、并(州)从之，地广兵疆（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对曰：“刘（邦）、项（羽）之不敌，公（曹操）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疆，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 十胜，虽兵疆，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 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 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 ·207· ==========第215页========== 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面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郭嘉在这里对袁绍利和曹操两个集团之间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他从刘邦的由小到大、1弱到强到最终战胜项羽这个庞然物讲起，肯定了刘书，批判了项羽，表明了白己的尊法反儒的政治立场。他还进一步从十个方面对曹操和袁绍的两条政治路线作：了比较，并且透过销综复杂的表面现象，得出了罐胜谁败的正确结论。 曹操和袁绍之间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场儒法斗争。袁绍“繁礼多仪”，是一个孔孟的忠实信徒。在“汉末政失于宽”的历史条件下，他推行了一条“以宽济宽”的儒家“礼治”路线；所“兜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还不就是儒家那-一套极其虚伪的“仁政”吗？“所任唯亲戚子弟”，这不是完全继承了豪门大族保持世袭特权的“任人唯亲”的儒家的用人路线吗？这 一切，都表明了袁绍是汉魏之际的一个大儒。 与袁绍相反，曹操“纠之以猛”，“不为虚美”，不犒儒家那套假仁假义，而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 208・ ==========第216页========== 之以法”，这是强调以是非为标准，赏罚分明；用人“唯才所宜，不间远近”，这是执行的不论“世资”“门第”的“任人唯贤”的法家的用人路线。所以，陈寿说曹操“孽（执行）中（不害）、商（鞅）之法术”，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举的是什么样的旗帜，集合的就是什么样的队伍。袁绍搞儒家的一套，“高议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因此，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儒生们都磨集在袁绍的门下，他们是一群口头上说得漂亮的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曹操由于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那些“有治国用兵之术”①的法家人物，都站到了曹操-一边。郭嘉本人就是一个出身“细微”的小人物，他原先投奔袁绍，但由于看不惯袁绍的重儒生，愤然离去而跑到曹操这边来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郭嘉在袁绍和曹操之间所作出的选择，反映了郭嘉也是一个法家。 不同的政治路线。是一定阶级或一定政治派别的政治利益的集中体现，有着不同的社会阶级基础。袁绍出身于东汉的名门豪族，“四世居三公位”②，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也就是郭嘉说的所谓“累世之资”。他妄图以儒家的政治路线“兼天下”，目的是要维护东汉王朝以来世家篆族称王称霸的政治局面，代表着地主阶级中那些拥有门第世资而垄断仕途的豪强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曹操出身于细门孤族，这个阶层经常受到豪强大地主的打击和排挤。曹操说自己“本非岩穴知名之士”③，从小被 ① 《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② 《袁绍传》 ③《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209・ ==========第217页========== 那些世家大族看不起。他的父亲为了想改变社会地位而去过继给宦官当儿子，但当时的宦官也是为世家大族所鄙视的人物。袁绍就曾骂曹操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盛气凌人地表现出世家子弟瞧不起暴发户的傲慢姿态。因此，曹操对那些世家大族及其所崇奉的儒家“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他力主以法家的政治路线“兼天下”，谋求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以打破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独占-一切的政治局面，代表地主阶级中细门孤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归根到底，袁绍曹操不同的政治路线，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基础。 曹操·登上政治舞台，就站在地主阶级中没有门第世资的细门孤族的立场上，对豪强地主集团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他在 二十岁担任洛阳北部尉时，就公开宜布“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①；三十岁担任“济南相”时，又罢了一批“阿附贵戚”的县吏②。以后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对篆强地主更是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大刀阔斧，毫不留情。他在公元二○四年攻下邺以后，立即颁布了“重（禁）豪强兼并之法”，以削羽袁绍集团的社会基础曹操推行的路线利政策，虽然为“豪强所忿”，遇到了豪强地上集团的顽固抵抗，但却受到了地主阶级中新起阶层的热烈拥护，当时有所调“百姓喜悦”之称。袁绍则恰正相反，在他管辖的地区内，豪强横行不法，地主阶级中的细门孤族受到欺凌，而广大农民的痛苦就更为深重了。正如曹操所说的那样：“袁氏之治也，使篆强擅恣，亲成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③。 郭嘉关子袁绍必败曹操必性的颈见，不久即为官渡之战及 ①《武帝》注引《曹瞒传》 ②③《武帝纪》 ・210 ==========第218页========== 其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若问曹操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关键在于他所执行的路线比袁绍正确。郭嘉说：“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所谓“奉顺”，就是执行了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路线。所谓“逆动”，就是执行了一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路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①，各种政治力量在这时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细门孤族和豪门望族之问的矛盾，尖锐地交织在一起，蔚为一片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图景。公元一八四年爆发的黄中大起义，“八州并起”，来势猛烈，它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特别是同豪强地主集团矛盾激化的一个标志。黄巾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加速了东汉王朝统治瓦解的过程，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地主的门阀统治，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进行了暂时的联合，但当农民大起义的风浪过去以后，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就大大地加剧起来了。袁绍和曹操之间的斗争，就是当时地主阶级内部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集中体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黄巾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统治基础，而袁绍竞妄图恢复东汉王朝的豪强贵戚的专权局面，这是对历史的反动。反之，曹操维护中央集权制，反对分裂割据，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进步的东西必然要战胜反动的东西。曹操经过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袁绍而统一了北方，这实质上是进步的法家路线对反动的儒家路线的胜利。 曹操打击豪强地主集团的斗争，属了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这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它同黄巾农民起义 ①《武帝纪》评日 ·211% ==========第219页========== 对豪强地主集团的打击，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曹操曾经积极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这表明他毕竞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而黄巾大起义横扫世家大族，打击豪强地主，客观上为曹操的推行法家路线扫清了道路，而且曹操收编的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是他战胜袁绍等豪强集团的一个主要依靠力量。因此，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了，才能得人心；路线错了，就不得人心。凡是执行反动政治路线的腐朽势力，只能是孤家寡人，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即使在这个集团的内部也必然是尔虞我诈，分崩离析，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和混乱之中。郭嘉揭露的袁绍集团内部“大臣争权，谗言惑乱”以及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郭嘉在：跟随曹操征吕布、讨袁绍和平定乌桓贵族的战争中，十分注意把敌人内部的争斗、缺口和矛盾收集起来，为曹操建议了 一系列战胜敌人的策略。如袁绍远征北击公孙瓒时，郭嘉就劝曹操不失时机东取日布，三战而破；郭嘉还利用袁绍儿子袁谭、袁尚之间的交斗相离，劝曹操缓攻袁谭、袁尚，留给他们一个互相断杀削弱的时机，同时立脚南征刘表，取得了战咯要地荆州。与袁绍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州反，曹操团结的人越来越多。曹操比起那些虚伪狡诈的儒家之徒，胸怀要磊落和宽广得多。他比较善于团结人，即使是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只要能够改正，他都加以使用。如贾诩曾帮张绣攻打过曹操，陈琳曾写过檄文痛骂曹操的祖宗三代，但当他们投奔曹操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用。张辽、张邰原是吕布和袁绍的部将，但后来却都成了曹操手下的名将。所以，郭嘉说曹操“用人不疑”，这是有一一定 ·212… ==========第220页========== 道理的。 郭嘉跟随曹操的十一年，正是曹操集团统一北方的十一年。郭嘉为贯彻执行曹操的法家路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曹操给他以很高的评价：“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他为郭嘉的“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表示了深沉的惋惜。十一年间，郭嘉与曹操“行同骑乘，坐共幄席”，因而曹操对郭嘉的评价十分精当，而郭嘉对曹操的政治路线、政策及其为人也了解至深。郭嘉在分析袁、曹优劣时对曹操所作出的评价，可以说是比较符合历史上曹操的真实面貌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一番《郭嘉传》和裴松之的注，可以帮助我们廓清历代反动派和尊孔分子散布的种种迷雾，正确认识曹操法家路线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九期) 218・ ==========第221页========== 论淝水之战 李兴斌 淝水之战是一次著名的战争。这次战争，东晋仅以八万兵力，一举打败了苻秦的近百万大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以那水之成等儿次战争为例，来说明弱军在 -一定条件下可以打败强军的军事科学原理。东晋以劣势之军打败苻秦的优势之军，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是由于东晋方面内部比较注意团结和安定。这次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生动地证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在淝水之战前夜，中国呈现着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北方在氐族建立的前秦统治下；南方则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偏安政权 一东晋王朝。 汉魏以来，西、北部边境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地区，主要的有匈奴、鲜界、羯、氏、羌等族。西晋统治者残酷的经济剥削和种族压迫，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在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何奴兵于公元三一一年攻破洛阳，晋怀帝司马炽当了俘虏；过了五年，奴兵义攻破长安，西晋最后个皇帝司马业投降，西晋王朝寿终正寝。少数民族首领和地方将领乘机纷 ・214 ==========第222页========== 纷拥兵自立，割据一方，六七十年间，先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建立了十来个独立政权。其中，比较大的有羯族石氏的后赵、鲜卑慕容氏的前燕、氐族苻氏的前秦。经过多次战争，苻坚统治下的前秦，在四世纪七十年代灭掉前燕等国，暂时统一了整个北方。 但是，这个前秦政权的内部充满着各种矛盾，主要是氐族统治集团和被征服的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少数氐族贵族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广大汉族、鲜卑族、羌族的人民，则成为他们剥削、压榨的对象。前秦统治者连年发动战争，征兵征粮，苛捐丛生，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除了氐族统治者同各族人民的矛盾外，氐族统治者与被征服的其他种族统治阶级的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也相当尖锐。特别是鲜卑和羌部族众多，这些部族首领表面上俯首听命，暗地里却无时不在图谋反叛。但是，持坚对他们却深信不疑，一个个都授以高官重任，并使之掌握军权。另外，在氏族统治集团内部，也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矛盾重重。即以苻氏家族而言，荷坚是杀死了堂兄苻生才登上宝座的；上台不久，又杀死了亲兄苻法。从他即位到淝水之战二十多年时间内，先有公元三六四年苻腾的谋反，三六五年背幼之反，三六七至三六八华行柳、苻双、苻庾、待武之反，后有三七八年苻重的谋反，三八○年将洛与苻重之反，直到淝水之成的前一年即三八二年，又有苻阳的谋反。苻坚有功不赏，有罪不诛，促使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建立在重重矛盾基础上的前秦政权，很不稳定。正如史书上所说：“秦恃其强大，务胜不休，…转远万里，道獾相望，兵疲于外，民图于内，危亡近矣。”①前秦政权面临着崩溃的危 ①《资治通鉴》卷一○四 215・ ==========第223页========== 险，而苻坚却无视这些社会矛盾所造成的严重危机，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贸然发动了对东晋的成争。 那么，特坚要攻打的东晋王朝的指况又怎么祥呢？东晋社会无疑也有许多矛盾。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外，又有皇族同土族之间的矛盾，土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北来的侨姓士族和南方的土著士族之间的矛盾，侨姓士族各个家族之间的矛盾，等等。因此，东晋政权的内部也多次酿成危机，发生变乱，对外战争也经常失利。但是，每当掌握朝政的大臣能够采琅一些调整矛盾的措施，将相大臣之间基本上能和睦共处时，就会出现一个内部相对稳定，对外足以抵御强敌，取得 一定胜利的局面。 谢安在淝水之战前十年即公元三七三年桓温死后执掌朝政，当时在中央领导集团里地位誉望和他不相上下的有王彪之、王坦之、桓冲等人。桓冲是桓温之弟，桓温当权时代任江州（今江西、福建)刺史，镇中游十余年，桓温临死时把自己的兵权都交给他，温死后以扬、豫二州刺史镇姑熟（今当涂），首都建康（今南京)即在其兵力控制之下。有人劝他“诛除时望，专机权衡”，时望即指谢安。他不予理会，反而一变桓温的专断跋扈作风，“尽忠王室”，凡诸死罪，都请示了朝廷然后执行。不久，又以谢安“为群情所归”，主动提出把扬州刺史（管辖首都及近畿地区，今苏南、皖南及浙江)的职位让给谢安兼管，自求外出。“桓氏党与以为非计，莫不扼腕苦谏”，他都无动于衷，还是这样办了①。桓冲之所以能够这样对待谢安，当然是和谢安对他所做的团结工作分不开的。桓冲临死前兼任荆（今湖北大部份和湖南）、江二州 ①《晋书·桓冲传》 ・216 ==========第224页========== 刺史，既死，当时舆论以为谢安的侄子谢玄在淝水之战中立了大功，这个职位应该由谢玄接任，但谢安却任命桓石民（冲侄）为荆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桓石虔（石民兄）为豫州刺史，“三桓据 三州”，各得其所，关系就摆平了。 王彪之是瑯玡王氏，是东晋开国元勋、号称江左夷吾的王导的从矩。王坦之是太原王氏，是号称渡江名臣第一的王承的孙子。这两个王氏和谢安一族陈郡谢氏、庾亮一族颍川庾氏、桓温 一族焦国桓氏，是西普末年从中原迁到江东，与皇室司马氏共同掌握东晋一代军政大权的五大侨姓士族。谢安执政时，庾氏已衰落。谢安不仅和当时以桓冲为首的桓氏集团相处无事，也和以上彪之、王坦之为代表的两个王氏处得很好。谢安因宫室弊陋，要营建新宫，王彪之以寇敌方强，不能劳扰百姓为理由反对，谢安只得作罢，直到王彪之死后才动工。王彪之的资历比谢安深，朝廷大事众所不能裁断的，谢安都要去请教他，无不即刻得到解决①。孝武帝初即位时，桓温入朝，意存篡夺，司马氏的皇位，岌岌可危，赖有“安与坦之尽忠匡翼，终能辑穆”，渡过了危机②。王坦之虽然不以谢安“期丧不废乐”为然③，但始终认为谢安、桓冲二人是“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他将要出镇广陵（今扬州)，临行还上表给孝武帝，要求这个年幼的皇帝“周旋举动，皆应谘此二臣”。他在临死前给谢安、桓冲写的信里，“言不及私，惟忧国家之事”④。 ①《背书·王彪之传》参照《晋书·孝武帝记， ② 《晋书·谢安传》 ③ 《凿书·王1之传》、《谢安传》 ④《晋书·王坦之传》 ·217· ==========第225页========== 东晋中叶，南方士族在中央政权里的势力已不及东晋初期；谢安当政时，淝水战前只有吴郡陆纳做到吏部尚书，战后又有南平车胤做到侍中。谢安曾亲自到陆纳家登门拜访①，每有游集，都要请车胤参加②。可见他对社会政治地位较差的南人后辈，也加意笼络。 由于谢安团结人的工作做得好，采取的政策又能“镇以和靖”，“不存小察，弘以大纲”③，“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④，因此，东晋政权在这个时期是相对地比较稳定的。这一点在敌对的前秦方面也有许多人看得很清楚。苻坚的宰相王猛在临死前就劝苻坚说：东晋“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⑤。在这样内部团结的形势之下，前秦入侵，东晋发动抗战，就很少有后顾之忧，在政治上较之前秦具有一定的优势。 现在，让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下淝水之战的准备阶段及其全部进程，更可以看出：前秦统治集团内部，由于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后方空虚不稳，是如何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东晋由于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后方安定，是怎样夺得了战争的胜利。 苻坚想进攻东晋，蓄意已久，但是苻坚大举进攻东晋的决定，遭到了前秦统治集团内部的普遍反对，加深了内部的裂痕，公元三八二年冬，荷坚召开“太极殿”会议，与满朝文武大臣商讨进攻东晋的大计。苻坚说，算算我的兵力有九十七万之多，我想亲率大军灭晋，你们看行不行？大臣们除秘书监朱形谄媚附和 ① 《晋柠·陆纳传》 ②《晋书·在胤传》 ③《晋书·谢安传》 ④《世说新语·政事》注引《续晋阳秋》 ⑤《晋书·前茶载记附王猛传》 ·218… ==========第226页========== 以外，大家都说不行。苻坚看看无人支持，就宣布散会，只留下自己的弟弟苻融，再作商议。不料，苻融也坚持反对。苻坚一听，更加生气说，你也不支持，我还指望谁？苻坚的太子苻宏，苻坚最喜欢的小儿子背选，听说要攻晋，也都来谏阻。苻坚却说，军机要事，与你们小孩子不相干！苻坚的爱妾张夫人，也向苻坚陈说反对攻晋的理由。苻坚不耐烦地说，国家大事，你们女人家，懂什么：那么支持苻坚攻晋的，有没有呢？有一个，那就是鲜卑贵族慕容垂。他向苻坚讨好说，皇上“圣心独断”，英明得很！苻坚听了，很开心，表扬慕容垂说，能与我定天下的，就你一个人！其实，慕容垂怂恿他攻晋，正是有意识地把他推入深渊之中，刚愎自用的苻坚武断地作出了攻晋的决定，引起了前秦社会极大的震动和恐慌，公元三八三年，苻坚正式下令大举出兵。老百姓每十人要抽一人当兵，各州公私马匹一律征用，富家二十岁以下有武艺的子弟，一律征调，有三万名富家子弟被征充当苻坚的卫队。官府抓壮丁，百姓逃兵役，搞得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不安。被迫去当兵的，也根本无心打仗。这样的兵，即使有一百万，又怎样呢？苻坚命術融率慕容垂等带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命羌族姚苌率蜀兵顺江东下，苻坚亲率步兵六十万，骑兵二 十七万，浩浩荡荡，向东晋进发。 东晋方面，大敌当前，内部比较团结。苻坚早在大举进攻前，已先后派兵攻占了梁、益二州，控制了长江、汉水上游，使东晋西部防线失去了屏障。西部防线出现了这一缺口，固然对东晋防御不利；但也同时起了报警的作用，迫使东晋破除所谓“长江天险”的迷信，从而认真地作了一些防御准备。鉴于西晋因不抵抗而亡的惨痛教训，当时摆在东晋政权前面的出路只有一条， .219… ==========第227页========== 就是全力抵抗。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东晋统治集团内的各派势力加强了团结。谢安首先把淮河以北的“流人”迁到淮南，实行坚壁清野。这一方面防止了前秦掠夺东晋的劳动力和兵源，补充了自己的劳动力和兵源，使后方比较充实；另一方面对于这批“流人”来说，也起了安置和稳定作用。在军事上，谢安派谢玄在广陵和京（今镇江）加紧募兵、练兵，组织新的武装力量，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北府兵”。这支部队，在淝水决战中，起了很大作用。 有备无想。在前茶大军压境之际，东晋方面沉着应战。前秦大军攻来，宰相谢安镇静如常，从容不迫地调兵遣将，这对于稳定军心，起了一定作用。李白在诗中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可见，谢安不仅为文官之首，在沉着谋划军机这一点上，也是将帅们的榜样。苻坚凭借其兵力上的优势，四起鄂北，东到寿阳，进行全线政击。苻融所率秦军主力，进攻寿阳，淝水之战全面展开。由谢石、谢玄所率晋军主力，尚米抵达寿阳前线，防御薄弱，所以，寿阳被荷融攻陷。苻融又派梁成率五方大军东进，屯于洛涧，阻挡东面来授的晋军、谢石、谢玄看到秦军已先发制人，不宜硬拚，便在离洛涧十五里处驻扎下来，寻机破敌。此时，杂军又窃获了东晋陕石守军粮绝的情报，村坚喜出望外，认为一举灭晋，就在眼前。于是派遭攻陷襄阳时被俘的晋将朱序去劝降谢石、这位朱序，却是“身在秦营心在晋。”见到谢石，他不但不劝降，反而向谢石提出了破秦的建议。谢石根据朱序的建议，制定了破秦的战略计划：在积极战略防御的方针下，寻找有利战机，主动进攻，先击败秦军前锋，挫败锐气，然后夺取全性。当时素军到达前线的只有一部分兵力，消灭屯驻洛 220 ==========第228页========== 涧的梁成所率五万茶军，是当务之急。前锋都督谢玄派刘华之率精兵五千偷袭洛涧，斩杀秦将梁成，消灭秦军一万五千。谢石、谢玄乘胜指挥部队水陆并进，-一举冲到淝水东岸，与秦兵隔河对峙。荷坚在洛涧吃了败仗，又望见晋兵部署严整，有点胆怯。但凭借有大量后续部队源源而来，所以仍然轻敌。谢玄利用行坚这一骄傲轻敌心理，要求淝水西岸的案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成。秦将领都不同意退让战场给晋军，但苻坚日作聪明，贸然决定同意晋华要求，打算在晋军半渡淝水时，加以袭击，妄图以此打败晋军。结果，由于持坚的军队是由各个山头的军队杂凑而成的，内部号令极不统一，荷坚一·下令秦军小退，就一退不可收拾，·扰乱了白已的阵脚。普军的突击部队乘机抢渡澀水，追击秦军，苻融的坐马被冲倒，苻融被晋车斩杀。这时，朱序又作内应，在秦军阵后大喊：秦军败了，素军败了。于是秦军溃不成军。路上听到风声鹤唳，也以为是东晋的追兵来到。日夜不停地溃退，死伤大半。苻坚本人也被流箭射中。他收拾残兵败将，逃回长安。至此，折时四个月的淝水之战，以普胜茶败而告终。 淝水之战导致晋胜秦败的结同，决不是偶然的。就实力来说，前素在经济上、车事上都占优势。前秦统-·了整个北中国，控制着黄河流域的全部和长江、汉水上：游广大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过法家人物王猛的辅佐和治理，社会生产也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东晋政权，偏安一驷，只有长江下游和五岭以南之地。北人南迁，虽然带来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毕竞因为地狄人少，物质基础是远远不及前秦的。在军事上，九十七万与八万之比，双方悬 ·221· ==========第229页========== 殊更大。但战争的结果，却是东晋打败前秦。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东晋以自己内部的团结和后方的安定这一长处，弥补了自已经济单薄和兵力弱小的短处；前秦则与此相反，以自己内部的不团结、不稳定，削弱了自己经济雄厚、兵力强大的优势。在苻坚的进攻面前，东晋统治集团在谢安的领导下，能够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使内部各种矛盾缓和下来。苻坚举国入侵时，桓冲曾主动派三千精锐部队赴京参加保卫京师。谢安认为下游安全有保障，上游的战线也亟须防固，就谢绝了框冲的好意。自从谢安执政以来，一直到淝水之战结束，东晋割廷的高级文武官员之间，出现了“将相和”的局面。这对于打败前秦的进攻，有着重要的意义。前秦方面的情况恰正相反，它内部的一→些重要矛盾，在苻坚的错误处置下得到了全面的激化。又加上苻坚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经常自以为是地作出错误的政治军事的主张，而且对秦晋双方的情况也有许多不合实际的错误估计。他过高估计白己力量，盲目轻敌，造成了一系列错误的军事部署：第一，行坚发兵百万，儿乎是倾国而出，造成后方空虚，给鲜卑、羌族贵族酝酿叛变提供了条件。第二，战线拉得过长，兵力高度分散。当苻坚率兵进至河南项城时，凉州（今甘肃河西）的兵才到达长安附近，獨汉（今四川和陕南）的兵刚刚出发，河北的兵才到达彭城（今徐州)。主力部队首尾相距一千组；东线与西线，相距万里，尾大不掉，指挥不灵。名义上号称百万大军，实际上真正投入战斗的，只有到达前线的一小部分兵力。第三，错误地重用慕容垂、姚苌等心怀反志的降将，也是军事上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第 四，过低估计了晋军的作战能力，轻率地下令后退让出战场，把主动权拱手送给晋军，把自己抛入被动之中。军事上这些错误 ·222· ==========第230页========== 的处置，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同其在政治上的错误一内部不团结、社会不稳定是紧密相联的、宋代法家人物王安石在论及行坚时曾说过：“苻坚志大而不见机，好功而不忍，内有慕容垂之徒不诛，而外欲伐晋，此其所以亡也。”①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政治集团，子受其阶级性的局限，他们至多只能做到暂时的、有限的团结。真正坚强而广泛的革命团结，这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做得到。“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小撮敌人。”目标一致，才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才能坚强无敌。无产阶级有着远大宏伟的政治目标，即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让我们在这个宏伟门标鼓舞下，进一步加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以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二期，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补允修改)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223· ==========第231页========== 评淮西之捷 一一读《旧唐书·李槊传》 罗思鼎 公元八一七年，唐朝名将李愬率兵奇袭蔡州城，活捉了淮西藩镇荆据势力的头子吴元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淮西之役。战斗结束不久，法家诗人刘禹锡以气势雄祚的诗篇，热情地歌颂了这一胜利： 蔡州城中众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汉家飞将下天来，马箠一挥门洞开。·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惊春雷。① 李题，字元直，洮州临潭人，是一个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军事将领。唐刨自中叶以来，统…与分裂、革新与保守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天下尽分裂方镇”②，各个藩镇的割据是当时政治局面不安定的根源。淮西（今河南东南一带）遁近京都长安，军阀关少阴、吴元济父子在当地经营多年，其势嚣张，“狂悍而不 ①《平察州》，《刘梦得文集》卷五 ②赵翼：《廿二剂记》卷二○《唐节度使之祸》 224・ ==========第232页========== 可遏”①，构成了对中央政府的严重威胁。“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②李愬一举荡平淮西，为反对藩镇割据和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淮西之捷，从表面上看是一旦一夕之功。其实，这一胜利来之不易。唐朝讨伐淮西割据势力的战斗，早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八一四年)十月就已打响。当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领军务，意图反叛。中央政权诏诸道兵进讨，但战事连年无功。统帅象走马灯一样的调换，一个接个都吃了败仗。直到元和十…年十二月，李愬担任了征讨淮西的前线指挥，才逐步扭转了不利形势。 为什么淮西战役前期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那些统帅们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不对头。拿讨淮军的第一任统帅严绶来说，此人是永贞革新的反对派，分裂割据势力在中央的代表。他拥有从八州征调来的大军，用来对付淮西三州之地，结果竟是“闭壁经年，无尺寸功”③。严绶下台后，继任者韩弘是个“以兵力自负”④、怀有“异志”⑤的军阀，根本“不愿淮西速平”，而是企图“倚贼片重”⑥，把讨伐淮西作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手段。同时，讨伐淮西的大将高霞寓利和袁滋，也都是一些怯懦无能之 ① 《归油》卷一四五《吴少诚附是元济传》 ②《平蔡州》，《刘梦得文集》卷五 ③④⑥)《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⑤《旧唐书》卷-一五六《韩弘传 225・ ==========第233页========== 辈。他们身为将帅，却一见形势不妙，就拔腿溜跑。由于将帅不得其人，官军内部“兵将卻失”①，很不团结，斗志松懈，军心动摇。在这种分裂主义路线和失收主义情绪的影响下，战事的失利是必然的结果。 当李愬来到淮西战场的时候，面临着的就是这种“兵士上摧败之余，气势伤沮”②的局面。要赢得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改变军纪松弛的状况；但由于前任将帅们所造成的恶果，官兵关系十分紧张，操之过急反而可能发生意外。因此，李愬并没有忙着去“肃军阵”、“齐部伍”，而是致力于肃清前任将帅所遗留下来的错误影响。他经常巡视兵营，深入部伍，在军队内部实行“推诚待士”的措施，反对以势压人。这样做的结果，团结了队伍，安定了军心，淮西前线诸军“军气复振，人有欲战之志”③。同时，李想征集当地民众组成新军，并从河中、槨坊地区招募了骑兵二千人。这支新军军纪严明，作战勇敢，在淮西前线诺军中起着骨干的作用。他通过这系列措施，终于改变了淮西诸军的“卑弱之势”，使战局从失败向胜利转化。 当时，以吴元济为头子的淮西割据势力，山于推行了一条分裂倒退的路线，表面矿看起来气势汹汹，不可世，实际上内部虚弱，不堪击。他们到处屠城焚县，横征暴敛，“随日赋敛于人”④，【分不得人心。淮西地区群众奋起反抗吴元济集团的侵镓活动，“自备衣粮，保护乡里”⑤，充分反映了当时人民厌恶分 ①⑤《资治通鉴》卷二三儿 ②《旧博书》卷-三三《李愬传》，下引同书，不再注明出处 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 ④《新唐书》卷二一四《吴少阳传》 ・226・ ==========第234页========== 裂和混乱局而的愿望。至于吴元济集团的内部，更是矛盾重重，充满眷争吵和内江，当时人就曾经用“势实窘蹙”①四个字来形容吴氏反动集团分崩离析的因境。 但是，要加速敌人营垒的瓦解和崩溃，还必须依靠政策的正确、灵活和坚决。李愬十分注意从敌人的薄羽环节打开缺口。吴氏割据集团中的一般成员，特别是那些胁从分子，和反动头子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矛盾，成了李愬最先争取的对象。元和十二年 二月，唐军和吴军发生了一场遭遇战，抓到了一个名叫丁士良的俘虏。此人原是唐军将领，在吴氏军阀攻占安州时被俘，是吴军中的一般将领。李愬亲自“召入与语”，对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并任命他为“捉生将”。 李恕不仅重视对吴氏分裂集团中一般将领的争取，而且对这个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吴秀琳是准西藩镇中据守文成栅的重要将领，号称吴元济的“左臂”②，在唐军智取文成栅的战斗中被迫投降。李愆为了促使吴氏割据集团的分化瓦解，对于这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骨于分子，进行了细致的争取工作，“亲税其缚”，还找他谈话，使吴秀琳“感恩”不已，“期丁效报”。唐军在另一次战斗中，巧擒了淮西蒂镇另一个重要将领、镇守兴桥栅的“骑将”李祐。李愬对他同样“解缚而客礼之”，并常常找他促膝长谈，甚至“与之同宿”③，了解了淮西藩镇的大量内部情况。 至于对吴元济集团中的顽固分子，李想在加强军队进攻的基础上，尽力迫使他们从反动立场上转变过来。董重质的投降 ①《旧唐书》卷七○)《度》 ②③《资治通鉴》卷叫○ 227 ==========第235页========== 唐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此人是吴元济的谋主，属于吴氏割据巢团中的死党之列。但是，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当这个顽個分·子面临全军覆灭的时候，李想利用蔡州城旦夕可下的形势，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他派人走访和安抚董的家属，又派人带亲笔信去见董重质，反复晓以利害。大军压境加上争取工作，董重质别无他路可走，只得“白衣泥首”，请罪投降。争取了一个，带动了一批。李愬由于根据不同情况，贯彻执行了区别对待的方针，促使吴氏割据集团迅速分化瓦解，“其下数叛，兵势日蹙”，“贼中降者相继于道”①。这样，反动头子吴元济被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了。 李愬所以能够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原来站在分裂路线上的人并使他们转变过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注意不纠缠历史的旧帐，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的矛盾，鼓蟛俘虏们反戈一击，立功赎罪。降将李祐是吴氏集团的骨干分子，犯有“侮易官军”、“多杀官军”②的严重罪行。他被捕后，官兵们“皆请杀之”，群情激愤，呼声很高。但李愬从平定淮西的金局出发，在军队内部进行说服和劝止，引导部下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当时不断有人给李愬写信，说李祐是政人派来的奸细，还说此事己从敌人的谍报人员的口里得到证实李愬面对种种争闹不休的意见，一方面，严肃地对李祐说明他之所以为众人责难、不为所容的道理，使他对自己的雅行有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他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将李祐带上刑具，解送京师，同时向朝廷送上了奏表，陈述争取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必杀祐，则无以成功！”当然，李想团结丁士良、吴秀琳和李祐等人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四○ 228・ ==========第236页========== 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要求他们与以吴元济为头子的淮西藩镇势力划清界限，为国家的统一事业作出贡献。而丁、吴、李等人被李愬争取过来以后，也确实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同吴元济为首的分裂路线的决裂。例如：智取文成栅，就是根据丁士良的献策而成功的；攻占兴桥栅，则是由于吴秀琳提供内情的结果。至于李祐，由于他是吴元济割据集团的骨干分子，对淮西藩镇的兵力部署了如指掌，在归顺后向李愬指出淮西精兵集中在洄曲，提出了乘虚直捣蔡州的建议。他在雪夜奇袭蔡州城的战斗中，一马当先，第一个登上城楼，打开城门，迎接大军，立下了大功。“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①奇袭蔡州成功了，吴元济活捉了。对于这类反动头子的处理，当然只有“槛送京师”，依法严办，别无其他出路。 二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李愬能在淮西战场上导演了一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归根到底，是受法家政治路线支配并为法家政治路线服务的。 淮西之捷，这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法家路线的胜利。唐代以唐玄宗的尊孔崇儒为标志，开始了由盛转衰的过渡，在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当时，地主阶级内部围绕着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论战。革新派坚持法家路线，维护国家统一；保守派坚持儒家路线，鼓吹割据分裂。公元八○ 五年，即唐顺宗永贞元年，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法家代表人 ①《平蔡州》，《刘梦得文集》卷五 229・ ==========第237页========== 物发动了一场在历史上被称为永贞革新的政治改革运动，主张“内抑宦官，外制方镇”①，以加强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后来，永贞革新在宦官集团和藩镇集团的联合反对下遭到了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流放到边远州县，但斗争却依然在继续进行着。唐宪宗元和年间，在：要不要平定淮西藩镇的问题上，重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宰相李逢吉和王涯（此人曾参与对永贞革新的镇压)站在儒家路线的保守立场上，竭力“不欲讨蔡”②，多次“请罢诸道兵”③。相反，裴度作为永贞革新的同情者，“以平贼为己任”④，成为主战派的政治首领。裴度深刻分析了淮西割据势力的危害性，强调“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指出“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⑤，会动摇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根基。当时，柳宗元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政治论成。他早在永州时就曾经撰写了《封建论》这篇著名政治论文，从理论上对秦始皇以来关于封建与郡县、统一与分裂问题的争论作了总结，迎头痛击了这股鼓吹复古倒退、分裂割据的反动思潮。这场论战的结果，唐宪宗罢免了一批阻挠平定淮西的官僚，任命主战派首领裴度为宰相，坚持统一的法家路线在朝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愬才被得到重用并取得了淮西战役的胜利。李愬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能正确地理解法家政治路线领导的重要性。就拿他与裴度的相处来说，裴度的本官不过是四品门下待郎，由于极力主战，才被提拔成宰相兼淮西诸军的最高统 ①花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 ②《资治通鉴》卷二叫○ ③《新唐书》卷一七四《李逢吉传》 ④《‖唐书》卷一七○《裴度传》 ⑤《资治通鉴卷一三九 ・280・ ==========第238页========== 帅。李愬出身于将门世家，其父李晟曾被封为西平郡王，官至太尉、中书令，李想本人是三品的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曾在：东官任职，与唐皇室的关系很深。无论从门阀、资历和官衔来看，李想都比裴度要高得多。但李愬处处顾全大局，对裴度十分尊重。他在攻下蔡州城后，并没有因此把尾巴翘到了天上，而是背着箭袋，恭恭敬敬地站在路旁迎接裴度的到临。裴度不愿接受如此隆重的接待，但李愬诚恳地对裴度说明这不是为了对他个人的礼遇，面是为了进·步树立中央政权威信的需要，使裴度十分感动。 淮西之捷是法家路线在军事上对儒家路线的胜利，儒家之徒对它恨之切骨。淮西战场上的烽烟还未散尽，朝廷上环绕着对淮西战役的不同评价锨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场论战的序幕是由韩愈的《平淮西碑》揭开的。韩愈在淮西之役中曾随军当行军司马，是淮西战场的耳闻目陼者。他在《平淮西碑》的碑文，对李愬的功绩闭口不谈，只在：序文中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却把功劳归之于分裂主义者韩弘，把这个败将美化成是淮哲战场上的英雄统帅。韩弘看了碑文喜出望外，赶忙写信向韩愈道谢，还特地送了五百匹绢的厚礼。韩愈这个道学家尽管贪财如命，但也知道这笔财礼烫手，故作正经地向唐宪宗上奏表，直到朝廷下旨表示同意后才将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韩愈这种篡改历史的恶劣行径，引起淮西将士们的愤慨，发生了李愬部将石孝忠冒死推倒韩碑的事件，乱哄哄地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唐宪宗经过调查后，终于下令砸碑，磨灭字迹，由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平淮西碑》。 柳宗元、刘禹锡等法家代表人物与韩愈的儒家立场截然不 ·231· ==========第239页========== 同。他们对李愬的淮西之捷采取了热情歌颂的态度，而对韩愈撰写的碑文公开表示不满。柳宗元不仅写了《平淮夷雅》的长诗来歌颂裴度与李愬，并且亲自写贺信给李愬，信中表明了自已为法家路线而奋斗终生的决心，说：“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辅万分之 一，虽死不憾。”①从这里可以看出，柳宗元把李愬引为知已，看作是志同道合的法家人物。法家代表人物刘禹锡也写了《平蔡州》诗三首及《贺收蔡州》文，生动地描绘了蔡州收复后“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②的历史画面。时势造英雄，斗争出人才。唐代中期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造就了一大批法家代表人物。王叔文、裴度、柳宗元、刘禹锡、李愬等人，分别在政治、思想、文学、军事等各个领域内，为捍卫和执行法家路线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往往在一个时期内成批地出现，面不是孤零零地单独存在：着的。他们代表着进步阶级或进步政治集团的利益，组成为一个法家陈营，主张统 一、革新，反对分裂、倒退，为反儒尊法而共同战斗。当然，他们作为历史上剥削阶级的代表，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深刻烙印，这是我们不可苛求于前人的。 关于《平淮西碑》的这场争论，一直继续了很长时期。宋代的法家杰出代表王安石批评韩愈的《平淮四西碑》是“笔墨虽巧终类俳”③，明代的李贽也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赞扬李愬有“大见识 ① 《柳河东集》卷三六《上襄李仆射献唐雅诗启》 ② 《Ψ蔡州》，《刘梦得文集》卷立 ③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董伯懿示斐置公平准：题名碑诗用其韵 和酬》 282・ ==========第240页========== 力骨”①。相反地，宋代有首相传为苏轼这个儒家之徒所写的诗，竭力为韩愈翻案说：“潍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指韩愈）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②朱熹就对这首诗十分推崇，倾倒备至。还有个名叫陈珦的儒家之徒，竟把碑上的段文磨去，重新刻上韩文。儒法两家，壁垒如此分明。这场争论的延续将近一千年，充分证明了思想战线上斗争的长期、曲折和反复。今天在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个特点。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①本贽：《藏书》卷五一《武臣传·大将·李愬》 ②见朱熹：《韩文考异》 ·288· ==========第241页========== 读《封建论》 康 立 《封建论》是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的名作。文章气势磅礴，逻辑严密，无论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都是我国古代一篇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值得一读。 《封建论》所说的“封建”，是指殷周“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诸侯各片为政，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春秋以后，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逐步过渡，产生了由各国君主直接派官治理的“那县制”，并逐渐得到推广。秦灭六国，终于将“封建制”废除，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那县制”。“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过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出现了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秦汉以来，是实行“郡县制”还是恢复分封制，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到了唐朝中叶，藩镇割据势力恶性膨胀，主张恢复殷周“封建制”的复古论调也甚嚣尘上。《封建论》就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 柳宗元的这篇政治论文，具体分析了周、秦、汉、唐实行“封建制”或郡县制”的历史，抨击了恢复“封建制”的复古思潮，阐明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优越性，肯定了秦始皇和法家的进步性，强调了历史不能倒退，旧制度不能复辟等观点， 284・ ==========第242页========== 表达了作者要求前进，反对倒遐，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进步的政治思想。 《封建论》首先论证了般周“封建制”产生的原因，指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不是以少数帝王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客观形势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制”被“郡县制”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 古代奴隶社会的“封建制”究竟是怎样出现的？按照儒家的传统说法，是“殷周圣王”根据“天命”创立的，因而是不可更改的。周朝的奴隶主贵族宣称：“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这就是说，伟大而显赫的文王，受上天的福佑，负有取得政权的使命。法家的杰出人物节子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指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法家的进步思想，在《封建论》以及《天对》、《贞符》等作品中，驳斥了这种传统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和王权神授说。他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原始时代，人们生活在草木丛生、野兽成群的环境中，既“不能搏噬”，又“无毛羽”，只能依靠自然界维持生存。为觅取生活资料附发生争斗，因解决争乱而在人群中出现了“有兵有德”的首领。随着争斗的逐步扩大，自下而上地形成了“诸侯之列”，产生了从诸侯到天子的一系列等级。那些有威信的“天子”、“诸侯”，“死必求其嗣而奉之”，这样就逐渐演变成世袭的“封建制”。《封建论》强调指出，“封建制”决不是“圣人”的意志决定的，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这是对儒家的唯心主义反动说教的有力批判。 当然，柳宗元对于奴隶社会分封制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在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一定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建 285・ ==========第243页========== 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说过：“历史上依次更替的 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杜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殷周“封建制”，是我国奴隶社会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随着原始部落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占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殷灭夏桀有三千诸侯支持，周灭殷时有诸候八百会盟，只能“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殷周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金字塔”，是以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爵位制和大大小小的封邑、采邑作为基础的。但是，当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起来后，经济基础变化了，建筑在奴隶占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包括分封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让位于“郡县制”了。柳宗元看到了这个历史的趋势，“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一种政治制度的出现和被取代，都是由客观的“势”决定的，并不是少数圣贤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的。柳宗元指出了“封建制”被“郡县制”所取代的客观必然性，这在当时是一种杰出的见解。 《封建论》热烈赞杨秦始皇“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正确政策，高度评价了法家和秦始皇在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历史功绩。 废“封建”、置郡县，是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的一项重要政策。“郡县制”是封建中央集权的地方政权形式，它的出现是同封建生产关系相适的。“郡县之法，已在秦先。”早在春秋时，一些大国已在部分地区设置了“县”。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县代邑，把秦国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封邑，改造 成为封建地主的地方权力机构。素始皇继承了商鞅的事业，把 ·288· ==========第244页========== 六国的费族封邑改为郡县，废除世袭的爵位制度而由中央直接派那令县守治理，第一次出现了“海内为那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 《封建论》指出，由于推行“郡县制”的结果，使秦始皇能够“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那县制”在全国的推广，以及“书同文”、“车同轨”等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结束了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是，正如列宁和斯大林所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一种杜会制度被另一种杜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的过程，同样伴随着长期的反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没落奴隶主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地主阶级只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对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实行有效的专政。而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要瓦解和颠覆地主阶级政权，首先就要取消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秦朝，法家李斯和秦始皇，同儒生淳于越和丞相王绾，在要不要实行“郡县制”的问题上进行了 一场激烈的大辩论。这是一场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革命。秦始皇果断地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巩固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斗争并没有因此结束。在秦朝灭亡后，奴隶主贵族复辟派和封建割据势力，竭力散布殷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的谬论。汉朝初年，魏晋时代，以及唐初和唐朝中叶，主张恢复“封建制”的复古思潮，总是不断地沉滓泛起。 ·287· ==========第245页========== 《封建论》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种复古论调。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指出实行“封建制”的周朝，“列侯骄盈，黩货事戎”，从分封诸侯“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到春秋战国“判为十二，合为七国”，早已“无君君之心”。周天子的天下实际上是“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所谓周代因“封建而延”，完全是虚假的。至于秦朝“二世而亡”，不是因为推行“郡县制”的过失，而是政策上犯了错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柳宗元具体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是由于“极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结果，引起了人民的愤怒，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所以，“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决不能因为秦“二世而亡”而否定新的社会制度。 《封建论》用汉初复辟“封建制”造成严重恶果的雄辩事实，证明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奴隶社会的旧制度不能复辟。“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秦始皇死了，但秦朝的“郡县制”经历了百代仍在实行着。 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没落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割据势力总想把历史拉向后退，返回到文王和周公的时代去。孔子提出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反动口号，成为历代复古主义者的座右铭。但每一次实行倒退的“封建制”，带来的都是长期的分裂和内战。在推翻秦朝的农民革命的潮流中，对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心怀不满的没落奴隶主贵族也起来“造反”，一时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甚至连孔子的后代也抱着“礼器”混进了农民革命队伍。那些 六国旧贵族乘机“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实行复辟。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推行“封建制”，结果闹得霸王别姬，自刎乌江。楚汉相争最激烈时，郦食其曾建议刘邦复立六国诸侯王，遭到张良的坚决反对。张良对刘邦说：“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正在吃饭 ・288・ ==========第246页========== 的刘邦，急得饭也吐出来了，大骂郁食其：“竖儒，儿败而公事！”但是，汉统一全国后，刘邦又大封同姓王，结果在惠帝、文帝、景帝三代，诸侯王不断地起来作乱。到前一五四年，又导致吴王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柳宗元指出：“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因而出现了历史的倒退。汉初的诸侯王叛乱，实质上是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被分封的王国自己征收赋税，俦造货币，任免官吏，这是对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严重威胁，是历史的反动。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过：“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汉初“郡国居半”，实行“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各占半数，但是“有叛国而无叛郡”。柳宗元认为，这种鲜明的对比，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优越性。以后，汉景帝平定了七国叛乱，改革了王国制度。汉武帝又采用主父偃建议，实行推恩法，削弱和分散各王国势力，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十三州刺史。“盖自是封建之名存而封建之实尽废矣。”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长期的复擗反复辟斗争，奴隶主贵族的复擗活动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郡县制”终得到较彻底的推行。 实行“郡县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旧制度的复辟是不得人心的。明代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郡县制”和“封建制”的斗争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经建立起来，尽管道路是曲折的，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倒退，局部的复辟，但终究会取得胜利的，在更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它以前，谁也没有力量把它消灭掉。 《封建论》肯定了唐朝前期“制州邑、立守宰”的政策，提出了 ·289· ==========第247页========== “州县之设，固不可革”的正确政治主张，表达了作者渴望祖国统 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唐朝初年，基本上实行“郡县制”，出现了强大的封建大统帝国。但到中叶以后，地方封建军阀割据势力发展，“那县制”逐渐遭到破坏。从公元七五五年安禄山第一次割据到九六○年五代十国结束，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中，除有过短暂的统-“外，长期处于分裂混战状态。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起的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基本上是统一的，处于分裂状态的主要是三国、魏晋南北朝和唐末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时期。分裂时期的历史表明，每当“郡县制”遭到破坏，国家的分裂和内战也就开始了。毛主席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出现的“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有着深刻的阶级的和社会的原因。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封建割据的社会经济基础。东汉未年，特别是魏晋时期，代表封建割据的豪族门阀地主的势力恶性膨胀。陆机、刘颂等人适应这一阶级的政治需要，大肆攻击“郡县制”，叫嚷秦亡于“罢侯置守”，鼓吹恢复殷周“封建制”。西晋王朝是篆族门阀地主的王朝，司马炎登上皇位后，封皇族二十七人为王，异姓公、侯立国多达 五百余国，结果爆发了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接着是南北朝、五胡十六国长达三百年的内战和分裂。《封建论》指出，魏承汉，晋承魏，都搞了分封，但二姓陵替，不闻延祚”，都成了短命的王朝。唐朝初年，渊诵、颜师古等人又重弹“封建制”老调，说什么“一定此制，万代无虞”。魏征、李百药驳斥了这种谬论，指 ·240· ==========第248页========== 出推行“封建制”必然导致“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主张实行“郡县制”。李世民想搞世袭刺史制，连被封的长孙无忌等人也拒绝赴任，只好告吹。 唐代在安史之乱后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是大土地私有制和庄园经济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唐末和五代的节度使都是大土地私有者，他们为了独占农民的劳动果实，不许封建中央政府染指，“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不但有独立的经济财政，还有坚强的武装作为割据工具。在藩镇割据地区，“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成为独立的封建小王国。从藩镇林立到分裂混战，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连年不断的战争更使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对地主阶级统治也是很大的威胁。柳宗元的《封建论》迎头痛击了以韩愈等为代表的鼓吹复古倒退、分裂割据的反动思潮，集中反映了他要求削平藩镇割据、维护和加强国家统一的思想。 柳宗元在《封建论》里，驳斥了当时攻击“郡县制”只“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的反动谬论，指出造成潘镇割据的原因是地方军树拥有重兵，“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因此，他认为必须“善制兵，谨择守”，打击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他批判了当时藩镇的父子世袭，指出实行世袭制，在上者不一定是“贤”，居下者不一定“不肖”，而且“世食禄色”，各自为政，即使圣人在世，“亦无以立于天下”。为了驳斥那些“言必称三代”的复古迷，他尖锐地指出，殷周奴隶主贵族头子成汤和周武王推行“封建制”的目的，是为了“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子孙也”。柳宗元对殷周成汤、武工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当时藩镇割据势力的批判、他的“使贤者居上”的主张，反映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 241・ ==========第249页========== 政治要求。 《封建论》是秦汉以来关于“那县制”与“封建制”的争论在理论上的总结，是对主张“封建制”的复古思潮的一次总清算。《封建论》中表现出来的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批判和反潮流的精神，在当时思想界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朝人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明清二代也不断有人赞扬《封建论》“识透古今，眼空百世”、“千古绝作，无人与之抗手”。相反，反动的复古主义者则攻击《封建论》离经叛道，“是非多缪于圣人”，“不根于本”。复古派的攻击，无损于《封建论》的光彩，反而更衬托出它的反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反潮流精神。 但是，柳宗元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只能站在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场上去评价“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某些客观实际，然而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生人之意”决定的，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唯心史观。尽管这样，《封建论》强调历史不能倒退，旧制度不能复辟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封建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愧是中国时建时代的一篇卓有见识、独树一帜的政论。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 242・ ==========第250页========== 唐代关于“天”的一场大论战 读刘禹锡的《天论》 梁凌益 茫茫的苍天究竟是什么？自远古以来，人们就有着各种各样的回答。在中国，关于“天”的看法，历来是儒家和法家、唯心论和唯物论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苟况的《天论》、屈原的《天问》，代表了先秦法家对天所作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往后，汉代的王充写了《谈天》、《说日》等篇章，尖锐地批判了儒家的天命论。到了唐朝中期，出现了又一场澈烈的大论战。 唐代这场关于“天”的辩论，是由地主阶级保守派韩愈挑起的。韩愈在文学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在政治上是主张守旧，反对革新的。当时，以王叔文为首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惨遭镇压，参加变革运动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也被贬到边远地区。就在天空上乌云翻滚的时候，韩愈带着教训人的口吻责难柳宗元：“你知道关于天的说法吗？我来讲一点给你听听。”①面对这种挑战，柳宗元无所设惧，他不但写了《天对》，还“作《天说》，以折韩退之 ①见柳宗元：《天说》。以下凡引自柳元《天说》、刘禹锡《天论》的， 一律不再注明出处。 248・ ==========第251页========== (即韩愈)之言”，迎头痛击了韩愈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紧接着，柳宗元的好友、著名的法家、杰出的诗人刘禹锡也挥戈上阵，一口气写了《天论》上、中、下三篇，继《天说》而“极其辩”，进一步批判了韩愈。不久，柳宗元又欣喜地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盛赞《天论》与《天说》“无异道”。这两位生死患难的战友，互相勉励，共同战斗，把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天是有意志的主宰，还是物质的自然？ 论战是从对天的本质的争论开始的。韩愈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能够了解人们的呼声和怨恨，能够对人进行“赏功罚祸”。其实，他自鸣得意的“天说”并不新鲜，不过是儒家天命论的破烂货。孔丘、孟轲早就宣扬什么“天命”，把“天”当作主宰一切的上帝。董仲舒更是露骨地胡诌：“天者，百神之大君”①。其实，这不过是把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神化为“天”罢了。因此，历来的儒家之徒在对天的认识上，除了迷信和偏见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科学分析。 要驳倒儒家的天命论，从天上赶走上帝和“大君”，就必须正确地解释天的本源。柳宗元和刘禹锡在跟韩愈的论战中，首先对天的本质作了分析。柳宗元认为，天地“虽大，无异果葳”，它和瓜果一样，都是物质的、无意识的。如果说，屈原在《天问》中对莽莽的宇宙的产生提出过疑问，那么，柳宗元则在《天对》里直截了当地作了回答：“厖味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天地万物的形成都是“元气”自然而然地起作用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上 ①《春秋繁露·郊祭》 ·244· ==========第252页========== 帝有意识的作为。这种见解，显然是古代朴素唯物论的继续和发挥。荀况早就说过，天是物质的自然，“不为而成”①，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着。王充进一步指出天地是由“气”构成的，“天地，含气之自然也。”②但是，直至唐代，许许多多的唯物论者，往往是直观地认识有形状的个别天体（如日月星辰），至于广漠的空间究竟是什么，从未清楚地加以说明过。人们不是常常说“天空”吗？似乎茫茫的天穹是虚无缥缈的绝对空间。但是，如果在这一点上认识模糊，仍会给上帝和“人君”留下继续存在的地盘。 刘禹锡《天论》的重大贡献，就在于第一次在我国哲学史上提出了唯物论的空问观念。柳宗元已指出，天地人间，“浑然而中处者”只是“元气”而已。刘禹锡阐发了柳宗元所“未究”的观点，认为没有无物质的绝对虚空，“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空间是稀薄而细微的物质，它常常通过其他物质而发挥作用。刘禹锡还认为：“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尔，必因物而后见尔。”这个结论，博得了柳宗元的攒叹：“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③远在一千多年前，刘禹锡能这样朴素地唯物地表达空间观念，无疑是对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 刘禹锡所以能够达到这个高度，是由于他在哲学上坚持了唯物论的立场。在他看来，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是第二性的。比如人们能够看到东西，并不是因为有眼睛去看才有光，正相反，“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后光存焉”，即要借助于日光或火焰等光 ① 《荀子·天论》 ② 《论衡·次天》 ③ 《答刘写樹天论书 245・ ==========第253页========== 源才能看清楚。刘禹锡用这个通俗浅近的例子说明，先有客观事物的存在，然后才有人的感觉。感觉是人的感觉器官（如眼晴）对客观事物某种特性（如太阳光焰）的反映。正是从这种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出发，刘禹锡肯定了天地万物都统一于物质，否定了所谓绝对虚空的主观臆说。他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以目而视”和“以智而视”的概念。认为有些物体是可以直观感觉到的，有些则要用理智来观察，不能因眼晴看不到细微的物质，就否定其客观存在。刘禹锡看到了“以目而视”、“以智而视”的区别，但他不能解释基于实践浅入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运动，而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者平列起来，因而为唯心论留下了地盘。 在对天的认识上，同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形而上学的思想比较突出。柳宗元的《天对》用诗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无限的宇宙图画：“无极之极，漭弥非垠”，“无中无旁”，“无隈无隅”。请看，宇宙是多么广大啊！每个具体的天体如日月星辰，是有限的，但宇宙的总体是无限的。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总是“从有限中找到无限”。(《自然辩证法)在这里，刘禹锡却徘徊不前了。他看到了天体的广大，而又说是有形状的。“天，有形之大者也”，“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反映了他对宇宙认识的局限性。 天是变的还是不变的，是可知还是不可知的？ 古代凡是没有受天命论灌输过的人，都会从直观的感觉中了解天是动的，而不是静的。太刚月亮不停地“东升西落”，大地回旋，四时交替，天象是多么变幻不定。这一切，都说明宇宙是 246・ ==========第254页========== 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可是，儒家之徒总是宣扬天是不变的。董仲舒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韩愈站在大地主保守派的立场，竭力维护永恒不变的天道，否定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他把人类的活动看作是天地的仇敌，恶狠狠地叫嚷：为了维护天地永恒不变的状态，就必须“残斯人，使日薄岁削”，也就是要无情地摧残人类，使人口逐日逐年的减少。这实际上是攻击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革新活动违反“天道”，把对他们的迫害说成“有功于天地”，企图维护大地主阶级的永恒统治。针对韩愈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柳宗元和刘禹锡阐明了天动地变的观点。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地动学说。王充认为天地是运动着的，“日月附天而行”，“地固将自动”①。汉代人指出：“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②但是，人们往往错误地以为，太阳是绕着大地运转的。柳宗元敢于打破传统的偏见，在《天对》中论证了地球绕太阳旋转的地动思想。他说：不是太阳在升起降落，而是人们所在之地跟太阳的方位在不断地变化，所以会有那种错觉。事实上，大地是绕着太阳运转的。在运行过程中，对着太阳的地方就是白天，背着太阳的地方就是黑夜。这种地动思想，在天文学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 刘禹锡也认为天是动的，“不能自休于俄倾”，即不可能有一眨那的停顿。但《天论》的重点不在于此，而是要进一步论证天体运动是有规律的。他发挥了苟况“天行有常”的思想，认为事物的 ①《论衡衡·说日》、《论衡·变虚 ②《考灵曜》 247・ ==========第255页========== 发展变化，都有它的“数”和“势”。所谓“数”，是指事物发展的法则或规律；所谓“势”，则是指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万事万物“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而势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受一定的规律的支配，由此也就造成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既然天体周回运转可以度量，昼夜变化可用仪表观测，其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数”和“势”。天体“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他还进一步指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遵循一定的规律而变化、发展的。那末，客观事物的规律是否能够被人们认识和掌握呢？刘禹锡回答说：完全能够。天体、自然界是可知的，而不是不可知的。问题在于有些自然界规律已经被人们所掌握，而有些尚未被人们所掌握罢了。这样就拆穿了韩愈散布的“不能知天”的谎言。韩愈从自己狭隘的阶级偏见出发，污蔑人民大众都是“不能知天”的。但他文象孔孟一样，把“知天”的使命完全归于少数的“圣人”。孔丘自吹“五十而知天命”①，孟轲叫城什么“知天”②。韩愈也以为唯独他才能“知天之说”。从孔孟到韩愈的所谓“知天”，并不是指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而是指对有意志的上：帝的认识，纯属于神秘的信仰主义和极端的唯心主义。正如鲁迅指出：“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华盖集续编·谈出帝)这对于儒家的所谓“知天”是多么深刻的揭露： “知天而不泥于神怪”③。刘禹锡这何话说得不错。在他看来，人们如果认识和掌握了自然规律，就不会迷信上帝和神怪。 ① 《论语·为政》 ② 《孟子·尽心》 ③《簧饶州元使君 ・248・ ==========第256页========== 迷信的产生，正是人们“天”力量不足的表现。这和柳宗元的“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①的观点，是一脉相通的。刘禹锡举了这样浅近的例子，比如，在小河里航行，船夫能够掌握风向水流规律和航行技术，操纵自如，当然不会去求助于老天爷，但如果在波涛汹涌、浩瀚无际的大海中航行，船夫还没有认识这种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还没有征服海洋的强有力工具，往往会乞灵于上天和鬼神。从认识根源上分析天命论的产生，这是刘禹锡《天论》的另一个杰出贡献。 天命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欺骗和蒙蔽人民群众，总是宜扬自己是根据“天意”而行事的，极力提倡形形色色的天命论。对此，柳宗元和刘禹锡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柳宗元指出：“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②他还驳斥了“受命于天”的反动说教，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③刘禹锡更试图从社会根源上剖析天命论的流行是同“法制”松弛、政治腐败密切相关的。“人道驳（混乱），故天命之说也跤焉”。只有改革社会政治腐败的现状，才能挖掉天命论的社会根源。可见，刘禹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都不可能有阶级分析的观点，在涉及社会历史领域时仍陷入唯心论。例如，他们突出宜扬“功者自功，祸者自祸”，认为功罪祸福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这对于批驳儒家的“天人感应”是有意义的，但毕竟是用抽象的人性论掩盖了社会实践的阶级内容。功罪、祸福这类社会问题， ①《种降于莘》 ② 《断刑论下》 ③《贞符多 ·249· ==========第257页========== 离开了具体的阶级分析，是讲不清楚的。因而，他们对儒家的天命论的批判仍然是不彻底的。 天胜人，还是人胜天？ 儒家之徒既然把天看成是主宰一切的，他们的结论只能是：天胜人。在对“天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上，继承了孔孟衣钵的韩愈，极力鼓吹“畏天命”①，认为人的命运“悬乎天”②，人对天是无能为力的，只好任凭摆布，服服帖帖地顺从散畏。他从维护大地主反动统治的需要出发，反对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和发展生产。照他看来，人们只好袭故守常，什么事也不干，听天由命，充当大自然的奴隶，忍受大地主的腐朽统治。 与此相反，柳宗元和刘禹锡在不同程度上阐发了人能胜天的思想。柳宗元提出了“人力”决定国家兴亡的观点，认为兴衰祸福，“宁关天命，在我人力。”③刘禹锡进一步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光辉命题，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和功能，两者之间有“相胜”、“相用”的辩证关系。这是对荀况唯物论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对于儒家的“天人合一”说是有力的批判。他继承了荀况“明于犬人之分”④的思想，指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在自然界， ①《争臣论》 ② 《送孟东野序 ③《愈賽肩疾赋》 ④《荀子·天论》 ・250・ ==========第258页========== 各种生物以强胜弱，为自己的生存而竞争；在人类社会中，是靠法制来约束，作为“是非”的标准。只有人才能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够治万物”，可以“胜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暗中主宰着人的命运的所谓“阴骘说”。 “天与人交相胜”说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它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对于自然界的能动作用。儒家主张“天意”决定人事，把人完全置丁消极被动的地位。法家则不同。苟况的“制天命而用之”①的响亮口号，激励着后代先进思想家们奋勇向前。王充提出“人道有为”、“天道无为”思想②，把人放在主动地位，把天置于被动地位，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是，以往的哲学家，却很少详细地解释人类所以能够战胜、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道理。在这-一点上，刘禹锡是有所前进的。他发挥了荀况关于人“最为天下贵”③的思想，强调指出：有生命的物质中“植类日生，动类日虫”，人则是倮虫之长”，“动物之尤者”。因而，人就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这同韩愈认为人民群众只是破坏天地自然，连虫也不如的反动观点，是鲜明的对比。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但又根本区别于动物。动物只能适应自然，人类则能利用和改造自然。刘禹锡从植物、动物和人类等特点的比较分析中，认识到只行人类才能战胜和利用自然，这在当时也是很出色的唯物论思想。 那么，人类依靠什么才能战胜天呢？对这个问题，苟祝的回 ①《荀子·天论》 ②《论衡·说日》、《论衡·自然” ③《荀子·王制》 251・ ==========第259页========== 答是，关键在于“人能群”①，是依靠社会的组织力量。刘禹锡更进一步指出：“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在他看来，有没有一条正确的法治路线，是能否真正战胜天的根本。如果“法大行”，法制比较健全，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人们就能很好地同自然界作斗争。这里，刘禹锡强调了改造自然、发展生产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要有一个进步的政治局面。 刘禹锡认为，“法大弛”，则“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这是他的局限性的表现。在刘禹锡的时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封建社会已从盛世的“顶峰”跌落下来，地主阶级已走向腐朽没落。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虽然努力于“改革积弊”，企图“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朝廷”，但由于“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②，因而在保守派的反击之下，一败涂地，一无所成。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刘禹锡发出了人类将丧失“胜天之具”的感叹。这同荀况公开宣布“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气勃勃的战斗气概对比，就相形见绌了。刘禹锡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地主阶级中主张革新的集团感到了这个阶级因为走向腐朽没落而丧失了或即将丧失“胜天”的能力。 关于“天”的争论说明了什么？ “天”上的争论，从来是地上的斗争的反映。柳宗元、刘禹锡同韩愈关于“天”的论战，实质上是唐代中期永贞革新失败后地 ①《荀子·王制》 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權》卷七十四 ·252· ==========第260页========== 主阶级内部两条政治路线尖锐斗争的继续。 自公元八○五年王叔文革新失败后，大地主保守派不仅在政治上迫害、摧残革新派，而且对革新派进行思想围剿。儒家的天命论，就是反动派手里的重要思想武器，是为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的。韩愈就曾吹捧镇压王叔文集团的刽子手、宦官头子俱文珍“俯达人情，仰喻天意。”①对于王叔文等的一度执政，他污蔑是“小人乘时偷国柄”，并幸灾乐祸，胡诌“天位未许庸夫干”②，天命不允许刘禹锡等“庸夫”来管理国家大事。韩愈狂热地宣扬天命论，目的是为了维护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所谓“天位”，反对任何进步的革新。 与此相反，柳宗元和刘禹锡等法家代表人物坚持革新，坚持中央集权的统一，就一定要批判儒家的天命论。柳宗元认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③。他和刘禹锡一起积极宣传唯物论和发展进化观点，反对“推天引神”，就是为了论证政治革新运动的合理性，企图改变那种“道不明于天下”④的现状。他们同韩愈之间的“持矛举楯”的大论战，是当时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儒法斗争推动了人们对天体和自然界的认识，推动了白然科学的发展。被天命论禁锢了头脑的韩愈，反对并扼杀自然科学和生产的发展。相反，柳宗元和刘禹锡对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同他们继承了法家的朴素唯物主 ①《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 ②《永贞行》 ③《米料民》 ④《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258・ ==========第261页========== 义恩想分不所的，是同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的发展分不开的。但最主要的，是同他们坚持法家的政治观点和从事变革的实践紧密相关的。历时不到半年的革新运动，成了他们个人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被贬官后，柳宗元在永州，刘禹锡在朗州，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他们有可能得到更广泛的社会知识和实际经验。这就不能不在他们的思想上引起新的飞跃。刘禹锡在谈到白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时说：“余既幼惑力命之说兮，身久放而愈疑”①。斗争实践使他们摈弃了天命论，并在批判天命论的斗争，使他们敢于正视天体和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获得了新的认识。如果不投身于政治斗争，不接触社会实际，要写出《天对》、《天说》和《天论》等杰出的唯物论著作，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这两句流传千古的诗句，不仅是对大自然新陈代谢的绝妙写照，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它说明，新生的东西终究要战胜和代替腐朽的东西，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天体宇宙的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同样证明了这…点。 (原载《自然辩证法》-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①《何卜赋 *254· ==========第262页==========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 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罗思鼎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命孔门正统的道学家们的眼中钉。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所奉为至宝，并用以作为他搞阴谋、搞政变的立论根据的那篇托名伪造的《辨奸论》，就是当时道学家对王安石进行造谣、诬蔑和中伤的一篇代表作。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芳略》（以下简称《考略》）。这是一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护的著作。它驳斥了宋朝以来道学家对王安石的政击，为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儒法论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结合批林批孔来研究封建社会的这场儒法论战，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手段，有助于我们揭露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和儒、法两种思想斗争的历史演变过程，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255◆ ==========第263页==========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自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步演变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法家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学的学派，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法家学派从汉代以后虽日趋消沉，但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搞革新的政治家，如桑弘羊、曹操、柳宗元、王安石等人，往往从提倡变革的先秦法家学派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因此，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往往以儒法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宋代，它直接反映为“荆公新学”和反动理学的对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谓“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后，为了替推行新法制造理论根据，吸收法家思想而创立的一个新学派。有进步必有反动。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这一·政治派别的思想代表程颢、程顾在反对新学的斗争中，发展了反动的孔学，形成了极端唯心主义的理学即道学。这场新学与理学的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北宋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都是极端的尊儒反法派。他们把同王安石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捍卫孔孟道统的斗争。《考略》指出，顽固派异口同声地攻击王安石“挟管（仲）商（鞅）之 ·258 ==========第264页========== 术”①，是少正卯那样的革新派。道学家程颢兄弟首先跳出来攻击新学，惊呼“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按：王安石字介甫），“坏了后生学者”②，表示要同它拚命。司马光的喽罗吕海攻击王安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③。范纯仁大骂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④。南宋以后，道学家朱熹等人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嚷王安石“学本出于刑名度数”⑤（意指王安石的学问都是以法家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如果落在孔子手里，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诛”⑥。这些孔门之徒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是要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本阶级内部的革新派的。林彪这个孔老二门徒，一面假惺惺地讲什么“和为贵”，咒骂法家是“罚家”，同时大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政变，也正是继承了孔丘这个“巧伪人”的一套手段。 地主阶级顽固派以保卫孔子自居，斥责王安石的新学崇尚法家思想，是违背儒家正统的异端邪说，从反面说出了事物的真相。王安石在当州确实是一位有尊法反儒倾向的人物。变法期间，他把“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⑦，代之以自己撰述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用来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顽固派骂他是商鞅，他针锋相对地回答：“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⑧他嘲笑汉儒的烦琐哲学是坑害人的“无补之 ①蔡上.翔：《：荆公年谱考略》卷七第一一六页 ②程巅、程颐：《二程全书·遗书二上》（四部备要本第二○负） ③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四第二○四页 ④《米史事本末·王安不变法》 ⑤见《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第三九四页 ⑥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五九页 《宋史·王安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六·页） ⑧王安石：诗《商鞅》，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二三二第三五五页 ・257・ ==========第265页========== 学”①，骂他们是区区修补，百孔千疮。至于对那些“据经泥古”的儒生，则抱着极其蔑视的态度指出：“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③(“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忙，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去顾虑”)这三句话，和孔丘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④(“对天命要畏敬，对王公大人要良敬，对圣人的言论要畏橄”)直接相对立。这一下，在当时死水一潭的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死守儒家反动传统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司马光竭力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⑤。文彦博也跟着喊叫：“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王安石则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是如此。”⑦他在《兼并》诗中愤慨指出：“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⑧，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顽固守旧的俗儒是大地主兼并势力的走狗，是变法的凶恶敌人。 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这场儒法斗争，归根到底，反 ① 见《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第一○二页 ② 《来史·王安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五九页） ③ 《宋史·王安行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六一预）回《论证·季氏》 ⑤ 《宋史·司马光传》（四部备要本第二八一九页） ⑧李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第页 ①见《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第四三四顶 ⑧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四第七四页 ・258 ==========第266页========== 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宋代在变法开始前，一小撮大地主霸占了全国十分之七以上的土地，广大农民日益赤贫化，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大批破产，造成了“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①的严重局面。这种状况既促进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义进一步缩小了赋税的来源，引起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一上台，就提出了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力图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他一再说：“理财为方今先急”②；“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③。办法呢？“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④。他特别推崇汉朝著名法家桑弘羊坚持推行的“建本抑末”、“绝并兼之路”⑤的法家经济政策，认为“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⑥。这就是要用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来重新调整权力和财产。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⑦。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地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破坏。他们口口声声攻击王安变法“用煅陵费，以邪妨正”⑧，“夺富民之利”⑨，使 ①F安：《风俗》，见《临川川光生文集》卷六九第七三八页 ②《线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O第一五页 ③正安行：《答曾公立书》，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第七七三页 ④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八第一二九页 ⑤《盐铁论·复古》 ⑥《宋史纪事本末·安石变法》 ⑦《宋史·职官志》（四部备要本第一一九-页）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第九页 ⑨苏撤：《诗病五事》，见《栾城集》三集卷八（四部备要本第六三六衍） 259・ ==========第267页========== “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①。当时司马光身居洛阳，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亲自指挥顽固派的捣乱活动，发誓要推翻新法。苏轼、苏辙兄弟之流，侧是典型的投机派。他们有一套适应形势的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原来是格信儒家信条的孔孟之徒，但在变法舆论高涨期间，也大唱起“常患法之不变”②的调头。等到逆流一来，他们就马上把脸一变，落井下石，攻击王安石“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③(“使老百姓只知道财利而不懂得仁义，只看到刑罚而看不到道德”)。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隘的。他们提出抑制兼并，目的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它并不可能改善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变法派内部，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真正态度坚决的只是极少数。其中有的人根本就是投机分子。有个叫邓绾的，就是为了过官瘾而附和变法的，当别人斥责他时，他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④米朝的社会危机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的。王安石由于其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幻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修补补，走改良的道路，这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他的法家思想也是不彻底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至于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则比他的理论更要软弱，时停时续，时松时紧，从 ①司马光：《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剂子》，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第九页 ②陈亮：《铨选资格》，见《龙川文巢》卷一一第一一六负 ③苏轼：《上神宗鼻帝万言书》，·见《经进东坡文巢事略》卷二四第 二页 ④《宋史·邓绾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七五页） ・280 ==========第268页========== 来也没有被认真实行过。后来，顽固派司马光上合执政，推翻了一切变法措施，竭力鼓吹儒家的反动理论，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 反动的道学家们企图把北宋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说什么“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①。事实上，北宋王朝的灭亡，正如蔡上翔《考略》中所指出的，完全是“苟且因循不振之故”②(“苟且偷生、因循守旧而不知奋发图强的原因”)。换句话说，北宋的覆亡恰恰是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守旧的路线造成的，是理学家们造成的。鲁迅说得对：“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 一直到米朝的水亡。”(《老调子已经唱完) 林彪跟着宋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屁股后面，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用以咒骂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咒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中国人民，正暴露出林彪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果然，林彪投奔修，自我爆炸，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叛徒、卖国贼。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粉碎内外敌人阴谋的斗争中，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欣欣向荣，继续胜利前进。 ①见《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八页 ②察上捌：《读上仁宗皇帝岳年书》，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第 一一二页 ·281· ==========第269页========== 二 要正确认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根源和蔡上翔在《考略》中为王安石辩诬的意义，还必须进一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法论争的全过程。 素代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他们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因此，整个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趋势，是儒家学派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而法家学派却越来越受排斥和咒骂。秦始皇是公开提倡法家思想的，“焚书坑儒”就是对先秦儒法斗争的一次革命性总结。在汉代，汉武帝虽然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孔学封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实标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①。 孔丘在思想界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逐步向反面转化为反动派的过程一·致的。汉武帝以后，孔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历代都有人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桑弘羊就痛骂孔丘是一个反动政客，直率地斥责孔丘和他的学生“不耕面学，乱乃愈滋”②。东汉的框谭“非圣无法”③，对待孔丘也有点不太尊做。王充则专门写了《问孔篇》，揭露孔丘的说教“上下多相违，其文 ① 《汉书·元帝纪》 ②《盐铁论·相刺》 ③《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282· ==========第270页========== 前后多相伐”，直言不讳地说：“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①西晋的稀康“非汤武而薄周孔”②，结果为了这桩罪名而丢了脑袋，可见这时的孔圣人已经是不能随便得罪的了。到了唐代，孔丘被抬上了“文宣王”的宝座，连唐玄宗这个风流皇帝也哼起了“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③的调子。但就在这时，用大不敬的态度直呼孔老二名字的也还大有人在。李白自称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④，对孔圣人有点油腔滑调，很不礼貌。直到唐代后期，韩愈大谈特谈孔孟的“道统”，说什么“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⑤，孔丘才开始被看作神圣不可触犯的偶像。但就是韩愈这个铁杆尊孔分子，有时也还难免要与孔圣人开个小玩笑。《石鼓歌》中的“孔子西行不到案，掎摭星宿遗羲娥”，就是在讽刺孔丘不到秦国，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向后期过渡，这种情祝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转折点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清代李慈铭说：“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日：‘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⑥。李慈铭的立场是反动的，但他认为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封建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和僵化，这个意见却是不错的。蔡上翔在《考略》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 ①《论衡·问孔篇》 ②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一三二二页 (3)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见《唐诗三百首》 ④ 李白：《庐山谣寄卢待御虚舟》，见《李白诗选》第二六八页 ⑤ 韩愈：诗《荐士》，见《韩昌黎全集》卷二 ⑥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九九三页 ・268・ ==========第271页========== 地主阶级一天天走向下坡路，孔丘的地位也被封建统治者越抬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反动的程朱理学由于继承和发展了孔学的反动思想，在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反动统治思想。这些道学家们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不择手段地对王安石及其新学进行攻击和歪曲，正如《考略》所指出的，“种种阴谋诡秘，有同鬼蜮”①。《考略》揭露了《辨奸论》是南宋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成的一篇造谣作品，它胡诌 一通“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鬼话②，目的是为了攻击王安石是“阴贼险狠，与人异趣”③的大奸大恶。这个邵伯温还捏造说，他的老子邵雍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啼声，就预见到政治将发生变乱，十年之后，果然发生了王安石变法。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早在清代初年，李绂就已指出：《辨奸论》“无端造谤”，“诬枉而失实”④。蔡上翔更进一步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但是，《辨奸论》这种卑鄱无耻的造谣手段，却受到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赏识。他以伪《辨奸论》为理论根据，捕风捉影地罗列一堆现象，大谈“政变”经，用什么“见微而知著”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安图为其篡党篡政的阴谋服务。这充分说明林彪同历史上那些反动道学家一样虚伪无耻，只能靠搞唯心论，散布谣言，玩弄阴谋诡计过日子。林彪欣赏《辨奸论》，就是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后来集中表现在见不得阳 ①《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O第一五大页 ②③见《王荆公年谱考路》卷一○第…五○页 ④李紱：《书邵氏闻见录后》，见《穆堂初稿》卷四五第二八页 ・264・ ==========第272页========== 光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林彪所特别崇拜的一个南宋反动道学家。就是这个朱熹，编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录》，把以前攻击王安石的一切反动言论统统收集了起来，流毒极深。蔡上翔指出：“安石得谤于天下后世，固结而不可解者，尤莫甚于《言行录》。”①自从这部书问世以来，王安石受到了更恶毒的谩骂和污蔑。有人甚至捏造说，阁罗王新造了一个“变古狱”②，又说地狱中有个“被械白须”的人，“乃王安石介甫”③。明代有个叫周德恭的反动理学家竟大骂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④。到了清代，钱大昕咬牙切齿地攻击王安石“得罪于名教”，是“狂惑丧心之大恶”⑤。这种极端嫉视和害怕任何改革的心理，说明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落和崩溃了。 在地主阶级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的过程中，尊法反儒思潮的总趋势只能是一浪低于一浪。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儒法论争表现为法家节节胜利和儒家步步败退。在西汉前期，儒法两派在思想界也还保持着“两刃相割，利钝乃知”⑥的对垒局面。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是一场儒法的大论战，斗争的结果是法家桑弘羊的失败利遇害。此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法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却继续被地主阶级中的进步思想家所接受。这时的儒法论争，主要表现为披着 ① 《于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第三五六页 ②洪迈：《夷坚乙志》卷第页 ③吴开：《漫觉随笔》，见《说鄂》卷六四 ④ 见《判公华谱考略》杂录卷第.三五八顶 ⑤线昕：《王安石社安》，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七 ⑥《论衡·案书》 266・ ==========第273页========== 儒家外衣的法家学派和正统的儒家学派的斗争。王安石是有法家倾向的，但已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法家；他批判了孔丘的反动论点，但不敢指名道姓批判孔丘。在他以后，不少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形式下冲击了孔孟之道，但却往往又抬出了孔丘来作为护法神，蝎力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孔丘之徒。黄宗羲反程朱，不反孔孟，还借用儒家的“三代之法”来反对“一家之法”的专制统治。戴震袭用了王安石的经注形式对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们都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也不敢公开批判孔丘。其中有些人反对了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却又陷入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中。清代乾嘉学派中的不少人刚跳出了宋代理学的圈子，又陷进了汉儒烦琐考据的泥坑。蔡上翔同样也不例外。他在《考略》一书中肯定了王安石变法，同时却又想竭力证明王安石的思想是合乎“真孔孟之道”①的。上述事实说明，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也已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们回顾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他们尊儒是为了维护或复辟其反动统治，反法是为了反对进步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今天，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尊孔，刘少奇、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起尊儒反法的黑旗，就是为了妄图在我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实质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我们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批判儒家的反动性，目的“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 ①《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儿第一四二顶 ・266 ==========第274页========== 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同时，这也是为了揭露和批判林彪这个政治骗子怎样利用历史上的反动思潮和反动学派向无产阶级进攻，以便更好地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必须深入批林批孔，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全面专政而努力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华第二期) ·287· ==========第275页========== 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 罗思鼎 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儒法两家不仅在守旧还是革新的问题上，而且在面对我国北方辽和西夏贵族统治集团发动的掠夺性侵略战争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法家坚持了爱国主义的路线，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儒家则挂起了卖国主义的降旗。可是，从宋代以来的道学家，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无不歪曲历史事实，吹捧司马光卖国有功，攻击王安石爱国有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王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性质，这对于划清历史的和现实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界限，彻底批判林彪的卖国主义路线，是完全必要的。 北宋中叶，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发动了一次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这次变法证明，王安石是我国封建时代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毛主席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在北米的历史条件下，划分爱国主 ·268· ==========第276页========== 义与卖国主义的界限，就看他面对我国北方的辽和西夏反动统治集团的侵略威胁，是主张抵抗还是实行投降。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特别是北方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政权和西北部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对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辽和西夏的人民后来同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疆域的巩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在当时，辽和西夏是带有严重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军事政权，它们不断向中原农业地区发动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对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其中受害最深的是北宋的劳动人民，他们既受到汉族大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又常遭到契丹贵族集团的武装掠夺，在这双重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正如王安石所形容的：“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①因此，北宋广大势动人民坚决主张抵抗。“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僮习鞍马，妇女能弯孤。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②他们是何等地蔑视辽和西夏的武装侵略，表现了坚决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法家从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立场出发，也坚决主张反抗辽和西夏的侵略。他愤怒地指出，宋王朝“称契丹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③！宋王朝“称契丹为叔父”，这是宋真宗时期大地主阶级屈辱投降政策的产物。一○○四年寇准领导的宋军，在抗辽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大地主投降派却迫不及待地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规定每年向辽统 ①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二-…：《河北民》 ②《欧阳永叔集》卷五：诗《边户》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 269・ ==========第277页========== 治集团交纳大量财物，并规定宋王朝称辽太后为叔母。王安石反对这种可耻的投降路线，他坚决主张反侵略，加强国防、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其主要目的就是企图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贫”和“弱”只是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北宋大地主顽固派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宋仁宗时，辽的威胁未除，西夏之侵扰又来。但大地主腐朽集团为了苟延残喘，在侵略者面前“若小侯之事大国，无敢不从”①，而对内却肆无忌惮地实行“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②。这就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使宋王朝面临着“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③的严重局面。 对外政策是和对内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在内政上实行一条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守旧的政治路线，是根本不能坚持反侵骼的爱国主义立场的。王安石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敢于批判儒家思想，从客观上.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没落。他是著名的革新家。他的变法对内反对大地主兼并土地，对外反对向辽和西夏的反动统治集团投降。他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采取了一系列变法措施，企图在打击大地主兼并势力、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赋税收入，同时改革宋王朝落后的军事制度，作好反侵略战争的淮备。他指出：“偷安与受给，自古有亡国。”④他坚决主张抛弃大地主投降派的“祖宗之法”，希望通过 ①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八 ②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宋制禄之厚》 ③《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④《临川先生文集》卷一O:诗《同昌叔赋雁奴 ・270 ==========第278页========== 变法“救国家积弱之势，振累世因循荷且之习”①。王安石变法的结果，使宋王朝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显著加强。他所采取的反对大地主兼并的理财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增加了宋王朝的财政收入。据记载，十多年后，同辽对峙的河北“边防大计，仓廪充实”②，“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③。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军器监”制造的大批武器，“可足数十年之用”④。这些材料即使可能有夸大，也反映出大地主阶级顽固派无法完全抹煞变法的积极成果。变法期间，在王安石主持下，宋王朝任用了法家沈括和名将王韶、宗谔负责抗击西夏的武装侵略，率军收复了河湟地区长期失陷的大片领土。 王安石爱国主义的变法路线，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的。王安石总结了历史上法家路线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和经验，对商鞅、吴起、桑弘羊等作了高度的评价，公开要求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他曾经当着米神宗的面赞扬吴起变法，要求宋神宗认真学习“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⑤。北宋变法前，冗兵总数已从宋初二十万人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万，维持这支军队的费用，占去了金国赋税收入的六分之五。但在对辽和西夏的军事斗争中却屡战屡败，毫无战斗能力。王安石认为，这种雇佣兵制度是“五代乱亡之遗法，其不足以致安强无疑”⑥，如果不进行改革， ①《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 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七 ③陆佃：《陶渠》卷一一：《神宗皇帝实录叙论为 ④吕陶：《净德限》卷四：《奏乙罢军器元作状》 ⑤.转引自陈罐：《四明尊尧集》卷三：《论道门》 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 ·271· ==========第279页========== “则中国无富强之理”①。因此，王安石根据商鞅的“什伍之法”的精神，提出要鼓舞“州民使习兵战”②，以便为逐步用征兵制度代替雇佣兵制度准备条件。王安石实行的这些军事措施，当然也具有加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面，但在当时主要是为了造成一支足以抵抗侵胳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使遭受侵略的当地人民能够奋起自卫，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侵略者面前是主张抵抗还是宣扬投降，这是北宋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凡是对内搞分裂、搞复古倒退的反动势力，对外大都是搞妥协投降的。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反动集团为了维特自己的腐刺统治，大搞尊孔复古，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人民群众反侵略的正义斗争，甚至不惜卖身求荣，充当民族的败类。王安石变法后不久，辽反动统治集团害怕北宋变法成功后“中国安强，有窥幽燕之计”③，企图趁宋“未强之时，先扰中国”④，派兵进行武装威胁。王安石面对这种侵略战争，坚决主张抵抗，认为：“契丹四分五裂之国，岂能大举以为我害？”⑤他看穿了契丹资族集团色厉内荏、外强中于的本质，认为如果对他们“示弱太甚”⑥，~味退让、妥协，只会助长他们的侵略野心。他根据宋朝变法后的人力物力，准备出兵恢复被辽长期侵占的幽燕之地。相反，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之徒在辽举兵入侵的事实面前，则采取了投降卖国的政策。有一次，宋神宗问范纯仁能否带兵出征，范纯仁吓黄了脸，急忙说：“臣儒家，未尝学兵 ① 《宋史・兵志・保甲》 ②《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二 ③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 ⑤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 272・ ==========第280页========== 法”①。富弼等人一听说宋神宗要亲征，就“心陨胆落”②韩琦公开主张“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宫之类，因而罢去，以释彼疑”③。他们把坚决主张抗敌的王安石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倾巢而出围攻之。他们否定抗敌的必要性，胡说什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④王安石针锋相对地回答：“方其能刚强，必不至柔弱”⑤，只有国家强盛，坚持反侵略斗争，才能不受欺凌。 大地主顽固派对王安石的爱国主义路线的攻击，暴露了他们的卖国主义立场。司马光等人历来畏敌如虎，生怕变法图强触怒了辽和西夏侵略集团，轻描淡写地把侵略者武装掠夺说成是“边鄙小事，何足介意”⑥！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把宋王朝每年向侵略者奉献“百万之财”，美化成“屈已之愧小，爱民之仁火”⑦，甚至打肿了脸充胖子，叫嚣：“人主爱民物，心无彼此情。约欢同 一国，蒙福徧群生。”⑧在司马光这批孔孟之徒身上，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呢？他们拿人民的血汗去供养侵略者，换得大地主顽固派的…时苟安，这就叫做“爱民”；而把人民的遭难说成是“蒙福”。他们同侵略者“约欢”，亲热到不分“彼此”，这就叫做“仁”。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编造的这些奇妙的逻辑，不只是活生生地勾画出他们自己的丑恶嘴脸，而且也表明了他们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就是投降有理、爱国有罪的理论根据。 北宋大地主反动集团推行卖国主义的路线，有其深刻的阶 ①《续资治通鉴》卷七○ ②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 ④⑤《宋史·兵志·探甲》 ⑧⑦《温国文正間马公文集》卷三三：《北边剖子 ⑧《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代叔礼作使北持》 278 ==========第281页========== 级基础和社会历史原因。无安石变法前夕，一一小撮大地主垄断了全国十分之七的土地，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①。大地主顽固派把农民起义视为心腹之患，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他们害怕进行反侵略斗争会把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动摇他们的反动统治。因此，他们宁愿向侵略者屈膝投降，而不愿进行反侵咯斗争。在他们的眼中，“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②他们认为跪在辽和西夏侵略者面前，还可以保住脑袋；如果被人民推翻，那就一切全完蛋了。因此，大地主顽固派的投降卖国是必然的。 毛主席在批判中国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卖国主义时指出：“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从历史上儒法两家在投降卖国还是抗战爱国的斗争中，可以更深刻地懂得，只有广大的革命阶级、革命的人民，以及剥削阶级中主张进步、吊新的集团和派别，才能够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对侵略者坚持抗战，而坚持倒退、守旧的反动派，总是要投降或想投降的。王明、刈少奇、陈伯达、周扬之流宣传过的“国防文学”，其实是卖国文学。林彪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同他卖国投敌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必须坚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 ① 《欧附永叔集》奏议集卷四：《再论置兵御贼剖子》 ②《宋史·宋绶传》 ·274· ==========第282页========== 二 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它是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安石变法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然而北宋以后的道学家却妄图把王安石变法说成是北宋灭亡的原因。北宋灭亡前夕，道学家杨时首先出来叫器：“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①后来，有人还挖空心思地炮制了话本《拗相公》，说什么“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②。但是，历史事实是抹煞不了的。南宋初年，有人就驳斥道学家杨时说，“荆公之时，国家全盛”，“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③。北宋的灭亡，决不是王安石变法路线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由于司马光的儒家路线推翻和取消了王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路线而造成的。宋神宗死后，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在反对变法的高太后支持下重新登台掌权，他们把卖国主义的理论变成了行动，对于变法的一切措施，他们是罢，罢，罢，一罢到底；对于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他们是让，让，让，一让到底。王安石变法期间，宋王朝抵抗西夏的武装侵略，取得了很大胜利，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时，司马光却唱着“宁为百姓屈己”④的卖国调子，主张抛弃变法期间收复的土地。在司马光的带头下，顽固派发出了一片“弃地”的嚷嚷声，什么“不 ①D《宋史·杨时传》 ②《宋元话本果·拗相公》 ③转引自《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四 ④《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三：《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剖子》 ・275 ==========第283页========== 可不弃”①啊，什么“守之无所得，弃之不足惜”②啊。文彦博甚至奴颜婢膝地说，如果及早自弃，西夏就会“感带（戴）恩德，三数年间，当且保无事”③！这伙顽固派“弃境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黩武”④，把变法期间收复的一大部分土地、特别是陕北的米脂等四个边防军事要塞拱手送给了西夏的反动政权，结果“四海吞声，虏计得行，边防受害”⑤，种下了北宋王朝迅速灭亡的祸根。顽固派的屈膝投降行径，适应了辽和西夏反动统治的需要，怪不得司马光重新上台时，在辽的反动统治者中得到了很高的声誉，叫喊“中国相司马矣”@！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动儒家对北宋的灭亡负有直接责任。北宋王朝灭亡前夕，金统治者大兵压境，大地主顽固派却还在热衷于“讲孔孟之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⑦，鼓吹尊孔反法，实行反攻倒算。正如当时的民谣所描绘的，“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秋”指金兵在秋天的进犯)，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灭宋的金右副元帅斡离不的封号），却管舒王（王安石死后封号）”⑧。这首民谣，活活刻画出这一小撮顽固派尊儒反法、投降卖国的嘴脸。他们置亡国之祸于脑后，热衷于尊孔崇儒，镇压抗战派，怎么能不亡国呢？鲁迅说得好：“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 ①《宋史·范纯粹传》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 ③文彦博：《文潞公文集》卷六大：《论西边事》 ④⑤转引自《王荆公谱考略》杂录卷一 ⑧《续资治通鉴》卷八○ ⑦《宋史·欲宗纪》 ⑧李塨：《阅史郄视》卷三 ・276 ==========第284页========== 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已经唱完》)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孔孟之道是卖国主义的“老调子”。谁唱起了这种“老调子”，谁就是在宣扬卖国主义路线。但是，不管南宋反动的道学家们如何颠倒历史，王安石将作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载入史册，司马光一伙顽固派测永远作为卖国主义者而钉在历史的耻蓐柱上。叛徒、卖国贼林彪学着道学家的腔调，大骂王安石是“拗相公”，充分暴露了他妄图充当苏修的“儿皇帝”，把中国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丑恶嘴脸。 从王安石变法这桩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家路线同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家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进步学派，决定了它是同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挑起民族矛盾的都是各族的反动统治阶级。无论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压迫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或者其他民族反动统治者侵扰汉族劳动人民，都是一律应该反对的。王安石坚持革新、反对外来侵略的政治路线，不仅对米朝人民有好处，对辽和西夏反动统治集团压迫下的人民也有好处。因此，这是一条爱国主义的路线。相反，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动儒生，反对任衍变革，坚持复古倒退。尽管王安石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不可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也不可能改变大地主阶级统治的本质，但即使是这样，司马光也仍然不 .277· ==========第285页========== 能容忍，把它当作洪水猛兽镇压下去。他们走上卖国主义的道路是奉行孔孟之道的必然结果。尊孔必然卖国，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反动的孔孟之道，是为没落阶级服务的，是中国历史上 一切反动派对内进行反革命统治、对外实行卖国主义的理论根据。正如鲁迅指出的：“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花边文学·算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我们今天讲的爱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而王安石的爱国主义是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爱国主义，它必然要受到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但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了王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性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在长期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联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原地区从事农业为主的汉民族同我国北方以游牧为主的各少数民族之间，曾出现过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发生过民族冲突和战争。对这种民族战争应该作具体分析，看到有正义与非正义、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区别。当这种民族之间的压迫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时，反对民族压迫，“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便是爱国主义的正义行动。历史上这种在反对民族压迫中形成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我们今天应当予以继承和发扬。 儒法两家在对待民族压追与掠夺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所决定的。秦始皇统 一中原六国后，同我国北方的剡奴奴隶主贵族的矛盾就突出起 ・278 ==========第286页========== 来。秦始皇曾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击败匈奴，收复河套以南地区，设置九原郡，移民垦边。相反，那些反动儒生则叫嚷“亡秦者，胡也”①，幻想依靠匈奴侵略者推翻秦正朝，实现奴隶制复辟的迷梦。当时，有一批奴隶主贵族为了逃避地主阶级专政，亡命投奔匈奴。直到汉武帝时，他们的子孙还自称“秦人”，帮助匈奴侵略者同汉王朝作对②。 汉代初期，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拥有儿十万骑兵，奴役压迫着当时儿十个小邦。据记载，“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③。奴奴隶主费族对汉朝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是反对侵略还是屈膝投降，成为汉初儒法斗争的 一个突出问题。汉朝内部那些大搞分裂割据、破坏国家统一的同姓王和异姓王，都“事穷智困，卒赴匈奴”④。例如，韩王信在阴谋叛乱前，就“与闭奴约共攻汉”⑤。燕王卢绾在发动叛乱失败后，“将其众亡入彻奴”⑥。吴楚七国之乱同匈奴侵略势力也同样 有密切的联系。吴E濞写给各诸侯王的信中公开宣布，“燕王、 赵王故与胡玉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国正天下，以安高庙，愿王勉之”⑦，暴露了他们阴谋勾引仰奴侵略者推翻封建中央集权的汉王朝的罪恶计划。甸奴奴隶主贵族也跃跃欲试，准备“与赵合谋入边”®。由于这次叛乱被迅速地镇压下去，这一阴谋才没有实现。相反，法家都是主张抵抗匈奴 ①《史记·秦始自本纪》 ②《汉书·奴传》 ③⑧《史记·例奴列传 ④⑤⑥《史心·韩信卢绾列传 ⑦《汉书·荆燕吴传》 279・ ==========第287页========== 奴隶主贵族入侵的爱国主义者。晁错根据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抗击匈奴的具体措施。桑弘羊根据同匈奴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经验指出，“事不豫辨（办），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①，事先不做好反侵略的战备，就对付不了侵略者的突然袭击。他认为秦始皇之所以能够打败@奴，就是因为按照“商君之遗谋，备饰素循”②的缘故。而反动儒生却公开主张“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③，妄图对匈奴奴隶主贵族开门揖盗，自毁长城。火量事实说明，一切搞分裂割据的反动派，总要勾结外来的侵略势力，而一旦他们的阴谋破产，就必然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汉代以后的历史，同样证明了儒家的卖国主义本质。五代 十国时，后晋的石敬瑭为了换得“儿皇帝”的地位，甘心情愿“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④，把幽云十六州出卖给了契丹侵略者。这个四十五岁的卖国贼，竟然无耻地称三十四岁的“契丹主为‘父皇帝’”⑤。在宋代，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大地主顽固派，不仅继承了历史上卖国主义者的衣钵，而且发展了儒家的卖国主义理论。南宋的道学家们继承了北宋道学家的卖国主义衣钵，汉奸、卖国贼秦桧就以儒家正统自居，攻击主张反侵略的人是“未纯乎儒术”⑥，无耻地叫喊“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⑦。道学家朱熹比较狡猾，他偶尔也空喊几声“抗金”的口号，但实际上却大肆攻击 ①③《盐铁论·世务 ②《盐铁论·非鞅》 ④《资治通鉴》卷二八○ ⑤ 《资治通鉴》卷八-一 ⑥叶昌炽：《语1》卷八 ⑦《宋史·秦桧传》 280・ ==========第288页========== 王安行的爱国主义路线，攻击一切真正的抗战派，暴露了他假抵抗真投降的卖国贼面貌。正如陈亮在当时揭露的，朱熹之流道学家“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①。近代以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之流，也都披着儒家的袈裟，演出了一幕幕卖国主义的丑剧。叛徒、卖国贼林彪安图投奔苏修，也决不是偶然的。他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利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尊孔派，必然走上卖国主义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汉民族有，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不论是那 一个民族所产生的，不论是汉、满、蒙、回、藏、壮、维吾尔或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伟大祖国。面古今中外的反动派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一切进步的改革，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国的统一和独立，歪曲和污蔑中国历史上进步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因此，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认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忐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 ①《宋史·陈亮传》 281・ ==========第289页========== 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罗思鼎 朱熹（一三○至一二○○年）是宋朝唯心主义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发展了孔丘、孟轲及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唯心主义，形成庞杂的反动哲学体系。元、明、清三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他对《五经》的解释，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搞阴谋、搞复癖，对朱熹也十分崇拜。他关起门来以朱熹的注解为蓝本搞了《四书集句》作为《四书集注》的续篇，叫器“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因此，要深入批林批孔，就必须批判朱熹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孔孟的儒家学派发展到宋朝，演变成为理学，又称道学。朱熹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 在宋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中心，是怎样看待“理”和“气”的关系问题。“理”就是观念、思想，“气”就是物质。朱熹认为“理在先，气在后”①，精神的东西先于物质而存在，万事方 ①《朱子语类》卷一 282・ ==========第290页========== 物，大至天地，小而蝼蚁，都是由“理”派生出来的。他用了这样 一个譬喻：天上有一轮明月，世上无数江湖水面上有月亮的影子。“理”就是这个月亮，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则不过是“理”这个月亮照在水面上的影子罢了。 客观事实与朱熹说的正好相反。客观世界决不是“理”的影子，而朱熹的“理”倒是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朱熹说：“帝是理为主。”①这就是说，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皇帝都是“理”的体现和化身，老百姓们应当乖乖地服从他的统治。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时指出：“黑格尔力图在这里把君主说成真正的‘神人，’说成理念的真正化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朱熹在这里玩的是同一套把戏。他所以要提出“理”的观念。目的是为了说明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说来说去，全是为封建统治辩护的歪理。林彪所说的“受于天”的“理智”，就是这种老调子的新唱。 朱熹的反动理学是孔孟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孔丘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费族的统治，鼓吹反动的“天命”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统治秩序。到了汉朝，董仲舒改造了儒家学说，竭力貸扬“天人合一”，并制订了“三纲五常”的反动教条，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从孔丘到董仲舒的反动理论，鼓吹“天命即是天理”②，而“三纲五常”则是这种“天理”在人间的体现。这个“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 五常。”⑨其中特别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 ①《朱子语类》卷一 ②《朱子语类》卷四六 ③《朱子文集·读大纪》 ·288· ==========第291页========== 伦天理之至”①。朱熹甚至从蝼蚁之中看到了君臣关系，从犬马牛羊之中看到了朋友关系，其目的无非是要证明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是支配世界的原则，借以论证地主阶级专政的“合理”。 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认为封建统治不仅是合乎“天理”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他胡说什么“纲常千方年磨灭不得”②。即使是“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③其实，无论是孔丘的“天命”，还是朱熹的“天理”，都只是为了证明没落的腐朽的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林彪继承了这套反动衣钵，把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天命所归，叫嚣“顺天者兴，逆天者亡”，还胡说什么“这是辩证法”。看，这些反动派的腔调是何等地一模一样！它说明越是腐朽没落的阶级，越是要煞费心机地制造出·套骗人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还需要欺骗自己。不然的话，他们的日子就连一天也混不下去。 朱熹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说成是由“天理”命定的，叫嚷“存天理，灭人欲”，归根到底，是为了从思想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朱熹公开声言“佃户不可侵犯田主”，要农民“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农民如果敢于“鼓众作闹”，起来造反，那就要吃官司，坐班房，“决配远恶州军”④。朱熹还叫嚣说，凡是敢于“以下犯上，以卑凌尊”、“以地客杀地主”者，一律严 ①《朱予文集·垂拱奏剃》 ②《朱了语类》卷二四 ③《朱子语类》卷-… ④参见《朱子文集·劝农文》、《朱子文集·劝谕救荒， 284・ ==========第292页========== 加镇压，决不宽恕。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劳动人民的“悖逆作乱之心”，维护“三纲五常”，使“天理”不至于泯灭①。由此可见，朱熹的理学是地主阶级手里的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和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起着同样的反动作用。林彪鼓吹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目的同样是为了镇压革命，妄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国，恢复已经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 二 朱熹从“天理”是事物的本源出发，形成了他的以“格物致 知”为基本内容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朱熹所说的“物”，并不是指客观存在，而只是“理”的影子。因此，他说的“格物致知”，并不是要人们通过杜会实践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指人们必须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并从中去领悟和体会先验的“天理”。他明确提出，“格物致知”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②，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人们精通反动的孔孟之道，处处按照封建统治哲学去立身处世。所谓“格物致知”，对反动统治阶级来说，是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的药方；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是要他们心甘情愿地当奴隶。 朱熹的“格物致知”，同一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完全排斥了人们参加社会实践的必要性。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 ①《朱了文集·戊申延和奏割》 ②《朱子文集·答陈齐仲 286・ ==========第293页========== 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朱熹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认为人是“理”所派生的，人心就反映着“理”，因此，“人心之灵，莫不有知”①，“人心”能够领悟“天理”。他否认认识依赖于实践，否认人的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发展和深化，说什么只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②，就能到达“一旦豁然贯通”的境界。换句话说，人们根本不必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只要关起门来冥想苦想，就能逐步领悟“天理”，最后“忽然爆开，便自然通”③，从而穷尽世界上 一切事物的道理。这简直象变戏法一样神奇！叛徒、卖国贼林彪也鹦鹉学舌地说什么“要解决问题，就要从灵魏深处爆发革命”。照这种说法，根本不需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需要参加社会实践，不需要在革命斗争中改造世界观，而只要在灵魂深处那么“爆发”一下，就可以百功齐奋、万事大吉了。 朱熹宣扬“格物致知”，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朱熹说：“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④总之，从封建帝王直到庶民百姓，都应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服从封建伦理道德，遵守封建秩序，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就是要“居敬”。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 ①米惑：《大学章句》 ②《朱子语类》卷十二 ③ 《米了语类》卷十一 ④《朱子语类》卷五 ・。286 ==========第294页========== 得。”①为什么“敬”字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对于地主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要求他们恭恭敬敬地去维护“三纲五常”，不得有半点怠慢、放肆和动摇。对劳动人民来说，要服服贴贴地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内无妄思，外无妄动”②，把自己手脚捆缚起来，就象“放在模匣子里面”一样。朱熹得意地吹嘘：“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③这几句话，充分暴露了所谓“敬字工夫”的反动本质。 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修养”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朱熹打着“敬”字的幌子，大搞形式主义，甚至专门规定了一整套“敬”的规矩，什么“坐如尸，立如齐”啊，什么“头容直，目容端”啊④，连走一步路，抬一下手，都要毕恭毕敬，多么庄严虔诚的道学先生面貌啊！林彪就十分欣赏这套反动的“敬字工夫”，鼓吹“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但是，剥下道貌岸然的画皮，骨子里却是阴谋欺诈，男盗女娼，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就是朱熹的“待人”哲学。朱熹曾以查冤狱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为了打击反对派，祸及一个无辜的官妓，儿乎用重刑把她折磨死。鲁臀迅在揭露米朝道学的虚伪性时说过：“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论俗人应避雅人》)这个自命继承了孔丘“道统”的伪君子，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企图占为已有，用粗绳捆缚孔子“圣像”，强令“搬家”，结果把孔“圣人”的手脚都搞断了，闹得舆论哗然。什么“敬”啊，“忠”啊，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明代李卓吾曾骂道：“真个道学，脸皮三 ①②③④《朱子语类》卷上二 ·287· ==========第295页========== 寸。”①宋朝以后，“道学先生”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 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对于朱熹的这套两面派手法是心领神会的。孔丘说什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②朱熹进一步鼓吹：“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③林彪将这儿句话收录在他的《四书集句》中，奉为信条。林彪还按照孟轲主张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逻辑，露骨地宣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至于林彪自己所供认的要按照道学家们的“亲亲、尊尊、长长”之道办事，倒是供出了-·部分反革命的真实意图。朱熹曾公开鼓吹：“亲者重而疏者轻，近者长而远者短。”@十分清楚，朱熹的“待人”哲学，是从反动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出发的。林彪要学朱熹的这一套，是为了结党营私，纠合一小撮死党，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原来，他口口声声要学的“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的哲学，说穿了，就是要学道学家的虚伪和残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正是形象地刻画了这个骗子的虚伪残忍和狡猾阴险。 三 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哲学，经过朱熹的加工改造，才最后系统化和定型化。孔丘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被地主阶级改造成为时建统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① 《世说新语补》卷四 ②《论语··子路》 ③《四书集注·论语·子路 ④《朱子文集·经筵讲义》 288・ ==========第296页========== 汉代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反动的唯心论体系为“王权神授”论制造根据。但是，儒家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不断地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很巩固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一段时期内，玄学和佛学曾一度泛滥。唐代的韩愈，从世俗大地主立场出发反对僧侣地主的佛教哲学，强调要继承孔孟的思想传统，但在他手里没有构成周密系统的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终把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巩固下来的是米代的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宋史·道学传》指出，孔孟之道的“正统”，“至（朱）熹而始著”。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朱熹的理学是腐朽的封建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和制度的“四权”概括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使孔孟之道进一步适逆了反动封建统治的需要。 朱熹理学在宋朝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走下坡路。宋代官僚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小民田日减”，“大官田日增”①。社会危机加剧，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竭力加强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统治，妄防止封建社会的崩溃。朱熹的雌心主义理学，就是地主阶级在思想领域内加强统治的表现。 ①《宋史·食货志上 ·289· ==========第297页========== 北宋理学兴起的时候，王安石曾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冲击了唯心主义理学。他继承了荀子以来朴素的唯物士义天道观，驳斥了儒家思想代表司马光等人的“天命”论；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对官僚大地主作 一些限制，朱熹理学是对王安石法家思想的反动、朱熹大骂王安石“全不用许多儒臣”，“其术足以杀人”①。与朱熹同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也是朱熹大肆攻击的对象。陈亮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②他认为“道”体现在日常事物之中，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这是和朱熹的“理在气先”、“格物致知”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针锋相对的。因此，朱熹面对陈亮学说的传播，不由得惊呼：“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可畏，可畏！”③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在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斗争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压，绝对没有任何折衷、调和的余地。 朱熹的理学对于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起着特殊的作用。正因为这一点，它得到了宋以后反动统治者的尊崇，成为指导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文艺等上层建筑的总原则。来理宗即位后，读了朱熹的书，大发感慨地说：“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追封朱熹为“太师”，下令把王安石的牌位抛出孔庙，面把朱熹的牌位拾进了孔庙。从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确立了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的正统地位。正如鲁迅所指出：“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儿乎 ①《朱子语类》卷一二○ ②《龙川文集·成仲实3 ③《朱子语类》卷-…二三 ・290・ ==========第298页========== 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土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肯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 一步。”(《我之节烈观》) 从孔丘到朱熹，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动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益没落，越来越需要乞求于唯心论的先验论。直到今天，唯心论的先验论仍然是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叛徒、卖国贼林彪利用朱熹的反动哲学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工具，就是 -一例。因此，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必须彻底批判孔丘、朱熹直到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1291· ==========第299页========== 评《李卓吾批点皇明通纪》 司徒李 《皇明通纪》，又名《皇明从信录》，是明代嘉靖年间陈建辑著的一部编年史书。这部书，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一再禁毁，各官家书目不予收录，一向不被史学家们重视。《皇明通纪》上有李贽的批点也儿乎不为人们所知。通过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本埋没了三白多年的著作才被重新发现。 《皇明通纪》的作者陈建，广东东莞人，曾做过知县等小官。后辞官回乡从事著述，主要著作有三部：一是《学蔀通辨》，突出反映了他的理学观；二是《治安要义》，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三就是《皇明通纪》，记述了从朱元璋参圳元末农民大起义、创建朱明王朝到嘉靖年间两百余年的历史（后又由袁黄和卜大有续辑至万历元年)。陈建和续作者通过这部史著，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史实作作了大量记叙，发表了许多独到之见，是当时一部触及时事的现代史。这部史书出版后，为李贽所重视和攒赏。李贽在仔细阅读、研究时作了大量的批点，有的是提示原文要点，有的则是借题发挥，直抒政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尊法反儒精神，可供我们从中了解明朝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292· ==========第300页========== 、主张“天下混一”，反对分裂割据 朱元璋在建立了基本上“混一天下”的明王朝之后，立即分封诸子亲族为藩王，分兵镇守各要地重镇。这些藩王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和军队武装，渐为一方霸主，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以后相沿成例，各代都有藩王割据。那些远离中央的“守土之臣”也各自为政，对中央政令往往“视为虚文”，加上朝廷中顽固派官僚的结党营私，上下勾联，致使内战祸乱迭起。民不聊生，工商受抑，中小地主阶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因此象李贽这样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痛感只有国家得到巩固的统一，人民才能有安定的生活，社会经济才会有所发展。他在批点《皇明通纪》这部当代史书的过程中，强烈地反映了这一政治愿望。 元末农民大起义，是推翻旧王朝统治的决定力量。反动的元王朝在农民起义的革命烽火中迅速崩溃。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各种反元势力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而逐渐起了变化。农民起义的队伍逐渐为地主阶级所控制利用，“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时间，“豪杰并起，所在割据，称名号者，不可胜数”。国家处于严重分裂的局面。广大人民在要求推翻元朝反动统治的同时，也要求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但出谁来完成重新统一中国的大业，则决定于那些反元势力代表人物所采取的政治、军事路线。朱元璋始终坚持反元斗争，坚持“托一天下”，得到了当时人民的支持。陈友谅、张士城、方国珍之流，虽也度举起反元的义旗，但后来都改变初衷，割地称王，残民肥己。这是与大 298・ ==========第301页========== 人民、与各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必然要遭到可耻的失败。李贽在《皇明通纪》的批点中，热烈地赞扬朱元璋的“混一天下”是“人心归附”的大业，明确地指出朱元璋进行统-战争，“命将出师，取府州县，势如破竹，人心悦服故尔”。严厉谴责陈友谅杀害徐寿辉、倪文俊，自称皇帝，是“负恩背德”的“弑主之贼”，“异日必死于太祖之手”。怒斥毫无宏图远略的张土诚之流，“反复乘乱，果似钻穴之鼠！”对方国珍等投降元朝、夹击朱元璋、破坏统一的一系列丑行给予了有力的抨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反附胡虏，何等可恶！”这鲜明地说明了他是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的。 在批点中，李贽特别把“广积粮、缓称王”等要点标出，提示注意。李贽指出：“定广积仓粮，民受实惠，此之谓民之父母”，强调“广积粮”是生活安定和统…事业的根本。他还对朱元璋宣布废除元朝一切残暴政令，告诫将士“毋妄杀掠，毋毁舍，毋发丘垅”，免除新占区农民的税粮、徭役、军需，奖励农桑，恢复生产等政策表示赞扬。并且归结到一点，说朱元璋“有汉高家法”“与一时群雄自别”，这样做了，“天下安能不混一，人心安能不归附”？ 李贽在批阅朱元璋之后几个游王的政策时，-一再感慨“太祖之法”的逐渐废除，针对藩王割据的政局，强调“君权不可下移”。李贽在主张统一时，还提相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压迫。他赞成“华夷无间”“一视同仁”的门号，主张与各少数民族平等相处，反对蒙元王朝所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联系李贽本人在云南姚安府任：时，曾反对过去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残暴统治改革了若于弊政，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务求“法令清 ・294・ ==========第302页========== 简”①，“与军与夷共享太平”②，说明李贽主张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身体力行，始终·贯。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主张“务农备战”，反对苟安卖国 李贽出生于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泉州，深知抵御外国侵略的重要。“倭寇”的不断侵忧；葡萄牙海盗的入侵澳门、州；西班牙暴徒的残杀华侨；英国侵略者对中国的觐觎等等，使明王朝的边报日紧，边祸日巨。加上朱明朝廷权臣的通敌卖国，致使人民身被其害。李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活，对信僚集团中那些腐朽、荷安、祸国的顽固派有切肤之痛。他在批点中疾呼：目今“海盗势盛，同时告警，世乱如此，何能以济”？他一贯憎恶那些张口孔孟、闭口程朱的假道学家，“一旦有瞥，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③。痛感“今日之事，边防为急”。于是，他在批点《皇明通》时，以锋利的笔触鞭挞顽固派的败国，进一步阐发了自已“务农讲武”，抗击侵略的政治主张 李贽十分强调“寓兵于农”、耕战结合的法家思想。当年朱元璋曾诏令中书省实行“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的耕战政策。《皇明通纪》的作者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在“谨按”中指出：“此制不独国初可行，在今日尤可行；不独乱世可行，在治世尤可行；不独一时可行，在万世可通行无弊！”李贽十分赞 ①《珂雪斋文集巢·李温陵传》 ②《焚书·豫约·感慨平生 ③《焚书·因记往事》 ·295· ==========第303页========== 同这个评说，他在批语中提纲挈领地批上“寓兵于农之意”。着重指出：“且耕且守，是为兵法”、“文事武备，不可偏废”、“务农讲武，不可偏废”等等，并且针对当时农废兵弱的情祝，责问：“今胡为不然？”对顽固派官僚集团表示了极大愤慨！ 李贽还特别重视“屯田备边”。他说：“备边莫善于屯田”。洪武年间，有人向朱元璋上守边策，建议沿着边境实行“屯田”，构成一条牢固的防御线，“彼此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李贽对此予以热情赞扬，批日：“言言入彀，语语经略，有古者寓兵于农之意。圣子神孙，舍此无以为策矣”。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在边境屯田，且耕且守，并不许擅差屯田军，妨其务农。李贽对此十分肯定地指出，这是“成祖立法之妙处”。 在“屯田备战”中，李贽特别强调“练兵”。他认为“防边止有战守两策”，平时不仅要屯田，更要重视“练兵”，必须做到能战能守，“操练以备不虞”，“有备斯无患”。李贽对那些顽固派取消边防、投降卖国的无耻行径十分痛恨。例如嘉靖年间，边警频传，烽火不息，外祸日益严重。但严嵩之流却把鞑靼贵族的侵扰说成是“此抢食贼耳，不足患”。对此，李贽怒斥道：“嵩之胡说甚矣！”“阅嵩十恶之罪，烧灰研末未为过！”并斥责仇鸾、严世蕃等败类是“枭首没资，不足赎国家之罪”！ 李贽在怒斥投降卖国行为的同时，十分缅怀那些英勇抵抗侵略、保卫祖国安全的将士军民，并给予热烈的赞颂。永乐十七年，“倭寇”大举入侵辽东，镇守辽东左都尉刘江，率领士卒奋勇抗击，大败“倭寇”，致使“倭寇”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敢轻易入侵。李贽十分兴奋，批日：“寇害屏息十年，刘江之力也。”景泰元 ·296· ==========第304页========== 年，“北虏入朔州，大同总兵郭登…以百骑破虏数千骑”。李贽夸奖地说：“郭登战功第一，真好汉子！”嘉靖三十一年，北方俺答再次入侵辽东，守备王相率领儿百名土兵英勇迎敌，在激烈的自卫战中，身负重伤十多处，倒在血泊中，最后牺牲了。李贽怀着深深的敬意，赞叹说：“一腔热血报国，王相真义士哉！”据《焚书·卓吾论略》记载：李贽三十四岁那年（嘉靖三十九年），“倭寇”入侵其家乡泉州，李贽因父死刚从南京抵家，他“抵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碑击柝为城守备”，及时组织了家乡人民展开反击“倭寇”的战斗。李贽抗击侵略，身体力行，不愧为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若。 三、主张“政贵因时”，反对因循时弊 李贽生活的明代中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反映到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变法革新与顽固守旧的两种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李贽完全同意《皇明通纪》作者对当时局势的分析：“上下乐因循，惮改作；于是天下之事，始一任其废驰，日入于弊而无复可为矣。”愤怒地说：“有天其无日矣，何成一个世道！”对当时的朝政表示强烈的不满。李贽在批点《皇明通纪》时，在“阅历世变”中发现了“强弱无常势，盛衰无定理”的事物相互转化的道理，对明王朝的政事抱着勇于革新的积极态度。他赞同陈建在《皇明通纪》“谨按”中对正统年间郭埜反对改革兵制的批评，说：“政贵因时，岂宜胶柱”！响亮地提出了“利当兴，弊当革”的口号。这对当时泥古不化的顽固派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297· ==========第305页========== 李贽是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立场上主张自上而下变革的。因此，他必然首先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统治者一君主身上。他认为明王朝的宦官专政是一大祸害。因为这些宦官集团与大地主世袭官僚集团相互勾结，是变法的主要障碍，所以他竭力主张君主集权，认为“权者，人主御世之具”，不能旁落到一小撮代表顽固派利益的宦官手中。他高呼：“宦官不可使当要路”。他针对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弄权，怒斥道：“王振畜牲，恃宠弄权，累累害了多少言官，读之令人抱恨”。认为明武宗时的权宦刘瑾“变乱成宪”，“死有余辜”。李贽感到只有把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革新除弊才有成功的希望。 李贽利用批点当代史书的机会，进一步提出了“图治审于用人”和“明于赏罚”的革新主张。当时，宦官和大官僚集团曾用分亲疏、论门第、讲资格、要贿赂等种种手段在内部封官赏爵，培植党羽，排斥改革派。他们还操纵科举，搜罗走卒，堵塞出身中小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身之路。对此，李贽都一一予以抨击。他认为顽固派用马匹和粮食可以买官的措施，“决不可行”，因为“今日既以财进身，他日岂能以廉律己”？《皇明通纪》的作者对用人问题有一段议论：“进士未必优于举人，举人未必优于贡生，进士、举人、贡生之外，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惟试之以事而后可见，贵乎能察识而超拔之”。还说用人的方法，应该是破格提拔(“超升”)、长期任用(“久任”)、不讲门第出身(“不拘流品”)，“三者不可缺一”。以往“三者成备”，而现在是一样也不用了。李贽对这一番议论十分赞许，批曰：“三者不可缺一，知政品也。” 李贽对凡是提出革新政治的建议，或者采用某些革新措施者，都一律予以肯定和赞扬，认为“大有利于民”。由于《皇明通 ·288· ==========第306页========== 纪》只写到隆庆六年，而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的政革是在稍后的事，因此在李贽批点中只提到“张居正条上六事”，未有更多的评语。但李贽对当时局部地区已经推行的也是后来张居正全面推行的“一条鞭法”（赋税徭役合一征派的货币地租），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条鞭法，万世之良法，民之感德也不浅”。由此可见，李贽对张居正改革抱着积极肯定的态度。事实上在张居正死后，李贽还深深怀念着他说：“江陵（张居正）宰相之杰也。”①“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② 米 米 恩格斯指出：“一切革命的杜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杜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李贽，在批点《皇明通纪》中对当时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起了剥去封建制度身上那一层神圣外衣的作用。而李贽的进步政治思想，也就在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旋涡中不断形成和发展。李贽在批点中抒发的政治见解以及《皇明通纪》中陈建的论述，有许多已被写入《续藏书》中。在《续藏书》的《开国诸臣缘起》和《开国诸臣本根》中，两次提到陈建，并引用了《皇明通纪》的观点。应该指出，在《皇明通纪》及其批语中，尊儒的内容也是相当多的，这些是李贽思想中的糟粕，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皇明通纪》上的批语对于我们研究李贽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一份重要的资料。 李贽批点的《皇明通纪》的产生和后来的遭遇，反映了明代 ①《焚书·答邓明府》 ②《焚书·答陆思山》 ·299· ==========第307页========== 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陈建的《皇明通纪》问世后，立即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当时社会上流传很广。但这种触及反动统治集团黑暗内政的“乱书”，刺激了那帮孔孟之徒的神经。在隆庆年间，顽固派李贵和即以陈建是一个“草莽”，擅自使用“列圣实录”，编写国朝历史，“臧否时贤”，“荧惑众听”，“为国之害非浅”①等罪名，上书明穆宗加以禁毁，并责令国史馆不得引用。然而，李贽十分赞赏陈建的《皇明通纪》，收藏此书后，用心加以批点，使其进步倾向更加明显。这部着重记述明代政治、军事的“野史”，在许多地方是那些“状元宰相”所修的“涂饰太厚”（鲁迅《忽然想到》）的“正史”所远远不及的。它虽经明清两代统治者一再禁毁，但是上禁下流，越禁越流，以至版本竟有十九种之多，并流传到海外。李贽批点的《皇明通纪》，当时就在苏州阊门刊印，并且流传到日本。这次发见的本子就是日本元禄九年（一六九七年）翻印后再传回到我国的。显而易见，《李卓吾批点皇明通纪》，敢于对旧社会进行揭露，大力提倡法家变革思想，推动着人们对那个社会产生怀疑和不满，为新时代到来进行了必要的思想上和奥论上的准备。这部作品，虽然被孔孟之徒横加诋毁，但是真理的光辉总是遮不住的。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它终于受到人民的重视，这也是我们研究儒法斗争过程中的一个可喜的收获。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十二期) ①沈德符《野获编·焚通纪》 ・300・ ==========第308页========== 资产阶级与儒法论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近代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充满了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伟大的社会转变时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法论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和形式继续进行着。分析一下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在其不同时期对待儒法论争的不同态度，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当前尊儒反法思潮的阶级根源，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在中国近代社会，最早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是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主张变法维新，想通过改良的途径，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但是，顽固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却抱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坚持孔孟之道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两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的变革要求，必然导致向维护旧势力的儒家思想开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就是怀着对“祖 ·801· ==========第309页========== 宗之法，莫敢芦变”的强烈不满情绪写成的。它论证了儒家奉行的孔丘经典有许多是假货，引导人们去怀疑那些从来不敢怀疑的神圣东西，打破了长期来“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的沉寂局面。严复的《辟韩》，大胆地驳斥了韩愈宣扬的儒家道统。他认为无论是宋学、汉学，还是词章之学，都应“且束高阁”①。谭嗣同的《仁学》，更是大声疾呼要冲决纲常名教的网罗，触及了封建的统治秩序。“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公然议论起不许议论的儒家经典，还居然表示要冲决“三纲五常”，这就无怪他们要被封建卫道士们看成是洪水猛兽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既要反对儒家的颂古非今，就不能不肯定法家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严复的法家观，鲜明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儒家守旧思想的批判。他认为荀子所说的“人之贵于禽兽也，以其能群也”的论点，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物竞天择”的历史进化论相符合的②。他还肯定了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前进的功绩，指出“秦之销兵焚书”，是出于“大一统”的需要③。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待儒家和法家的这种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企图摆脱封建束缚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微弱要求。 但是，由于那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初步发展，而这些改良主义者又是刚从正在崩坏中的封建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十分软弱的，手里没有什么象样的武器。以严复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较多地接受了西方风靡一时的庸俗进化论。而康有为、谭嗣同这些人演出 w (①严复：《救亡决论》 ②参见严复：《原强为 ③ 参见严复：《论世变之亟， ·802· ==========第310页========== 的“托古改制”活剧，想用资产阶级的外衣装饰孔丘为他们的维新变法帮忙，却被孔丘牵着鼻子走，突出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落后性和反动性。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托古改制”，把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他们痛骂汉、宋以来信奉孔学的儒家，却不敢触动儒家祖师爷孔丘的一根毫毛。他们不仅为孔丘开脱罪责，力图保全孔丘，还千方百计地神化孔丘，说孔丘是个“托古改制”的“万世教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康有为自己供认：“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①真是跪着“造反”，从娘胎里就带来了软骨病。他们就象乡间的土绅们那样，在宗祠中请出高祖曾祖的神主来打叔伯们的屁股。结果呢，反程朱不反孔孟，儒家当然反不了，而他们的“冲决网罗”，也只空喊了一阵，最后还是在孔丘的“网罗”下过活。 “维新旧梦已成烟”。戊戌政变的失败，标志着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破产。在这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分化了，一部分人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而康有为这些头头们则仍然顽固地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政治上堕落成为保皇党，在思想上拼命维护儒家旧传统，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历史证明，不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决裂，最终就必然要与旧传统同流合污。 二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 ①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父n又 ==========第311页========== 一九○○年，义和团运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烈火在中国大地漫天燃烧。接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时，以康有为作头子的保皇党，专门从事破坏革命的勾当。保皇必然尊孔。康有为在海外写了《孟子微》、《论语注》等书，对孔老二这具古老的僵尸百般美化。他的徒弟们也对法家展开了全面的攻击。麦孟华攻击商鞅“专恃功利主义，茄偏缺道德教育”①，梁启超指责法家“徒知治标而不治本”②。他们妄图论证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一种以儒为体、以法为用的“开明专制”制度。 不破除这些反动谬论，不打倒孔子这尊偶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就无法得到发展。因此，在二十世纪初年，尊孔与反尊孔的斗争，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各种思潮或各种学派，总是同当时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有着明显的或隐蔽的联系。既然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鼓吹保皇而提倡尊孔，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宣传革命就必然针锋相对地反对尊孔。一九○一年章太炎写了《秦献记》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了正确的评价，一九○二年写了《订孔》一文，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反儒的矛头直指孔丘。他借用一个日本学者的话，说孔丘是中国的“祸本”，使中国经历“八十世而无进取”。一一九○三年，章太炎又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了康有为这个“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的保皇小丑。在这篇文章中，他尖锐地指出清朝统治者的尊崇孔丘，奉行儒术，纯粹是 ①麦孟华：《商君传》 ②·梁启超：《管子传》 804・ ==========第312页========== 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因此，要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首先就必须反对孔丘的思想统治。章太炎在一九○六年东渡日本后，斩钉截铁地指出：“孔教是断不可用的”①。他还正确地评价了法家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认为把“抑民恣君”归罪于法家，是“惑于淫说也甚矣”；法家在战国时代讲刑律，是为了维护新的社会制度，“此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相反，倒是独尊儒术的董仲郃之流，在“仁义道德”的掩护下，严刑峻法，“以称天子专制之意”②。 章太炎的这些反孔言论，为资产阶级树起了一面打倒孔学的大旗，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纷纷起来攻击孔学，批判儒家的天道观和纲常名教。他们提出了“人定代天”的战斗口号，明确指出：“代天者，以已之权行己之志，无所谓天者也。”③他们还揭露“宋儒尊三纲，定名分”，完全是为了“束缚臣民之思想，使臣民柔顺屈从”，以“有利于专制”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孔斗争，比起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十 九世纪末期所做的进了一大步。他们不仅从正面抨击了儒家的祖师爷孔丘，并且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尊孔的丑恶嘴脸。革命的深入，推动了批孔的深入；而批孔的深入，又反过来促进了革命的深入。无论是在海外或在国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阵地都在日益扩大，而保皇派则越来越不得人心。保皇党的头子梁启超曾对此伤心地说：“近世新学者流，动辄以排孔为 ①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②参见章太炎：《商鞅》 ③参见《革天(《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 ④参见《道统辨》(《国民日日报二编第三集) 805・ ==========第313页========== 能”，而“狂妄少年”竟纷纷“肆口嫚骂”孔丘①。这说明了孔家店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已摇摇欲坠。 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黄金时代。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封建顽固派斗，同资产阶级改良派斗，同尊儒反法思潮斗，为辛亥革命的到来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但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决定了他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也是软弱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中的许多人，并不懂得批判孔孟之道的深远意义，在批判中往往采取了保留态度。他们在革命高潮时期，还敢于批判孔丘。一到辛亥革命失败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软硬兼施下，就旗靡辙乱地溃退下来。原先聚集在革命旗帜下的先生们，有的被杀，有的变节，有的退隐，有的出洋，也有人把《二十四史》搬到国外埋头读书去了。特别是当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跟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屁股后面，重新拜倒在儒家的旗帜下。就是那个曾经勇敢地批判过孔丘的章太炎，到了晚年，却“身衣学术的华袋，粹然成为儒宗”，高唱起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②的调子来了。历史证明，即使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也不可能完成彻底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历史使命。 ①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②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一九三六年六月五、十六日人锋《大公报》) ・306・ ==========第314页========== 三 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摧毁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对孔家店的迷信。这个口号在当时变成了群众的革命口号，这是中国思想界在历史上的新飞跃。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这场声势浩大的“打倒孔家店”的战斗，直接配合着辛亥革命后反复的斗争。辛亥革命失败后，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大军阀袁世凯篡夺了政权，立即宣称要以儒家“忠信笃敬”的传统道德作为立国之本。一九一四年九月，他率领百官举行了声势赫赫的“尊孔祀圣”大典，次年又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紧随尊孔读经而来的，就是洪宪帝制丑刷的演出。袁世凯垮台以后，被“永定为复辟的祖师”康有为，闪结封建军阀张勋，策动“辫子兵”进京，又演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康有为还叫嚷什么：“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乎？”①人们生着膝盖，竟是专门给老天爷和孔丘下跪的！就在这乌云满布、群魔乱舞的时刻，一九一五年，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初名《青年杂志》)应运而生。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声讨孔家片的运动。这些文章尖锐地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措；主张立君，势必复胖。 ①康有为：《请衡全国祀孔仍行脆拜礼电 807・ ==========第315页========== 事实证明，所谓“孔教会”、“尊孔会”等等，在政治上无一不是复擗党。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五四反封建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它宣判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礼教的统治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对封建旧礼教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他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被尊孔派吹得天花乱坠的孔家店的“仁义道德”，原来就是如此：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所进行的最深刻的批判。鲁迅不仅无情地揭露了摆人肉筵席的黑暗现实，而且决心消灭这排人肉筵席的政治制度。他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锨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正是这种大无畏的批判精神，使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封建文化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把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都卷进去了。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尖锐化，特别是当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参加反封建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便迅速地向不同方向分化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很快就背叛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转ⅷ利用封建文化反对人民革命。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到了一九一九年春上，他就开始大捧孔丘“要想把无道变成有道”，并大骂法家“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①。随着马克思 ①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808・ ==========第316页========== 主义的迅速传播，他又跳出来叫器什么：“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①再往后，胡适就扯起“整理国故”的破旗，蝎力为孔家店的幽灵招魂。他招供：自己当时“批评孔孟”，只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②。也就是说，他投身于反封建文化的统一战线，只是为了替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大开方使之门，以确立帝国主义文化在中国的“盟主”地位。 吴虞等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曾对孔家店进行过比较猛烈的冲击。但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只能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去批判儒家学说。他们用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去攻击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观，用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平等思想去反对封建的等级观念。在他们眼中，坏的就绝对的坏，好的就一切皆好。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不能正确评价秦始皇，不承认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奴隶主复辟的必要性，看不到秦始皇和法家的历史功绩。他们对孔丘的批判也只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认为不打倒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孔家店，资本主义就不能自由发展，而并没有认识到孔丘的反动阶级本性，不背彻底否定孔丘。就是这个吴虞，在五四时期便很欣赏梁启超的“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这句话，说什么“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③，这就为孔家店翻案埋下了伏笔。正因如此，五四以后，这位曾经被捧成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就悄悄地收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颓唐、隐退，抽起鸦片烟来了。 ①胡适：《介绍我自已的赳想》 ②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③ 吴虞：《致陈独秀书》 809・ ==========第317页========== 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同样如此。陈独秀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时，曾经痛斥孔丘“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①，俨然是一位反孔“英雄”。但由于他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五四运动中就极端鄙视人民群众，一边叫喊打倒孔家店，一边却大嚷“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②。以后，随着他对无产阶级的出卖和叛变，很快地由反孔“英雄”沦为尊孔小丑。一九三七年十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这个已经堕落为无产阶级革命叛徒的托陈取消派头目，忽然大唱起尊儒反法的调头，叫嚷要“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并把法家说成“本是儒家的支流”，胡说旧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③，妄图抹煞新旧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以配合日寇利用孔家店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阴谋。 历史证明，真正坚决彻底摧毁孔家店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堡垒的，只有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正如毛主席所概括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对孔家店的批判，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进行的。他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受到极大的鼓舞，勇猛地战斗，响亮地“呐喊”，无所畏惧地去打倒孔家店。这场战斗，成了鲁迅继续革命的伟大 ①东独秀：《宪法与孔教》 ②陈独秀：《克林德碑》 ③陈独秀：《孔子与中国》 810・ ==========第318页========== 起点。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鲁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之后，进一步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彻底地批判了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四 五四以后，资产阶级为孔家店翻案和无产阶级反翻案的斗争始终不断地在进行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拿不出任何象样的东西来对钪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不乞灵于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把五四时期砸烂了的孔家店重加修补，端了出来，以强化他们的法西斯统治，孔丘总是同最顽固最反动的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近代社会，反孔和尊孔思潮的起伏，是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脉搏。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京一建立，蒋介石便效法历代帝王，匆匆地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朝圣”，颂扬孔丘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正如鲁迅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所揭解的：“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这是什么“仁义”？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共产主义是“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应读作反革命围剿）就是行仁”①。请看，在“仁”字底下，流淌着多少革命人民的鲜血啊！怪不得国民党在一九三四年反革命囿剿的高潮中，特别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还把孔丘生：日定为“国定纪念日”。一些封建余孽、买办文人也纷纷出动，说什 ①蒋介石：《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一）》 ・811 ==========第319页========== 么“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必须把孔子贯入人们的血管里才行”。暮液蛙声，嚷成一片。鲁迅当时深刻指出：“现在中国颜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 如果说民国初年的尊孔派是要恢复孔丘和封建皇帝的老关系，如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提倡尊孔读经，却是要孔丘和法西斯头子搭上新关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面吸取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一面窃取法家的招牌赤棵棵地主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鼓吹所谓“新法家”。一九三六年，法西斯派头目陈启天写了一本叫《中国法家概论》的书，说要“酌采法家学说之可适用于今者”，“孕成一新法家之系统理论，以挽救今后中国之危局”。所谓“可适用于今”，就是“可适用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镇压人民革命，以挽救他们的“危局”。按照陈启天的说法，“新法家”就是“国家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要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要成为“军国主义”，而且在文化上要确立“统一思想与统一教育的政策”。妙极了！这个所谓“新法家”，不就是国民党蒋介石“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主义”的反动口号的翻版吗？资产阶级法四斯派逆时代潮流而动，这同春秋战国时代法家要求变革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尊法”呢？且听那个原名戴天仇、改名戴季陶、后又称戴传贤的国民党尊孔派的供认：“古之所谓礼，即今日之所谓法。”①原来，他们所说的“法家”，实际是儒家的化名。苏修有那么个历史学杂志，最近发了一篇论法家的文章，说什么陈启天要“恢复法家的某些观 ①戴季陶：《孝园文稿·礼乐与入生 312・ ==========第320页========== 点”，他们原想侍此指桑骂槐，不料恰好暴露了自己和法西斯吹鼓手同气相求的丑恶嘴脸，真是可鄙而又笑！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继续维持他们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变本加厉地提倡尊孔读经的思想复古运动，鼓吹“欲完成建国大业”，端在“儒家思想之复活”①。还有人抛出了所谓“新理学”，叫喊要“承接”宋明以来的理学，发扬“内圣外王之道”，即运用理学的修养经和儒家的统治术，以“应帝王”，也就是为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效劳。与此同时，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一股尊儒反法的思潮，它是对蒋介石统治还没有完全断绝指望的一种反映。这种情况表明，所谓“儒法研究”，决不是什么“纯学术”问题，而是深刻地反映了政治上不同路线的尖锐斗争。 五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革命跨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重新祭起尊儒反法的旗号，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被中国人民推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疯狂地鼓吹尊孔复古。蒋帮在逃到台湾后搞了个“孔孟学会”，叫嚷要用孔孟之道对中国共产党作全面的思想战、文化战、主义战”②。那个跟着蒋介石滚到海岛上去的胡适博士，在一九五四年作了一个所谓《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的演讲，继续吹嘘孔丘 ①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 ②蒋介石：《对孔孟学会成立大会致词》 ·818· ==========第321页========== “仁”的哲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对法家大放蹶词，攻击商鞅在秦国实行“极权政治”，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毁灭文献”。他还含沙射影地咒骂秦帝国这一个以最可怕的武力打成功的极权国家，不到十五年就倒下去了”。借攻击秦始皇的“极权制度”，以发泄他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仇恨，表现了失败的阶级在绝望中，还想用尊儒反法的陈药来为自己打强心针。 尊儒反法思潮还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都是尊儒反法思潮的吹鼓手。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之类政治骗子，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为大资产阶级的尊儒反法思潮推波助澜。他们吹捧孔丘是“宇宙之伟人”①，孔丘思想“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②；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大罪恶”，胡说谁想“翻案”都是“一·件徒劳无功的工作”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又和海岛上的蒋介石集团心心相印，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尊儒反法思潮的代表者。大叛徒刘少奇风尘仆仆地跑到曲阜“朝圣”，口口声声“孔老夫子伟大”，说什么“人民政府也应该祭祀他”。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读书，不看报，是个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古代文化都一窍不通的野心家、阴谋家，却假充斯文，胡说八道，匍锢在孔老二的脚下，宣扬孔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鼓吹“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他还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豢养的那条丧家的乏走狗、叛徒、卖国贼王明一鼻孔出气，大肆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他们继承地主资产阶级尊儒反法的衣钵，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 ①陈伯达：《原意志》 ②刘少奇谈话，转引自《国青年》一儿五九年第二十三期 ③参见陈伯达：《新人生观的创造一一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 、814· ==========第322页========== 专政，正是为了安图在-个早上猛扑过来，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重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孔丘这个人，无论在生前或死后，他的命运都和没落阶级的复辟活动扭结在一起。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时代，孔丘是奴隶主贵族复辟的政治和思想代表。在资产阶级兴起的过程中，孔丘是地主阶级复辟的旗子。当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孔丘又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象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非得拾出孔丘不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也非得抬出孔丘不可。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党的十大的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三期) ·815 ==========第323页========== 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 陈 今 翻开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次尊孔思潮的泛起，都有它的国际背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筒盟”。在近代这个尊孔合唱团中，一个是尊孔连着崇洋卖国，个是尊孔连着侵华反华。研究近代史上这股反动逆流，有助于我们进·步认清林彪崇洋卖国和苏修新沙皇尊孔反华的狰狞面目。 林彪是当代最大的尊孔派，也是最大的卖国贼。尊孔和卖国的一身而二任，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尊孔和卖国的一身二任，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特产。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了侵略的要，它们首先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宫僚资本，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的附庸，“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他们要维护根基脆弱的反动统治，就必然要用 816・ ==========第324页========== 孔孟之道作为毒害和破坏革命的思想武器，同时需要找洋主子作后台老板。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尊孔与崇洋成了中国近代反动派须臾不离的东西，两者缺一不可。 在近代，曾国藩是把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相结合的鼻祖。他 一面高喊孔老二是“圣之盛也”①，一面叫嚷乞求洋大人是“第一要务”②。怎样把尊孔和崇洋勾通呢？曾国藩叫喊“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③。他的所谓经世济用的“经济之学”，就是“通经致用”，通晓载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致封建买办“借祥兵剿贼”④之用，即用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说得明白些，这个“经”和“用”，就是以孔孟之道的“中学为体”，配合坚船利炮的“西学为用”，叫做“中体西用”。一手拿着孔孟之道的软刀子，一于拿着帝国主义的洋刀子，来对付那时高举反孔旗帜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冲锋陷阵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革命“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曾国藩则极为惊慌，哀叹道：“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⑤，帝国主义的洋枪队攻打太平军，曾国藩便感激涕零地说“有德于我”⑥。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尊孔和崇洋有着共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妙用。 辛亥革命后的复辟派袁世凯也是这样。他一头伸进二千多 ①《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书<学案小识》后》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③《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问学》 ④《曾文正公金集》，奏稿卷三，《议覆借洋兵剿贼片》 ⑤《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讨粤匪檄 ⑥《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治道 817・ ==========第325页========== 年前的孔墓，鼓吹“孔学博大”①；同时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声言对帝国主义“敦塍”是外交政策“唯一之基础”②。他一当上大总统，就迫不及待地为被革命人民冲击了的孔老二恢复名誉，要全国各地举行祀孔典礼，要在全国中小学中恢复读经。袁世凯这个大军阀提倡尊孔读经，目的是要把孔老二当作敲开复辩之门的砖头。他率领百官祭孔以后，回身就跪在洋大人脚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说明，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复辟称帝，单有孔老二作精神保镖，皇帝仍出不了场，还必须有帝国主义的实力支持。但反动派要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不预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代价，也是不可能的。在袁世凯身上表现出来的尊孔、复辟和卖国的三位一体，证明尊孔与媚洋是反动派搞复辟的两件法宝。 还有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蒋介石也是这样。他 一面吹捧孔老二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③，把尊孔读经当作“为政的基本要道”④；一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⑤，实际是勾结帝国主义进行反共反革命的卖国政策。他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五次反革命“围剿”，三次反共高潮，抢夺抗日胜利果实，发动侵犯解放区的内战，都是在四书五经的“基本要道”指导下进行的。他从北伐战争时期通过大买办虞洽卿牵线，暗中与帝国主义勾结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期断送大半个中国，到解放战争时期公开利用帝国主义的金元和大炮，屠杀中国北产 ①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文》 ②袁世凯：《答外交团颂词》 ③)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布告》，1928年6月 ④蒋介石：《推进县政与政治建设》，1936年3月13日 ⑤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1931年11月30日 ·818· ==========第326页========== 党和中国人民，都是“攘外安内”的产物。直到今天，在台湾省苟延残喘的蒋介石反动派，奉行的还是这条尊孔卖国的路线。正如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的：“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设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用什么作为卖国、反共的精神武器呢？就是尊孔。在蒋介石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尊孔、反共与卖国的三位一体。一方面尊孔读经，一方面崇洋卖国；既是孔老二的信徒，又是洋大人的叭儿狗。这就是中国近代反动派的典型特征。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证明了尊孔读经必然走向投降卖国的道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完全腐朽的社会势力。不尊孔他们自身就失去了凭借，不崇洋他们就没有依傍，所以尊孔和崇洋成了他们的命根子。毛主席在揭露蒋介石等人奉行卖国政策的阶级根源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撒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当问题涉及到阶级利益的时候，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就愿意同外国主子勾搭，背叛民族，出卖祖国，这是他们制订阶级政策的规律。清末反动统治者提出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政策，就是一小最民族败类不惜拿“国耻”换取私利的典型语言。从曾国藩到蒋介石的一串卖国贼，哪 一个不把这条卖国政策奉为金科玉律呢？ 那末又为什么卖国必尊孔呢？因为孔孟之道可以作为一块 ・819・ ==========第327页========== 粉饰卖国罪行的遮羞布。事实上，近代的反动派无不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卖国的理论根据。曾国藩搬出孔老二的“忠信笃敬”①，从中引出了对洋主子忠顺厚道的卖国主义理论；李鸿章搬出孔家店的“礼之用，和为贵”，作了适合于卖国政策的解释，作为对帝国主义侵略避战“求和”的理论根据；袁世凯说什么“孔子喜言大同”，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同帝国主义“大同”起来，“几无国界可言”②；蒋介石根据孔老二的“春秋大义”，制订出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汪精卫引证孔老二“去兵”的说教，鼓吹“和平可以救国”③。明明是卖国，倒可以说成“救国”，孔学大有用矣！老卖国贼这一套卖国理论被新卖国贼林彪全盘继承下来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就是赤裸棵地打出尊孔、反法、卖国的黑旗，梦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引用孔孟之道，作为自己妄图在苏修新沙皇的“核保护伞”下称儿皇帝的理论根据。鲁迅早就指出，从孔孟之道里是能够直接引出投降有理、卖国有理的结论来的。他在揭露投降卖国的孔孟之徒时，说这帮家伙“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巾国民族的心’”。(《花边文学·算账)请看：当年的“洪宪皇帝”袁世凯、独夫民贼蒋介石向帝国主义“俯首”，今天的卖国贼林彪向社会帝国主义“俯首”，不是表现出同样的政治思想特征吗？ 尊孔和崇洋的一身二任，决不仅是中国反动派的单相思，它 ①《曾文正公全集》，书牍，《覆李少荃》 ②袁世凯：《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苦》 ③汪精卫：《纪念孔子的意义》，1940年8月27日 820・ ==========第328页========== 还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卖国贼尊孔，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国主义尊孔，得到了卖国贼的拥护。一个是尊孔卖国，一个是尊孔侵华，中外反动派的里应外合是通过孔老 二这具亡灵作媒牵线的。 帝国主义来到中国后，逐步找到“以华制华”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手段，即在政治上扶植反动势力，在思想上吹捧孔老二。因此，孔老二这尊被历代权势者们吹捧起来的反革命精神偶像，在中国近代更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吹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号称“国外布道英雄”①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把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旧学”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新学”，比作侵华战车上的两只轮子，说独轮之车固然可以行走，若改以双轮，就可既“稳”且“速”②，畅行无阻了。这就是侵华需要尊孔的奥妙。因此，他们不再把孔老二看作“上帝”的外道，而尊之为可同耶稣基督媲美的天使。再往后，镇压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八国联军在致清政府的联合照会中，竟然指责中国“殊悖万国之法，并与仁义教化之道，均相抵悟”③，俨然以保卫孔孟之道目命。说起来孔孟也真走运，地位可同“万国公法”并列了。辛亥革命后，外国侵略者的尊孔更甚于前。一九一二年来到中国的沙俄伯爵盖沙令，教训中国反动派说：“孔教者独一无二之根本也”，只有阐发“孔教”，才不至于“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④。这是何等露骨地表明了孔老二可以起到遏制革命力量的灭火机作用。这个盖沙令，在 ①《李提摩太传》封面用语，上海广学会出版 ②)李提摩太：《新政策》 ③《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卷，第132页 ④盖沙令：《论中国之新命系于孔教《孔教会杂志》第一号 ·821· ==========第329页========== 离开东亚前往美国的旅途上还埋怨老牌传教士说：“没有注意到孔子的优点”①。在他看来，如果充分“注意到孔子的优点”，中国不至有那样多的革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李佳白的美国传教土，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出谋献策说：“今欲改良政治，必须尊重孔教”。他还宣称“孔圣于二千年前已为后世政治界立永久至善之信条”，把孔学抬到了“人类共通之原理”②的吓人高度。 帝国主义侵华好汉们对孔学的妙用，随着侵华的步步深入，也越来越高超了。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宰割中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皇威廉二世竟说：“中国有中国之文化，务当保存。德国学校，应增入孔教。”③说来真妙，祥“儒”主张在外国学校中“增入孔教”，袁世凯同时鼓吹在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中外反动派都唯恐孔教断了香火，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列宁在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侵华的强盗行径时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个反动联盟的精神纽带，就是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尊孔。一个是尊孔和卖国相结合，-…个是尊孔和侵华相结合，在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这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外反动派联合尊孔的罪恶目的，是要使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沦为亡国奴。三十年代大资产阶级尊孔和崇洋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 ①盖沙令：《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英译本，一九二五年纽约版 ②李佳白：《孔教之窥见…斑》 ③《历代尊孔心记孔教外论合刻为：《记德国名汉学家卫理贤博士 822・ ==========第330页========== 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地区，他们一手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宣称为“王道乐土”。在那里，大造孔庙，学校读经，祀孔有歌，“日化”和“圣化”结为一体。这种“圣化”随着“日化”扩大，正如伪晋北政府的《晋北之歌》唱的那样：“尊孔孟，睦善邻，重仁义，尚和平”，活现出了一个直接统治中国国土的外国孔丘。当时有些民族败类把帝国主义这类侵华尊孔的丑戏，竟说成为“儒者之泽深且远”（转引自鲁迅《儒术》，见《且介亭杂文）。这个“深且远”倒是说明了，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对两千多年后的中外反动派都很有用处。 事实正是这样。最近在世界的某些阴暗角落里，就演出了 一幕幕的尊孔闹剧。其中，演得最卖力的，当数苏修新沙皇。人们不禁要问：堂堂“超级大国”的头子，为什么要拜倒在二千多年前的干瘪老头孔老二脚下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恐怕还是鲁迅早就指明了的：“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 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H!”(《老调子已经咀完)苏修 新沙皇一直支持刘少奇、林彪这类现代中国的孔家店门徒搞资本主义复擗，其罪恶目的还是沿着老沙皇走过的老路子，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为他们的一块殖民地！ 一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史的对立面的，是中外反动派尊孔侵华史和尊孔卖国史。尊孔侵华和尊孔卖国，是中外反动派的绝妙双簧：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国内外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苹命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反复地批判了阻碍国革命前 ·828· ==========第331页========== 进的孔孟之道，批判了尊孔派。这种批判，成为历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柑对立，配合国主义的尊孔侵华搞尊孔卖国，则成了川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个重要特点。钻进党内最早的尊孔派陈独秀，在大肄鼓吹孔孟之道的同时，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分子打得火热，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王明对孔老二高呼“堂堂夫子”，最后卖国改姓，成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宠犬。刘少奇一手导演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尊孔丑刷，一手炮制了“三和一少”的卖国投降外交路线。林彪更是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的典型代表。他一方面从孔孟之道中拾破烂，俦造复辟倒退的理论武器，一方面义寻求苏修作为他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靠山。林彪反党集团搞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是他们卖国投敌的自白书。他打算象当年袁世凯拿“二十一条”换取皇冠一样，妄图借苏修新沙皇来“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这就有力证明，林彪既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又是苏修新沙皇的可靠走狗。从陈独秀到林彪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们，都鼓吹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正好说明他们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反共反华反人民的共同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又同外国反动派结成了反革命的“神圣同盟”。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林彪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的罪恶活动，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深刻粉露和有力批判。这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妄图借助尊孔卖国派在中国搞颠覆，是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只要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尊孔卖国派就不会绝迹。因此，尊孔崇洋与反尊孔崇洋的斗争，还要在中国长期地继续下去。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对于外国的文化，出代的文化，我们 ·824 ==========第332页========== 都必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态度，不能肯定一切或否定 一切。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崇洋，就是“全盘西化”，它抹煞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把-切都说成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好。 当年主持洋务活动的李鸿章，就是由崇洋走向卖国的黑标本。他曾经无耻地宣称己“喜谈洋务乃圣之时”①，的确，洋务也颇行时了一阵子。媚洋能手李鸿章，不仅在政治上“联各国之好”②，在军事上购买洋枪洋炮，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个乞讨外国资本的叫化子。设备、原料、技术统统靠帝国主义祥大人“恩赐”，办工厂还得雇洋专家主持。总之，一切都“洋”化了。这个家伙最后出海从洋，一头扎进老沙皇的怀抱，成了老沙皇在中国的超级走狗。国内外的事实都证明，一个国家如果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政治上也是不能自主的。苏修搞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向我们提供了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这个全力建立殖民大帝国的新沙皇，通过什么“经互会”、不等价交换、高利贷款、专家控制等等手段，死死掌握了“大家庭”成员国的经济命脉，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原料基地、销售市场和附属加工厂。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不过是新沙皇进行弱肉强食，控制、掠夺、剥削“大家庭”成员国的圈套。刘少奇、林彪之流推行的洋 ①李鸿章：《复刘仲良中水》。《僚函稿》卷十 ②李鸿章：《上曾相。《朋僚函稿》卷一 825・ ==========第333页========== 奴哲学，实际上也是要把中国的一切都交给“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大老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所创造的人间奇迹，是对洋奴哲学的有力批判，也充分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今后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决反对洋奴哲学，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看到了尊孔和复擗的联系，逐步看到了尊孔和卖国的联系。因而也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复辟必尊孔，反复辟必反孔；卖国必尊孔，爱国必反孔；侵华反共必尊孔，反帝反修必反孔。今天，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国人民，正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英勇奋斗。中国人民…定会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让尊孔、卖国、侵华的中外反动派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发抖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826◆ ==========第334页========== 《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 金冲及 严复泽述的《天演论》（英国赫胥黎著，原名《进化与伦理》），是一部经过他加工和改造了的译作。它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这部著作的发表，震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影响了当时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 薄薄一本小册子，为什么会在当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新学和旧学、反孔和尊孔这两种思潮的斗争。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着思想界的一直是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英雄们，在猛烈打击封建统治秩序的同时，严厉地斥责“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提出了朴素的农民平等思想。但是，这个革命不幸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被扼杀在血泊中了。 随着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然狂的反攻倒算，在思想界 ·827+ ==========第335页========== 泛滥起一股“尊孔读经”的反动逆流。太平天国的革命首都一天京一陷落，曾国藩这个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立刻抛出了一篇《江宁府学记》，叫嚣“无礼无学，贼民斯兴”。他竭力提得尊孔读经，强调只有实行“隆礼”，才能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从根本上“辟异端”。 这时的孔学，除了旧主子外，还找到了一个新主子，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帝国主义分子李提摩太就竭力鼓吹孔孟之道，他在《新政策》中胡说什么：中国最重五常，而以“仁”为首，和西方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同出一源。西方殖民侵略者妄想用孔学这剂鸦片烟来继续麻醉中国人民，以确保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在中国的长治久安。 在这种情况下，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中，尽管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思想界的变化却十分缓慢。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思想界仍然占着正统的地位。谁要是离开它一步，就会被指责成是“非圣无法”、“离经叛道”，甚至被斥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而对当时的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除了这些被奉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孔孟之道以外，实在也不知道天地间还有什么别的学问。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自已青年时期的状况说：“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这正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写照。 就在这个时候，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露了头。它的代表人物一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提出了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一点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一触到儒家思想这个庞然大物，其软弱性、怯懦性就立 ·328· ==========第336页========== 刻暴露无遗了。王韬曾经大声疾呼地要求“变法自强”，而一·谈到“道”、“本”这些问题，就急忙表白：“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①郑观应在当时曾勇敢地提出了“设议院”的资产阶级政治要求。但一谈到“道”、“本”，他的勇气也就立刻丧失了，含含糊糊地说什么：中学是本，西学是未；中学为主，西学为辅②。 时代已经变了，但人们并不是一下都能深刻地认识这种变化，使自己的思想得到相应的变化。无论是王韬或郑观应，都对孔丘这尊偶像怀着敬畏的心情。他们与前人的不同，只不过是将磕头换成了鞠躬。这种情况，恰正证明“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激烈的斗争，不对孔学进行有力的批判，旧的传统思想是决不会自行后退一步的。 二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标榜“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破了产。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从痛苦寻找新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出现了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它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康有为，另一个就是严复。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他大声疾呼地鼓吹“救亡”，提出“统筹全局”的资产阶级政治主张，把维新变法从原来少数 ① 《践园文录外编·变法上 ③《盛世危言·西学》 ·829· ==========第337页========== 人著书立说的狭窄圈子里冲破出来，发展成为…个具有相当社会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是严复所不及的地方。但是，他同严复比较起来，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了解是肤浅的，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也比较深。他把自己的变法思想说成是孔丘的久被湮没的“微言大义”。他的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的进化观，使用的也是汉代儒家经今文学家所谓张三世”的说法。康有为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经今文学来对抗经古文学，拿孔丘来对抗孔学，活脱脱地表现了他是一个跪着造反的软骨虫。他这种反程朱不反孔孟的态度，实际上是在用一双半放大的小脚走路，扭扭捏捏，羞羞答答，不可能使人们从根本上对传统儒家思想产生怀疑，从而由儒家思想的严重束缚下摆脱出来。 严复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大胜过了康有为。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把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主义旧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不要再循老路走了，必须改弦更张，另走新路。他反对孔学即所谓旧学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一传来，他在天津的《直报》上先后发表了四篇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他痛切陈词，鼓吹“救亡”，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政治，抨击孔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他说：“民智者，富强之原”，而“欲开民智，非进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他把孔学即所谓旧学同新学作了一系列的对比，指出：前者亲亲，后者尚贤；前者尊主，后者隆民；前者夸多识，后者尊新知；前者委天数，后者恃人力。他不顾“非圣无法”的压力，尖锐地写道：“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 严复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 ·880· ==========第338页========== 人物。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即所谓新学的称颂，固然包含着许多错误；但由于他把新学同旧学即孔学鲜明地对立起来，毫不含糊地要求人们革故更新，批判孔学，另走新路，这对当时许多人来说，确有发聋震聩之感，耳目为之一新。 紧接着，严复在第二年就泽出了《天演论》，在《国闻汇编》(旬刊)上陆续发表，第一次把西方资产阶级的重要学术论著直接介绍到中国来。 《天演论》的发表，替当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在世界观上提供了·种与孔学这种传统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新观点，对人们当时迫切关心的现实政治间题作出了与过去不同的新呵答。 《天演论》一开始就引导人们去深思：我们眼前的世界在几于年前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成今天的？支配这种变化的力量是什么？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了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天演论》却以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丰富材料，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充满着矛盾变化的物质世界的图景：世界万物都充满着蓬勃的生气，彼此间进行着异常剧烈的斗争。“数亩之内，战事炽然”。世界就是在这种激烈斗争中不断开辟着自己前进的道路。整个宇宙间充满“不可穷诘之变动”。“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这些平淡无奇的话，对当时许多人来说，犹如当头棒喝，大大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拓宽了他们的思路。 《天演论》把“物竞天择”看成是支配世界的法则。它认为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凡是同它周围的客观环境相适应的，就生存，就发展；反过来，凡是同它周围的客观环境不相适应的，就衰败，就灭亡。严复在按语中直截了当指出：“自达尔文出，知人为 ·881… ==========第339页========== 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超自然的“造物主”即天老爷的存在。 究竟是人定胜天，还是天定胜人？这在当时直接涉及到要不要变革封建统治、变革能不能成功的问题。严译《天演论》在当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人胜天”的回答。它强调关键在于发挥“人治”的作用，“与天争胜”，也就是强调了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变革是完全有可能会实现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思想。我们必须看到，严复之所以要鼓吹“人胜天”的思想，有着深刻的政治上的原因。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不甘心中国长期处下听任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地位，迫切地要求救亡图存，奋发图强。严译《天演论》在卷终结语中就语重心长地点出：生当今日，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这就是严复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时刻翻译发表《天演论》的原因所在，也就是《天演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所在。 考察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还必须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关于儒法论争这一思想背景上来看，才能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春秋战国时代的儒法论争，是奴隶主要求复擗和封建主要求变革这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在中国近代社会，各个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场儒法论争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封建阶级尊孔，而资产阶级则反孔。但是，资产阶级中也决不是清一色。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对待儒法论争的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同-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营垒内，也各由于出身、教养和所联系的阶层的不同， ·882· ==========第340页========== 而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康有为、谭刷同的反程朱不反孔孟，决定了他们对于法家抱歧视的态度。康有为主张从荀子退回到孟子，谭嗣同斥秦政为“大盗”、斥荀学为“乡愿”。严复则与他们不同。他反孔的态度比较坚决，敢于大胆肯定以荀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的“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指的就是荀子。《天演论》中鼓吹的“人胜天”的思想，同荀子“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正相一致。严复在《原强》中鼓吹“群学”的时候，还特地标明：“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对待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态度上，严复要比康有为、谭嗣同坚决得多。正因如此，《天演论》在它发表后的十年间，在思想界留下了巨大的影响。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在回忆自己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情景时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朝花夕拾·锁记)。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三 但是，严复毕竟是一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论在改治上或思想上都有着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天演论》所宣传的进化思想，归根到底，是庸俗进化论的思想。它只承认量变，而忽视质变；只主张渐变，不愿承认有剧烈的变革。在认识论方面，《天演论》在后半部中宣扬了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说什么“意物之际，常隔一尘”。结果，只有意识才是可知的，而物质却被认为是不可知的。（“故此一生，纯为意境。”)这就完全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888· ==========第341页========== 当问题涉及社会政治领域的时候，《天演论》更是完全陷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了。它开出的治疗社会的药方是“合群”二字。严复主张使整个社会象一个家族一样“相为生养保持”。而它的实行方法，就是从教育着手：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这种“合群”说是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说的翻版。它的实质，就是鼓吹社会内部各个阶级之间的合作，抹煞和取消阶级斗争。它适应了当时和封建统治阶级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儒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希望能够“争于外”，救亡图存；但在社会内部，又害怕阶级斗争，力求消弭这种斗争，鼓吹“盖惟泯其争于内，而后有以为强，而胜其争于外也”。这种理论，在传统的儒家思想还长期牢牢束缚着人们头脑的时候，在强调救亡图存这一点上，曾经从某些侧面对人们摆脱孔学的束缚起过暂时的微弱的作用，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过程中的一级阶梯。可是，当人们要求向前迈进一步，冲破改良主义思想的藩篱，实行比较激进的变革的时候，这种“合群”说的反动本质也就马上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某些进步作用的人物，如果不能适应历史的潮流，努力解剖自己和改造自己，就必然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严复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顾不流血的变法却以流血的政变而告终的事实，继续坚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从而使自己成了革命前进道路上的 一块绊脚石。 一九○二年，他在《外交报》上发表了《论教育书》，强调只有“教育”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把“民权”、“革命”等都看作“骄嚣器之风”，是“吾国前途之害”。显然，在他这时的心目中，已经把 884 ==========第342页========== 革命看成是主要敌人了。 第二年，他又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他在《群学肄言序》中，指责革命派只是“盲进以为破坏之事”，而不能从事建设。以后，他又在《与熊纯如书札》中供认：“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蜂起者稍为恃重。”你看，他不但没有随着历史前进，反倒是后悔起自己翻译《天演论》所起过的那点积极作用来了。往后，也就是他跪倒在孔丘面前杆悔自己当年反孔罪过的时候了。 辛亥革命后，严复在政治上进·步堕落成为一个顽固的封建复辟分子，厚颜无耻地当上了向袁世凯劝进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并且领头充当所谓“孔教公会”的发起人，迅速地从反儒尊法倒退到“尊孔读经”的反动立场上去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更是如临末日，惊恐欲绝，竟在临终遗嘱中写道：“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严复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中死去，凄凉地结束了他的一生。而他的政治生命，则早在戊戌变法失败时就已经结束了。他以反孔开始，以尊孔告终。这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到来是必不可避免的。严复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级。他是从地主阶级中蜕变过来的那部分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当他面临着封建势力的压迫而竭力要求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实行变革的时候，严复是反孔的战士。随着革命的日益深入，这个阶级也就日趋反动。而当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严复作为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彻底堕落到乞灵门自已原先反对的孔圣人，来用以对抗无产阶级的革命进程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 ・885・ ==========第343页========== 中谈到五四以前的资产阶级“新学”时曾深刻地指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这就是对严复及其《天演论》的历史结论。 “俱住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同传统的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彻底批判孔学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三期) ·886· ==========第344页========== 从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 一从章太炎思想的演变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沈 濮 近代中国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在这场大变动中，中国资产阶级在短短几十年内，走完了西方资产阶级在几百年间完成的从兴起到衰落的历程。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代表，他的从尊法反儒转向尊孔读经的一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从进步转向倒退的一个缩影。从他思想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儒法斗争的实质及这场斗争与整个阶级斗争的关系。 章太炎的尊法反儒思想，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章太炎（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年），原名炳麟，浙江余杭人， 太炎是他参加革命后所起的号。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学习封建旧文化。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他毅然走出书斋，先后担任了《时 887・ ==========第345页========== 务报》、《昌言报》的主笔或编辑，为维新变法大城大叫。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要分为左、、右。维新派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在《时务报》馆中，就展开了一场究竟是尊孔还是反孔的激烈争论。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是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地主买办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要求变法维新，但不敢同封建顽固势力彻底决裂，又害怕人民越出他们所指定的轨道，就选择了“托古政制”的道路。康有为一伙打着孔丘旗号，想利用孔丘的权威去抵制封建顽固势力，“秩序井然”地自上而下实行变革。正如康有为自己所供认的：“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① 章太炎与康有为一伙不同。他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和清王朝以及封建顽固势力的联系也比较少。他早在站经精舍读书的时候，眼看着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就已急切地盼望着变革，“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②甲午战争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从中寻求“学理”。因此，他不同意神化孔丘，不赞成建立孔教，直言不讳地把这些做法斥为“狂悖恣肆，造言不经”③。 在《时务报》馆内部发生的这场争论，看起来是学术上的两种学派之争，实质上反映了思想上政治上两条不同路线的冲突。它预示着日后将有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攻良派斗争风暴的来 ①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②《蓟汉微言》 ③《与谭献书》 ·838* ==========第346页========== 临。康有为的徒子徒孙们对章太炎非常不满，扬言要痛楼章太炎。口头不行，想动拳头，这正说明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无能和虚安。章太炎无法和他们开展正常的辩论，只得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 章太炎在离开《时务报》馆后，经受了一场更大的风浪考验。 一八九八年，洋务派头目、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了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劝学篇》，鼓吹儒家的三纲五常是“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当时，章太炎恰正接受了张之洞的邀请，来武昌筹备办《正学报》。章太炎针对《劝学篇》中对“忠君”的鼓吹，指出：首先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然后才谈得到“憔悴事君”。既然清王朝二百多年来，一贯“视民如摊兔”，那末，要人民讲忠爱，那就只有等到“革命以后”①。张之洞一秋听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议论，气得儿乎连辫子都要翘起来了。他们派人把章太炎捆起来毒打了一顿，扣留了他的行李，把他赶出了武昌。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毒打没有吓倒章太炎，他针对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书对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攻击，写下了《商鞅》一文，愤慨地指出：“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凡非议法家者，自谓近于维新，而实八百年来帖括之见也。” 年青的章太炎，就这样以尊法反儒斗士的姿态开始了他的政治道路。由于当时他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藕断丝连，思想上的反儒也还是很不彻底的。他在《客帝》《分镇》这两篇文章中，提议让清朝皇帝退位去作…名地方官，而以孔子为名义上 ①《艾如张董逃歌序) 889・ ==========第347页========== 的皇帝，以便放手让全国各地实行维新变法。 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日益严重。特别是沙俄帝国主义的魔爪深深伸进了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广大地域，“神州之命，制于朔方。倨牙朝磨，夕饫于肠。”①实践证明：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在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内部加速分化。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继续顽固地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广大中下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纷纷走上了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革命道路。章太炎也正是在这时彻底与改良派决裂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新耶复旧耶，等此一邱貉。”②这就是他对康有为这些“新党”人物所作的批判。他痛感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不然的话，中国将会永远沦为“欧美之陪隶”③。 阶级斗争的现实教育了章太炎，使他的尊法反儒思想发生了一次飞跃。他认识到在《客帝》等文中所提出的主张，实质上是“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④。这就是说，如果放弃革命而崇奉孔丘，就是作了为统治者摆人肉筵席的帮凶、他对自己作了公开的自我批判，指出尊奉孔丘是“饰荷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⑤。 二 一九○一至一九○五年，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崛起 ① 《祭维新六贤文》 ②《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 ③⑤《客帝匡谬》 ④《訄书》批改本手稿 840・ ==========第348页========== 的时期，也是中国各个阶级及不同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斗争特别激烈的年代。反革命顽固派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利用孔子的忠孝仁爱一类说教麻痹人民，阻止人们走向革命的道路；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尊孔保皇，“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①。资产阶级革命派刚登上政治舞台，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信心，高高地举起了尊法反儒的旗帜。在如火如茶的战斗岁月里，章太炎投身于革命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成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名旗手。他在一九○一年所写的《秦献记》和在差不多期间写成的《秦政记》，就是两篇尊法反儒的杰作。章太炎盛赞秦始皇，指出：他“诛灭名族，不使并兼”，沉重打击了奴隶主篆强势力；他取消了奴隶制的分封制，身为帝王，“而子弟为庶人”；他信守法家的用人原则，“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他以身作则地遵守法令，“不妄诛一吏”。章太炎认为，如果秦始皇长寿或后继得人的话，“虽四三皇、 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还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指出：“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他引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说明焚书是秦王朝自商鞅以来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儒家“滑稽便辞而不可轨法”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章太炎驳斥了历代反动派把秦的灭亡归因于坚持法治的谬论，指出秦王朝灭亡是因为“六国公族，散处闾巷之间”，念念不忘“复其宗庙”，而秦二世胡亥又不成器。因此，秦“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这两篇史论，旗帜鲜明，是自从西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的发言和唐人柳宗元《封建论》以后，勇敢地为秦始皇和法家辩护的又两篇好文章。它们的出现，反映了章太炎本人和他所代表的资产阶 ①孙中山：《革命原起》 ·841· ==========第349页========== 级当时是生气勃勃的。 《扈书》，是章太炎这一时期所写的一部主要著作。这部书初版于一九○○年，带有相当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但在·一九○ 二年，他的思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对《扈书》作了很大补充和修改，于一九○四年出了新版。这部著作，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上，对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作了总结。在《订孔》篇中，他借用一个日本学者的话指出：孔丘实是中国的“祸本”，中国二千年来“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在了孔氏”。他认为，孔丘没有多少学问，《论语》也并不高明。孔丘和他的末世信徒是 一丘之貉，就象双手沾满农民鲜血的王守仁、曾国藩等刽子手一样，是凭借着反革命政治势力才把自己的地位拾高起来的。他在《学变》、《学蛊》、《王学》、《清儒》等文中，进一步对从董仲舒到宋明理学的儒家代表人物和思潮，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对坚持法家路线的许多代表人物，则给予表彩和肯定。他对于王充敢于怀疑和批判孔老二，给予很高的评价。 一九○三年，章太炎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康有为鼓吹孔孟之道、反对革命的种种谬论。这篇战斗檄文直斥光绪皇帝载湉是“未辨菽麦”的“小丑”，揭露载恬借支持维新变法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的卖国主义本质，强调“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文章还鲜明地肯定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并据此驳斥了康有为诬蔑中国“民智未开、不能革命”的谬论，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裕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污兼备之良药矣。”这篇文章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尊孔的反动日的，指 ・842・ ==========第350页========== 出清朝统治者“尊事孔子，奉行儒术”，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这在当时是相当深刻的见解。 章太炎的尊法反儒言论，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精神，吓坏了那些新、老尊孔论者。他们气急败坏地声称要将《扈书》焚毁，使之永绝于天地之间。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书店被吓得不敢出售《框书》。清朝政府还一手制造了《苏报》案，勾结帝国主义把章太炎抓进了粗界的监狱。但是，这只能是心劳日拙，革命思想的传播岂是牢房和囚笼所能阻遏得了的！ 三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革命愈拘纵深发展，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愈加激烈、愈加深刻。 一九○六年四月，清朝政府发布上谕，强调以“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规定经学为全国学堂的必修科目，学生每天都得唱歌礼赞孔丘，如逢孔丘诞日，必须致祭作乐。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卖力地鼓吹“尊孔”。康有为陆续写了《孟子微》、《论语注》、《中庸注》等书，将儒教的封建理论与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加以粘合，号称是“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①。这实质上是让孔老二借户还魂，替古老的封建僵尸穿上时髦的资产阶级新装。一九○六年六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到日本，在东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对孔丘和儒家学说作了进一步的批判。当时，康有为把孔丘说成个为百世制法的维新派首领，梁启超吹嘘孔丘是一个“最恶贵族政治”和“摧灭贵族政治”之功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848・ ==========第351页========== “最伟”的伟人。章太炎对他们的论调一一作了驳斥。他指出，孔丘生在“贵族用事的时代”，根本“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孔丘所向往的，只不过是“依人作嫁”，成为“帝师王佐”，削尖脑袋挤进贵族的行列①。至于《春秋》，无非是一本最早的编年史，论其观点，“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根本不是什么垂之百世的“宪章”。汉代以来，宫号、郡县、刑罚制度，都“本之秦氏”，要说为后世制法者，应当说是李斯，而“非孔子甚明”②。 章太炎还用许多生动的事实，揭露了孔丘“湛心荣利”、“哗众取宠”、“诈伪”、“忌刻”的丑恶面目。他引王充《论衡》的记载指出，少正卯在鲁国讲学时，孔门学生都到他那儿去听讲，孔丘做了鲁国司寇后便立即把少正卯杀掉。孔丘甚至还想暗杀了解他底细的老师老聃，吓得老聃赶忙远逃，可见其心术的险恶。章太炎还引了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评论孔丘的一段名言：“鲁国之巧伪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认为这段话刻画出了孔丘真面目。章太炎还以鲜明的革命态度批判了孔丘的“中庸”哲学，指出所谓“中庸”，就是“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的政治投机术。他尖锐地指出，孔丘本人就是一个“便辞利口，覆邦乱家”的政治骗子；而“今日所谓名臣大儒”，也都是“以富贵利禄为心”的政治投机分子③。 人的思想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正是在资产阶 ①《演说录》 ②《原经》 ③《论诸子学》 844 ==========第352页========== 级革命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章太炎对孔丘和儒家的批判，在思想 深度上，远远超过了王充和李贽。一九O八年，当德帝国主义加 紧掠夺山东路矿利权时，与山东人民的奋起反抗恰正相反，孔门后裔竞用军乐吹吹打打把德皇威廉二世的画像迎进了“衍圣公府”。这一事实生动地教育了章太炎及当时的人们，使他们认识了反帝必须反孔这个真理。章太炎愤怒地揭露了“衍圣公”的卖国嘴脸，号召人们“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浴血奋战，宁死不屈①。 近代中国这场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的思想论战，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舆论准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论战中，议论的是古人，为的却是现实。既然孔丘这个千百年来统治着人们思想的庞然大物可以打倒，那么，清皇帝这个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统治者又为什么不可以推翻呢？这就是当时章太炎同尊儒反法思潮斗争的政治意义。 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这场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军阀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果实，建立了地主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这个大军阀头子为了在中国达到复辟帝制的目的，抬出孔丘这个复辟的祖师作敲门砖，掀起了一股尊儒反法的逆流。在这股复辟逆流中，举大旗的是原资产阶级改良派头子康有为。他如丧考妣地大骂辛亥革命使“数千年文明之中华，一旦沦胥，至为 ①《中国之川喜多大尉袁树勋》 ・345 ==========第353页========== 无教之国”①，叫嚷必须继续崇泰孔流之道，并将孔教列入宪法，定为国教。有趣的是外国帝国主义也在这时候格外卖力地吹捧起孔老二来了。复辟派到处建立孔教会，帝国主义分子则为孔教会摇旗呐喊，说儒家学说是中国的国宝，鼓吹中国人民应当继续顶礼膜拜。正是在这样一片鼓噪声中，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使章太炎从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迷梦中惊醒过来。章太炎面临着复辟帝制的反动逆流，于 一九一三年秋冒着生命危险赶到北京，“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章太炎在当时是有名的革命思想家。袁世凯碍于舆论，对他杀又不是，放又不是，就软禁了他，派宪兵对他严密监视，不准他外出，不准他议论时政。就在这年冬天，章太炎在住宅中开办国学会，讲授史学、文学、文字学和诸子学，并陆续写了《驳建立孔教议》等文章，不顾敌人的囚禁和威吓，痛斥提倡孔教会者为“怪妄”。他指出，董仲舒神化孔丘、独尊儒术，结果是败坏了汉朝政治，“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②。在国学会讲课中，他再次强调指出：“大抵孔子乃春秋时-·政客，其七十子之徒，不过其政党中之党员耳。”③他还在国学会门口贴了一张通告，声明国学会与孔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④。他还辛辣地嘲讽了袁世凯带头演出的祭天、祭孔 ①《孔教会序》 ② 《驳建立孔教议》 ③ 金毓级：《园学会听讲出记 ④顺颉刚：《古史辨自序》 ・848・ ==========第354页========== 丑剧。章太炎指出，古代统治者用祭天、祭孔·类办法显示冉己秉承天命的威严，欺骗和压迫“群黎百姓”；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再想骗人，办不到了。这样做，只不过“徒可自欺”而已①。事实证明，辛亥革命后展开的这场儒法论争，实质上是…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章太炎同当时思想界出现的这股尊儒反法逆流的斗争，直接配合着当时正在高涨中的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政治搏斗，在一定程度上替倒袁运动进行了舆论准备。袁世凯在当时虽然是个庞然大物，气势汹汹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垮台了。后来张勋搞复辟，也只有十二天，就作鸟兽散。复辟梦总是做不长的。 五 章太炎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他的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不可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孔丘和儒法斗争作出阶级分析。他在批判孔丘时，常常不加分析地推崇孔丘在编写历史、整理文献、从事教育等方面的“贡献”。他不懂得，孔丘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这个根本目的。也正是由于阶级的局限，章太炎即使在跟袁世凯作斗争的时候，也已经不象辛亥革命前那样旗帜鲜明了。从《扈书》的修订并改名为《检论》，就明显地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倒退。在《检论》中，尽管他对柳下跖仍然抱着歌颂的心情，但却删掉了原有的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并对曾国藩这些反动道学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他在寻 ①《礼隆杀论》 ·847, ==========第355页========== 找中国的出路，但又找不到出路，陷于在歧路上彷徨、徘徊而不能自拔的境地。中国民族资产级的软弱性，革命的不彻底性，在他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来。 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联合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一筹莫展。五四运动一声眷雷，宣告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从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们虽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充当革命的同盟者，但历史的进程注定了这个阶级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章太炎作为这个软弱的阶级的一个政治代表，在这时也就逐渐脱离了革命的实践，退回到宁静的书斋中去向故纸堆讨生活。他的晚年，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位在青年时筷曾经痛骂光绪皇帝是“载湉小丑”的叛逆者，现在却说什么：“民国但有长属，不称君臣，然上下之序一也。作乱犯上可为乎？”①他参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以“尊孔读经”为中心的复古主义逆流。他跟着反动派-一起鼓吹“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救国之道，舍读经而末由”②，背叛了他光荣的战斗历史，投向先前的敌人营垒中去了。 但是，章太炎毕竟是章太炎，他直到去世也还是一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对蒋介石为头子的买办阶级的卖国政策，是至死都表示反对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愤 ① 《莉汉昌言》 ②《论读经有利而无弊》 848・ ==========第356页========== 慨地指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说：“有此总司令，有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①他强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指出：“怯于御敌而勇于内争，此正今日大忌”②。这时的章太炎，对法家仍然是推崇的，但其内容已和革命时期的尊法有实质上的不同。过去他推崇法家是为了鼓吹变革，这时他推崇法家是为了希望能兼用“民治”与“独裁”两种方法治理国家。他说：“处承平之世，独裁如商君、武侯，民治如今远西诸国可也。若夫奸人成朋，贵族凌逼，上以侵其主，下以贼其民庶，非有老子、韩非之术者，固无以应之。”③他想向大资产阶级争“民治”，对革命人民讲“独裁”，继续走他过去走过的那条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然而，时代不同了，结果也不一样。革命实践的发展早已证明了，这条道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能是一条死胡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光明前途。谁想走回头路，就必然要沦为时代的落伍者。先前，敌人的拷打、囚笼、咒骂、围攻，都没有能迫使他放弃尊法反儒的立场；然而最后却由于不能适应历史潮流的前进，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在晚年自己否定了自己，导致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没落。 章太炎从尊法反儒走向尊孔读经，这不只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其实，中国资产阶级当它还处于革命时期的时候，它在思想战线上所进行的斗争也是 ① 《与孙思防论时事：书》 ② 《答张季商问政》 ③《老子政治思想概论序》 ·848· ==========第357页========== 很脆弱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章太炎也好别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好，都不能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这个任务只有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世界观，它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在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文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它的战斗力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都不能比拟的。 章太炎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我们从他的身上，不仅可以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演变，而且可以认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一个革命者，如果在革命的征途中不能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地前进，那末，尽管他在革命的前一阶段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最后却难免会用自已的手毁灭了自己。章太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这一点却值得后人引以为鉴戒。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一九七 四年二月·四日《人民H报》转载，转载时出 作者作了较人程度的修改) ·850· ==========第358页========== 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孔运动 一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批孔论述 方 海 四十七年前，一个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其势如暴风骤雨，冲击和涤荡着农村的地主政权及其精神支柱孔孟之道，使地主豪绅的威风扫地以尽。毛主席热情地赞扬这场革命运动，亲自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批判陈独秀、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檄文，指导这场运动。今天，我们重温这部光辉著作，对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湖南农民运动是-一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紧密结合的革命运动。 自从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湖南成了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重要舞台之一，反孔和尊孔、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大刽子手曾国藩在率领反动“湘军”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曾经疯狂号召反革命的“卫道君子”，“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进一步加强孔孟之道的精神统治。湖南农民在地主阶级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根绳索的重重束缚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 ・851 ==========第359页========== 活。他们不仅在社会上毫无政治地位，还受着“族规”和“家法”的严密控制，稍有触犯，就会遭到打屁股”和“沉潭”、“活埋”等酷刑。至于妇女的地位就更低了，她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连进祠堂的资格都没有。“农民头上三把刀，债多、租重、利总高”，这就是当时湖南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金国农民的解放，经常以湖南为例，分析农村的阶级状况。一九二五年春，毛主席到湖南建立农村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主席培养了 一大批由湖南党组织推荐来的农村青年干部。由于这种关系，湖南农民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迅速组织起来了，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矛头所及，不仅针对：上豪劣绅和不法地主，还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对反动的孔孟之道从思想上和实践上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湖南农民运动是一个空前猛烈地摧毁封建秩序的农村大革命，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批孔运动。 湖南农民运动一兴起，就把沥来称工称霸的地芷寡纠打翻在地，农民们向这些吸血鬼罚款，出谷子，抬肥猪，打轿子，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乡，直到对罪大恶极分子进行驱逐和枪毙。这就彻底否定了孔老二以来的反动阶级所编造的“造反无理”的旧案，庄严地宣布了革命是最大的权威。革命的农民们还开始向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进军。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指出：“拿着四书五经做教本，宣传封建思想”，是极为荒谬的，应由省农民协会从速编辑适合农村教育的新 ·852· ==========第360页========== 教材，向封建思想笼罩着的农村灌输新思想。革命农民没收了族长和“长衫先生”们把持的祠堂庙宇等公产，拿来举办农民学校，整理道路桥梁，救济贫病孤苦。他们禁迷信，打菩萨，使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一类迷信活动，几乎趋于绝迹。同时，还坚决批判了“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观念，使广大农村妇女从孔孟之道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湖南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上明确规定各级农民协会必须设立妇女部，发动妇女参加农民协会，反对虐待妇女、买卖婚姻，严禁包脚、穿耳。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湖南的广大农村妇女参加了农民协会，有不少人还举起了梭标同男子并肩游行，把儒家给妇女套上的重重清规戒律一概踩在脚下。 湖南农民运动挖掘了孔家店的基石，使整个湖南农村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之中。“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对此必然要产生各种不同的反映。 正当这股革命洪流冲破暗礁险滩奔腾向前时，一场背定还是否定湖南农民运动的斗争发生了。毛主席满腔热情地赞扬这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尖锐地驳斥了某些人把农民运动诬蔑为“闹事运动”的谬论，指明了农民运动继续前进的方向。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地主资产阶级一阵又一阵地掀起了一股攻击农民运动的尊孔复古逆流，“从中层以上杜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 一言以蔽之日：‘糟得很。’”在这些人中，有以谭延阊为代表的地主官僚士绅，以戴季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也还有钻入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陈独秀。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湖南农民运动究竞是“好得很”还是“糟得 358 ==========第361页========== 很”？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和复擗、反孔和尊孔的斗争。 谭延阁，这个清末的立宪派头目，在辛亥革命时象变色龙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双手沾满了革命党人的鲜血，当上了湖南的都督以及省长和湘军总司令。他在狗咬狗的争斗中失败下野，则以湖南的豪绅头子自居，同当时的湖南军阀豪绅何键、叶琪等勾结在一起，都是依靠孔孟之道来荷延残喘的封建余孽。湖南农民运动的序幕一拉开，他曾梦想施展他那狡猾的政治手腕，从中渔利；无奈急风骤雨的革命运动挖了封建统治的基石，触痛了他的神经。他们的亲戚故旧、同僚部属，一批地主和豪绅分子，在农民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逃窜到长沙、武汉等地，造谣惑众，诽谤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土匪行动”；诬蔑农民协会“共产共妻”，“办农民协会是为了抽丁”等等。谭延阁一伙面对着湖南农民运动对农村中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的冲击，活象挖了他们的祖坟，咬牙切齿，痛心疾首，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公开跳出来叫器要“取缔”农民运动，疯狂地举起了反革命屠刀，在一儿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残杀了一万多革命农民，这 些人是《阿Q正传》中不准农民革命的赵太爷，是一小撮封建顽 固分子。 戴季陶及其一伙，是混入革命阵营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就是依靠这些人当吹鼓手，以尊孔反共起家的。农民运动兴起，他们表面上言不由衷地讲些恭维农民的门面话，背地里却千方百计地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农民要打翻奉行孔孟之道的宗法社会秩序，戴季陶却叫嚷要“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农民起来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戴季陶却强调“救国先要从自己的田地救起，要把自己所耕的土.地做得十 854・ ==========第362页========== 二分的好”；农民起来斗争地主恶霸，戴季陶则叫嚷要用“仁爱的方法”，去“铲除不仁爱的民众敌人”，才“合乎中庸”之道。当农民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他们进一步抛出了一个所谓“农运计划”，力图把农民运动纳入国民党右派政治路线的轨道。这个“计划”公开咒骂农协人员是“地痞流氓”，鼓吹农民同地主“联络感情”，共同“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并且对农民协会发出恫吓，说是农民协会若不“服从纪律”，就要“分别改组处究”。这种掩耳盗铃的理论，完全是和谭延阊一鼻孔出气，“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鲁迅痛斥这伙人“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寥寥数语，就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这伙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 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阶级斗争越是激烈，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越是尖锐。陈独秀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就在这革命的转折关头，公开倒向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加入了农民运动反对派的行列。他公然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发生左倾的毛病”，不是“口号过高”，就是“行动过左”。他摆出一副家长式的面孔，教训农民对地主要实行“忠恕之道”，“不带有阶级色彩”，“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号”，还说什么“土地问题应由农会和正绅’来仲裁解决”。尽管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下，陈独秀曾经以一个反孔斗士的姿态出现过，但在农民运动的革命烈火锻炼下，这块赝金终于现出了黄铜的原形。在这个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的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眼里，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乃“中国独有之文明”，是丝毫动不得的国宝。内此，他对农民运动横挑鼻子 855・ ==========第363页========== 竖挑眼，一百二十个看不顺眼。他暴跳如雷地指责农民运动“过火”，所以他要“纠偏”，要人们回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把落水狗救上岸来。陈独秀在当时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孔孟之道的忠实卫道士的角色。 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所起的破坏作用，较之别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敌人要更危险得多。谭延阊一类官僚豪绅，声名狼藉，他们的狺狺狂吠，在群众中已没有什么市场；戴季陶这种戴着革命假面具的反革命，由于当时国民党右派集团的面目已经逐步暴露，也是不难识破的。只有陈独秀这种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来贩卖资产阶级的和孔老二的黑货，还有一定的欺骗性，在分裂革命队伍、毒化人们意识上起着谭延闾、戴季陶这些反动派所起不到的作用。当地主资产阶级从各方面向农民运动袭来时，陈独秀不但不加抵制，反而处处迁就、附和，这就大大地助长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 就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抵挡住了各种反动思潮的进攻，并给它们以迎头痛击。毛主席亲自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当时农民运动所作的 十四件大事，彻底地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形形色色诬蔑农民运动的反动论调，热烈赞扬农民运动是“革命先锋”，“好得很”。 农民运动真的“过左”吗？农民运动真的“破坏了社会秩序”吗？农民运动所作的十四件人事，其中有很多是直接向孔孟之道宣战，破坏的是封建礼教、反动的旧秩序。毛主席严正地指 ·856· ==========第364页==========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且标”。孔孟之道是“四条绳索”的理论基石，更是必须彻底批判。湖南农民运动猛烈地摧毁了“四权”及其理论基础一孔孟之道，这是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归根到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追，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是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行动。一场儿亿人民的大革命，不镇压一批南霸天、北霸天，怎么能行？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事物的内部总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事物的发展，正是通过矛盾的双方互相斗争，突破了一定的限度，破坏了旧质的稳定性后才能实现的。广大农民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必须采取革命的“过正”手段，去“矫”封建旧制度、旧秩序之“柱”，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舍此别无他路。湖南农民“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孔丘讲什么“过犹不及”，孟轲讲什么“不为已甚”，这是他们出于反对变革、维护没落统治阶级的政治要。孔老二“劝说”柳下跖，讲的就是一·套“矫枉不能过正”的理。但是，他对奴隶起义，却大叫“民慢则纠之以猛”，杀之惟恐不尽。同样，那些一·面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地土资产阶级，口口声声要求革命农民对他们讲“温良恭俭让”，~·面却疯狂摧残农民协会，使革命者的鲜血流成了河。因此，鼓吹“温良恭俭让”的实质是只许反动统治阶级屠杀人民，不许人民镇压反 357・ ==========第365页========== 革命，这就是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的政治哲学。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四十多年前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为我]提供的阶级斗争经验，在今天仍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就大肆鼓吹什么中庸之道“合理”，攻击文化大革命是“制造矛盾”，攻击对修正主义头子的斗争是“整人哲学”，还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生气勃勃的一派大好形势说成“危机四伏”，“停滞不前”。在林彪一伙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切旧事物所进行的冲击，都“过分”了，不合乎中庸之道。他们安图举起反动的中捕之道这面破旗，用来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这只能是螳臂挡车，最后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它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如何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是要巩周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或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当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一系列光辉的批孔论述，深入开展对孔孟之道的群众性大批判，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七期，一九七 四八月十二《人氏日报》转载并略作修改) ·858· ==========第366页========== 抗日战争时期尊孔与反孔 两条路线的斗争 史 锋 抗日战争时期的尊孔与反孔斗争，是当时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今天，我们重温毛主席在那个时期的一系列批孔指示，深刻认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思想根源，对于当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很有必要。 在近代中国，每进入一个重大历史时期或历史转折点，反动派总要把孔老二的幽灵抬出来，念上通孔孟之道的黑经，为他们的反革命倒退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抗日战争初期的尊孔与反孔斗争，就是围绕着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斗争而展开的。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发动侵略战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一面又高喊尊孔读经，叫嚷要以“孔子之教”键立“大东亚新秩序”，妄想以此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使中国人民永远沦为它的驯服奴隶。极端残忍极端阴险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 859・ ==========第367页========== 代丧蒋介，也是-个尊孔狂。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热地歧吹“忠孝二爱信义和平之八德”是中华：族“图有之德性”，“黄帝子孙之天性”，胡说这种“民族意识胜过一切”，要人们不分“派别”都服从于他们这种“民族意识”的“统一指挥”。这一·句话说韬了嘴。原来蒋介石鼓吹反动的孔孟之道，是为了实现他限共、溶共的政治阴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统一和溶化到以他为头子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中去。 机会主义头子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总是看着反动派的脸色行事，在革命营垒内部起着公开的敌人所不能起到的破坏作用。叛徒、卖国贼王明就在这个时候，出“左”倾立场跳到极右，跟在蒋介石的屁股后面，鹦鹉学舌地宣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中国人民的“内心精神力量的来源”。他抹悠阶级对立，宜扬阶级调和，胡说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样是黄帝的子孙和后裔”，都是中国“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他妄图用孔孟之道来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否定抗日民族统战线内部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此出发，他反对在抗日起族统一战线内部划分左、中、右，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提出了“一切经过统-战线”、“-一切服从统·战线”的阶级投降主义的口号。王明无耻地出卖了革命的原则，完附落到吹捧蒋介石“为中国不朽的民族英雄”，是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当然领袖”、“最高统帅”。无论是党和阶级的利益，或者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一古脑儿被他拿去拱手送给蒋介石，作为他晋见最高反动头子的见礼了。混入共产党内的国民党液共分子陈伯达也跟着起哄，叫嚷要做对得起祖宗的“真正的孝子贤孙”。 360・ ==========第368页========== 王明伙为蒋介石抬轿子、吹喇叭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当年在长江流域发展革命武装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时机。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中国共产党是在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了孔学和尊孔派。毛主席在抗战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在《矛盾论》中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一光辉论断，深刻地指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类儒家教条是反动阶级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混在党内的王明，把这类反动的儒家信条当作灵小妙药，由此可以想见他已堕落到何等的地步了。 一九三八作十月，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指出“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王明打起了反动孔学的旗子，鼓吹什么政对阶级要“相互礼让”、“相互敬爱”啦，什么要发挥“民旋的伟大仁爱”啦，什么“老人之老如吾老、幼人之幼如吾幼”啦，完全是一派取消阶级斗争的投降哲学。毛主席针对王明鼓吹的只讲“礼让”、不讲斗争的“中庸之道”，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表，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毛主席还针对王明鼓吹的“忠孝”、“仁爱”等孔孟谬论，严肃指出：“劳动人民几千 、861· ==========第369页========== 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毛主席在这里一再教育全党，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军队的理论，坚持无产阶级对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发展和壮大人民的革命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斗争。毛主席以锐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和这条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一孔孟之道，为抗日战争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指明了方向。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是抗战还是投降，是团结还是分裂，是进步还是倒退，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重要内容。尊孔与反孔的斗争，是同这种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极端害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持久战会把它拖垮，又大唱孔孟“仁义之道”的调子，对国民党加紧了政治诱降活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片妥协、投降的声浪，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当了汉奸。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为了替自己的投敌卖国寻找理论根据，公然说什么只有日本叫卖的“仁德”、“王道”“才能救中国”，标榜他们卖国降敌的“和平运动”“是儒教的真精神”。大汉奸汪精卫的尊孔，再也确切不过地证明了孔孟之道就是卖国之道。 汪精卫是面目公开化了的蒋介石，而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 ·882· ==========第370页========== 日阵潸中的江精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英美派，既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义害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急切谋求所谓“光荣和平”。一九三九年三月抛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公开宣扬孔孟之道是“救国之道”，是“民族的精神武器”。同年十月，又胡说抗日战争“已由有形的武器抗战，而入于无形的精神抗战”，妄图要中国人民放下武器，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与此相配合，蒋介石于一九三 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三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王明这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在这个时候于了些什么呢？他响应蒋介石的反革命号召，胡说什么“一切忠于国家民族的黄帝子孙，应该更进一步省悟”。他嘴里的“省悟”就是同蒋介石“合作”；反之，同蒋介石斗争就是不“省悟”。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王明的这条阶级投降的路线，为通向民族投降搭起了一座桥梁。这时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同王明穿的是一条连档裤子。他在一九三九年抛出的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闭口不提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同国民党反共政策作斗争，却津津乐道地大淡孔孟的“修身”、“养性”之道。他要共产党员脱离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实践，去闭门进行所谓“自我修养”，身体力行孔老二的“忠恕之道”，做到能够“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如果按照刘少奇的这一套修养经去做，那么，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长驱直入和蒋介石所发动的反共高潮，就都不要斗争，而只能“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甘心情愿地做亡国奴。由此可见，党内机会主义者所得导的这条尊孔道路，实质上是一条亡党亡国的道路。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在这场尊孔卖国的大合唱中也不甘落后。他积极 ·888· ==========第371页========== 响应将介石的“精神总动员”，连续炮制了《孔子思想研究》、《新人生观的创造一一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认识》等黑文，狂热地吹捧孔老二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事业“有其划时代的功迹”，胡说孔老二维持反动阶级统治的“正名”思想“有其真理”，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认蒋介石的“正统”。在这里，陈伯达这个孔孟之徒的嘴脸不是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了吗？ 为着把伟大的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击退这股降日溶共的反动逆流和为这一逆流张目的尊孔复古思潮，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一九四○年一月先后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深刻地揭露了机会主义及孔学的反动实质，同王明、刘少奇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存亡。中国人民只有毫不妥协地同敌人血战到底，才能取得抗口战争的胜利，赢得民族的解放。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决不是什么“忠孝仁爱”，什么“宽宏大度”，而是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就已戳穿了儒家虚伪而残忍的阴险嘴脸，驳斥了那些宣扬复古倒退的反动谬论。在二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历代的农民战争以其大无畏的革命行动，猛烈地神击了孔学及儒家的反动“传统”。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居然奉孔孟之道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污蔑。毛主席提出：的放乎发动群众，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方针，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的反动论调， 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光辉著作中，反复地阐明了 ·864· ==========第372页========== 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批判了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反对革命、轻视实践、鄙视劳动的反动路线。毛主席在批判孔老二的时候指出：“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孔学名高实批糠。按照孔老二反动思想培养出来的“知书识礼”的腐儒，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不会种田，不会做工，不会打仗，只会凭借反动统治者的权势，骑作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一旦外国侵略者打进来了，他们只会喊什么“忠信为甲胄，礼义为于橹”，跪下双膝向敌人演奏和平曲，化干戈为玉帛，甘心情愿地充当民族的败类。这种人，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 抗日战争时期尊孔与反孔的斗争，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同当时抗战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紧密地连在一起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反过来又给予它们以影响和作用。蒋介石宣扬尊孔读经，目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推行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路线。王明之流尊孔，是在党内搞妥协投降，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效劳。毛主席指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是因为，“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他们热衷提倡的旧文化旧思想，是“替帝国主 365・ ==========第373页========== 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只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思想新文化，才是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文化是在同旧文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打倒封建阶级的旧文化，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就建立不起来。在理论思想战线上，“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毛主席这些批孔的光辉论述，是对国民党尊孔卖国的根本否定，是对王明、刘少奇之流屈从国民党反动派而宣扬孔孟之道的迎头痛击，它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三 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为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向全党发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伟大号召，揭露和批判了机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伟大的整风运动，也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批孔运动。党内的 一切机会主义头子，都是以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为其思想特征的唯心主义者。他们既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革命实践和调查研究。他们宣扬孔孟之道鼓吹的“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毛主席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 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这种反科 ·886· ==========第374页========== 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 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认真研究理论、历史和现状，以便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毛主席指出的这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路线，从根本上批判了孔孟所宣扬的“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刘少奇之流闭门修养、脱离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这次整风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王明、刘少奇之流，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竭力鼓吹和宣扬“仁者爱人”、“人类之爱”的孔孟之道。在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杜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表明：奴隶主不会去爱奴隶，地主不会去爱农民，资本家不会去爱工人，反动派不会去爱人民；而劳动人民也从来不会去爱剥削阶级。反动统治阶级用来对待劳动人民的，是剥削和压迫，是皮鞭和镣铐；而劳动人民的回答也只能是反抗和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是什么圣人贤人所能改变的。王明、刘少奇之流宣扬的“仁爱”、“人性”，就 ·887· ==========第375页========== 是要人民遵循孔孟之道去爱反动阶级，从而取消革命，实行投降。对此，毛主席严肃地指出：“‘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中，向全党提出了反对党八股的任务，这是批孔斗争的一个伟大的战斗号令。党八股是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都拿党八股作为宣传工具，用来为机会主义路线服务。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了党八股在思想根源上同老八股是一脉相承的。什么是老八股呢？就是孔老二和儒家的那套教条。过去，中国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流毒极深，贻害非浅。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由于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和分析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也就不能彻底打败孔孟之道。所渭党八股，即王明之流奉行的洋教条、洋八股，它是老教条、老八股的继续和变种，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毛主席严厉地声讨了党八股的罪恶，号召全党起来打倒它，同时深刻地指出：“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这就不仅在当时揭露和痛斥了机会主义者宜扬儒家教条对革命的严重危害，还高瞻远瞩地指明了批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的批孔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是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最大祸害。清算王明、刘少奇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重要的思想来源孔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868· ==========第376页========== 抖卫和发展，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木保证。历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凡是要搞复擗倒退的，无论是倒内外的反动派，或者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要抬出孔老二来作为蔽门砖。尽管他们都一个个明明白白地失败了，但他们还是要这样做。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批孔这个战斗的任务，不能忘记政治思想战线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当前，我们一定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889· ==========第377页========== 反对党八股是反对老八股的继续 乐 英 一九四二年，在整风运动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党八股时，批判了反动的孔学。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拿老八股同王明之流的党八股作了对比，说明党八股就是老八股的继续和发展。今天，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我们把老八股与党 八股联系起来批判，弄清党八股与老八股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为什么批林一定要批孔。 党八股是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都是拿党八股做他们的宜传工具，为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开历史倒车制造舆论。党八股又称洋八股、新八股。它虽然披上了洋和新的外衣，看起来好象是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新的创造，但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党八股在思想根源上同老八股是 一脉相承的。我们的反对党八股，就是反对老八股的继续。所谓老八股，就是孔老二的那套教条。孔老二的老八股，历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工具。反动统治者要人们读八股文，做八股文，为的是要使人们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孔老 二的教条。你们要做文章吗？那就只能在一定的僵死的程式里变换些字句来阐明所谓圣经贤传中的道理，也就是所谓代圣贤 870・ ==========第378页========== 立言。正式规定八股取土的明朝就给八股文下了个明明白白的定义：，“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做这种八股文，在形式上一定要拘守什么破题、起讲、搭题、承题 一套僵死的公式，在内容上只能把什么孔夫子孟夫子之流的那些陈腐不堪的教条搬来搬去。谁如果发挥自由思想，不照此办理，那就是反对圣人，就是违反了“国法”，犯下了大罪。《红楼梦》 八十四回中记载贾宝玉做八股文，把孔老二的话作了改动，遭到大观园中的孔夫子贾政的责骂，就很能说明八股文究竞是仆么东西！教贾宝玉读四书五经的那个冬烘先生贾代儒，从孔老二的经书上搬来一句什么“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给贾宝玉做八股文。贾宝玉破的题是“圣人有志于学，幼而已然矣”。贾代儒却将“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贾政为此发了一通议论，说什么“十五有志于学”这章书是圣人自言学问功夫与年俱进的话，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点出来，万万改动不得。贾宝玉在承题中写的是“大不志于学，人之常也”，“圣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贾宝玉这两句话颜有点“非圣”的气味，当然要使贾代儒、贾政更为光火了。贾代儒挥动刀笔把贾宝玉这些话砍个精光。贾政更是气得连声大骂贾宝“不但是孩子气”，而且“本性不是个学者的志气”。你看，孔老二的话连一个字也动不得，人们只能在孔老二的老八股中做文字游戏。如果人们都照此办理，那里还谈得上思想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啊！就是这种僵死的八股，多少年来把一些人的思想禁锢在反动的孔孟之道中。那些信奉孔孟的文人学士，一天到晚摇头晃脑的读诗云子曰，之乎者也，越读越无知，越读越麻木。鲁迅就曾一针 ·871 ==========第379页========== 见血地指出：“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受八股毒害的人“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他在《孔乙己》一文中，就刻画出孔乙己这样 一个受孔老二教条毒害、抱着老八股默默地死掉的典型人物。这个人开口诗云，闭口子日，就连小朋友向他讨茴香豆吃，他也要摇头晃脑地说“多乎哉，不多也！”如果人们都被孔老二的教条麻痹到这等地步，如果人们都死命地抱着老八股不放，不用新的、革命的观点代替老八股，不用适合新形势的理论去观察世界，那就只能象鲁迅所说的，大家唱着“老调子”，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灭亡。历代反动统治者尊孔丘，搞那些“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的千篇一律的“老调子”，其目的也就是要正迫新事物的成长，反对社会变革，搞复辟，搞倒退。 无产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就对孔老二的老八股、老教条进行了无情的扫荡。伟大的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打倒孔家店，就是我国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开展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斗争。这次运动比较充分地揭露孔老二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是 -个极大的功绩。但是孔老二阴魂不散，到后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节命的、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被-…些资产阶华知识分子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改头换面的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祥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从反对老八股到陷入洋八股、洋教条，从生动活泼的文风 ·372· ==========第380页========== 转为搞死硬僵化的东西，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走向它的反面。这种思想上的倒退，文风上的倒退，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风上的反映。文风的问题从来就是同一定的阶级、定的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老八股是为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开历史倒车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的，那末，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党八股就是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搞复辟倒退、搞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的。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尊孔，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在文风上就必然要搞孔老二那套死硬僵化的八股，搞形而上学和唯心论，把党八股同老八股结合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洋八股、洋教条即党八股，就其思想体系来说，是直接同老八股相联系的，是孔老二的老八股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只不过时代不同了，在马列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们要公开搞孔老二那套老 八股已是不行了。他们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妄图把马列主义变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毫无生气的教条。他们把党八股与老八股结合起来，反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王明这个最大的尊孔派，就竭力鼓吹“孔孟之道”是什么“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他搞的那套开“中药铺”、甲乙丙丁、罗列现象的东西，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同老八股、老教条完全一致的。这种文章拘守僵死的框框，在内容上不反映客观实际，不反映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斗争，而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是地地道道的八股文。那么，王明为什么要唱这种八股调？他写这种文章是为了好看吗？不是的。他的那种文章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而且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象个 、878 ==========第381页========== 流氓无赖，才不好看呢！“醉翁之意不在酒”。王明搞这种八股调决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要用这种东西使人们脱离革命的实践，为他宣传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提供方便。王明如此，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也是如此。林彪搞的那套什么“最、最、最”，什么“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也是一种八股文风。他搞这种空空洞洞、含含糊糊的文字游戏和概念堆砌，同样也不是为了好看，而是用这种东西来招摇撞骗，掩盖他的修正主义面目，用这种东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孔孟之道，开历史倒车。 我们把党八股与老八股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批判党八股就是批孔的继续，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必须批判反动的孔学。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都是尊孔派。他们的思想政治路线，他们的文风，都是与孔老二的老八股、老教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批判党八股是批老八股的继续，是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在批判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时指出：“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批判机会主义路线，批判林彪，如果不批孔，不挖掉他们的思想老根，那它们就还有一个撒身的地方。鲁迅说得好：“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打荡。”我们扫荡老八股、党八股，把这些东西打倒了，那就是对机会主义路线最后地“将一华”，弄得这个怪物原形毕露。 老八股、党八股都是腐朽没落阶级的文风。从历史上看，凡是一个阶级处在上升时期，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这时他们的文风也是生动活泼的，也是反映前进的、革命的东西。可是，当他们从革命转化为反动，从进步转化为腐朽 ·874 ==========第382页========== 的时候，他们推行的是一条阻得社会进步，开历史倒车的政治路线，这时他们在思想上、文风上也就必然要复古倒退，搞死硬僵化的八股了。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代表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他们是腐朽的、垂死的力量。他们手里没有真理，不敢面对客观实际，只能靠谣言和诡辩过日子，所以他们必然搞晦涩难懂、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必然要拿孔老二的老八股、老教条做他们的宣传工具。 毛主席指出：“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批判孔老二的老八股、老教条，批判为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那种腐朽不堪的文风，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文风。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去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876· ==========第383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孔孟之道的深刻批判 方 海 在中国，自从无产阶级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每一次大革命都是与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对反动的孔孟之道的最深刻的批判。 反动的孔孟之道，就是复辟之道。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都利用孔孟之道阻止社会进步，复辟旧捌度。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要开历史倒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也必然要到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和地上阶级的破烂的思想武库中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必然是反动的孔孟之道的顽固的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也是反孔与尊孔的斗争。我们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包括着对反动的孔孟之道的大批判、大扫荡。刘少奇、林彪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祥，都是尊孔派。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 876・ ==========第384页========== 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反动的孔孟之道。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直接根据反动的孔孟之道炮制出黑《修养》，安图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散布的许多黑论点，差不多都是孔孟之道的翻版。孔孟宣扬“忠恕”、“人和”，刘少奇就叫嚷“要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要“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推行“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孔孟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刘少奇就诬蔑工人阶级“有比较浓厚的行会性与流氓性”，“素无公德之心”，农民只想“在家里乘凉睡觉”，推行“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孔孟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谬论，刘少奇就有“入党做官论”、“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真是亦步亦趋，鹦鹉学舌，是个地地道道的孔孟信徒。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 一个地地逍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借反动的孔孟之道来反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孔丘鼓吹的“克已复礼”，成为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孔孟宣扬的“生而知之”等等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谬论，也被林彪拿来作为“复礼”的反动思想武器。至于诬蔑劳动人民，轻视体力劳动，从孔孟到刘少奇、林彪，都是一样的。孔丘到处招摇撞骗，欺世惑众，林彪也效法孔丘，大耍两面派手法，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总之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手法上，都是与孔丘 一脉相承的。 刘少奇、林彪都是孔老二的信徒。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巩固和发展元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斗争中， ·377· ==========第385页========== 批判刘少奇、林彪，也必须批孔。孔丘虽然是二干多年前奴隶主的代言人，但是反动的剥削阶级本质，共同的开倒车的思想和行为，使得刘少奇、林彪同孔丘，同反动的孔孟之道，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批判刘少奇、林彪就必然要批孔。我们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就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复辟资本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要彻底暴露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原形，就必须揭修正主义的老底。列宁批判混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波格丹诺夫，就是从他的祖师爷英国反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那儿揭起的。列宁指出：“‘最新的马赫生义者提出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论据，没有一个，的确没有一个是贝克莱主教没有提出过的。”我们批判刘少奇、林彪，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他们的祖师爷孔丘那里揭起，不同样可以看出，他们的许多“最新的”货色，不过是陈腐不堪的孔孟之道吗？不同样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动思想体系，同孔孟之道是一条黑线连下来的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出了刘少奇、林彪这两个孔丘的忠实信徒的原形，深刻地批判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反动的孔孟之道。广大人民群众正是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大破刘少奇、林彪一伙所顽固维护的反动阶级的传统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刘少奇、林彪所顽固维护的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其主要渊源是反动的孔孟之道。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最反动的部分，就是从孔孟之道那里直接继承下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 ·878· ==========第386页========== 在政治上、经济上异常软弱，而且同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中国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从来就夹杂着许多封建余毒在内。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搞修正主义，也必然要利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刘少奇、林彪之所以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顽固地鼓吹反动的孔孟之道，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对无产阶级实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造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反修防修，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去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说到底，也就是要摧毁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都是在与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复搏斗中诞生的，也是深刻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所顽固维护的反动的孔孟之道的结果。在文艺领域中，工农兵登上舞台，文艺表现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把千百年来按照孔孟之道塑造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了舞台。这就是对孔孟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把人民当成渣滓的反动的唯心史观的深刻批判。在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学校教育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劳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就是对孔孟的轻视劳动人民、“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的深刻批判。在国家机关和各个上层建筑领域中，广大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走 …879… ==========第387页========== “五·七”道路，这就是对孔孟的“劳心者治人”的反动思想的深刻批判。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深入批判孔孟之道中涌现，越来越多的人们同孔孟之道决裂，对此，林彪一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他们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走“五·七”道路，诬蔑为“变相劳改”、“变相失业”。他们越是起劲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在这一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我们就越是要深入地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促进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以更加雄壮的步伐向前发展。 历史事实证明，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文化节命，才能广泛地深刻地彻底地反孔、批孔。在我国历史上，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曾经反对过孔丘，批判过孔丘。但是，他们的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孔、批孔。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是要求变革、要求进步的，对于 380 ==========第388页========== 主张复古复旧，阻碍他们前进的孔孟之道，是反对的、批判的。但是，当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一段时间以后，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由反孔、批孔转为尊孔，推行维护旧制度的反革命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一个阶级、一个人，当他从反孔转变为尊孔的时候，也就标志着他由革命、进步转化为反动、倒退了。这种转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是由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无产阶级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关系，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这个阶级始终坚决地主张社会进步、社会变革，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只有这个阶级领导的文化革命，才能担当起彻底反孔、批孔的任务。自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彻底反孔、批孔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伟大的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始破除了两千多年来对孔老二的迷信。这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从这时候起，我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之后，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反孔的斗争也就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深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被摧毁，但是，他们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把极大的注意力倾注于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安图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腐蚀群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直十分重视抓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多次指示并发动对反动的孔学的批判。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孔孟之道的批判，规模之大， ·881 ==========第389页========== 程度之深，更是历次文化革命运动所不能比拟的。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不可能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思想。而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更深刻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深刻地批判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他们鼓吹的孔孟之道，粉碎了他们效法孔丘安图复辟的阴谋，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并不是说，经过这次伟大的运动，批孔与尊孔的斗争就结束了。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刘少奇、林彪不是两个孤立的人，他们代表着一个阶级，代表着一条路线。刘少奇、林彪虽然垮台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鼓吹的孔孟之道，还需要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继续彻底清算。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批孔与尊孔的斗争，历来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反孔、批孔的斗争就仍然需要继续进行下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尊孔的刘少奇被打倒了，林彪又打出尊孔的破旗，这就深刻地说明了尊孔的人是不会经过一、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绝种的。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孔孟之道既然是一种复辟之 ·382· ==========第390页========== 道，那么，只要有人搞复辟，他就要尊孔，要借孔孟之道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必将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之中，始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只有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深入开展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向前推进。 (原载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888· ==========第391页========== 孔丘、儒家和礼 康立 “儒”在春秋时期是一批专门给奴隶主贵族治丧、贼礼的吹鼓手。孔丘也干过“儒”这个行当。这种人听到别人家里死了人就高兴，因为这一来可以增加一笔收入。孔丘从小就常常练习向祖宗的神主牌位行礼，长大后对周朝的礼制非常向往，曾特地到周都洛阳去观礼、问礼。孔丘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在历史上称为“儒家”。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孔丘鼓吹的“礼”是奴隶制的产物。“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鬼神的宗教仪式。“礼”字（繁体字作“體”）在甲肾文中作“辈”，是在“豆”的祭器中放两串玉奉事鬼神的意思。到了奴隶社会，“礼”从祭祀形式变成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上层建筑。它通过加冕、结婚、丧事、宴会等礼节仪式来显示奴隶制尊卑贵贱的统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周代奴隶主继承商代的“礼”作为统治的工具。大奴隶主周公说：“天子到新都祭祖宗时，用殷礼就能分辨尊卑贵贱的等级。”奴隶主还把“礼”和天联系起来，论证奴隶主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赵国贵族大叔对赵简子解释“礼”时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另一个叫过的贵族公开说：“礼是治 884・ ==========第392页========== 国的基本内容。没有礼，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就颠倒了，这怎能保证长远的统治呢？”奴隶主用“礼”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刷”，·企图永远维持宗族奴隶制的统治秩序。所谓“礼治”，实质上就是残暴的奴隶主专政。 春秋时代，由于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拾头，奴隶主的“礼治”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人而无礼”、“人而无仪”的事时常发生，形成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作“竹刑”，晋国“铸刑鼎”，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用“法治”破坏“礼治”来谋求地主阶级利益的革命要求。这是新的阶级力量要求突破奴隶制旧制搜来缚的必然结果。维护“礼治”还是破坏“礼治”，是两种社会制度、两个阶级的-一场斗争。孔丘妄图复辟级隶制的“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来的。 孔丘是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死硬分子。他硬要逆历史潮流而动，破口痛骂破坏“礼治”的革命行为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他日夜梦想“复礼”。《论语》记载了他有七十三处讲到了“礼”。这些“礼”指的是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复礼”，就是要复擗西周奴隶制。孔丘说：“复礼”必先“正名”。所谓“正名”，其实就是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族奴隶：上的等级制。孔丘认为，只要让奴隶和新兴地主懂得“礼治”是天经地义的，被统治者就不会“犯上作吼”了。因此，孔丘强调“为国以礼”，要求对国君“事狂尽礼”，对一家族的奴求主也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颜渊向他问“礼”的内容，他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的儿子孔鲤从他面前匆忙走过，孔丘马上喊道：“站住！”又问：“最近学礼吗？”孔鲤回答：“没有。”孔丘立即给他…顿训斥：“不学礼，怎么做人？”所 ·885… ==========第393页========== 以，“礼”是孔丘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和行为准则。 孔丘学礼学到了家，是一个“复礼”狂，他的为人也特别虚伪和卑鄙。他上宗庙或者去朝廷的时候，同下大夫说话，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和上大夫说话，毕恭毕敬，低声下气。国君临朝视事，他现出一副奴颜婢膝的丑态，诚惶诚恐，唯恐礼节不周到。朝见国君时，他走到门口，先作一揖，直起身，立在门口；进门时小心翼翼，生怕踏着门槛。登堂入室时，两手拎起裤脚管，离地一尺多，慢慢走进去，屏住呼吸，连大气也不敢出。国君请吃饭，他先吃一小口，表示等国君先吃。有一天，孔老二病了，睡在床上，国君来看他，老头子慌了，赶快把朝服裹在被子上，外加一条大布带，表示象」：朝见国君一样有礼。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专会拍国君马屁的伪君子。说起请客送礼来，孔丘称得上是一名祖师爷。有人拜他做先生，先得送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他收三千名学生，就收进三万条干肉，难怪他天天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了。 孔丘培养出来的儒家之徒，都和孔丘一样，是一批口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的虚伪家伙。他们口头上吹嘘自己“不宝金玉”，实际却是“见钱眼开”、不择手段的强盗。《庄子》里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孔丘之儒“诗礼发塚”故事：有一天，两个儒生去盗墓。大儒问：“天快亮了，干得怎样了？”小儒说：“死尸衣服还没剥光，嘴里还有一颗珠子没掏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小儒开始一本正经地对死人大谈其“礼”，说：“生前不布施，死后含一颗珠子干什么？赶快吐出来吧！”于是，一手揪死人头发，一手抓死人胡子，大儒用铁椎撬开死人的嘴巴，把珠子完整无损地掏了出来。他们毁尸偷珠且不说，口中还要说上一大通道理，表明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礼”的。你看，这批所谓儒家之徒有多 ·886· ==========第394页========== 虚伪： 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封建制进…步确立：和蚁隶制的逐步崩溃，使整个上层建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维护奴隶主费族统治的“礼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在秦国，自商鞅以来，-一直强调的是“法治”。齐国人鲁仲连说秦国是“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这话算是讲对了。这种做法在当时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对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秦始皇代表地主阶级统一中国以后，在粉碎没落奴隶主反动复辟、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也不讲“礼”。秦始皇焚书坑儒，烧的是吹捧周礼的儒家经典，坑的是复辟周朝分封制的复古派。他也没有很浓重的等级观念，身为国君，却能同法家尉综同饮食共起居。在秦王朝的朝廷上，大臣、博士可以随便发表意见，包括那些反对的政见。由此可见，当时的封建等级观念还不象以后的那样森严。反动儒生们骂他“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但是秦始皇如果用周礼，那他就无法建成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了。 两千年来，地主阶级经历了个从反“礼”到崇“礼”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地主阶级从先进转变为落后、从革命阶级转变为反动阶级的过程相一致的。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以“不好儒”著称，根本不讲究礼。有一次，谋士郦食其去找刘邦，刘邦问报信人：“米客是什么人？”报信人答：“这位客人穿儒服、戴儒帽，象是一位大儒。”刘邦一听，火冒三丈，说：“老子正在忙着，没有空！”但报信人又返回说，来客不是儒生是壮士，他就说：“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进来时，刘邦正坐在床边洗脚，一点也不讲究“礼”。他还欢喜把儒生戴的帽子摘下来当撒尿的便壶，这对儒生来说， ·887· ==========第395页========== 真是严重的禊礼行为。刘邦做了皇帝后，出于封建等级制度没有能马上建立起来，臣子们往往在殿上饮酒，喝醉了就狂呼乱叫，甚至拔剑砍柱。这时曾做过秦博士的儒生叔孙通就乘机对刘邦说：“我们儒生不会打仗，却能够帮你制礼作乐。”刘邦说：“你可以试试看，但不要太繁琐，只要容易实行就行。”于是，叔孙通就召集一批儒生练习了一个多月的礼仪。刘邦看了认为不错，下令群臣照办。长乐宫建成后，正式举行朝仪。天刚亮，礼官就按照文武官员的等级，把他们分批引进殿门。两旁卫士持戟站立，威仪森严。礼官喊一声：“上！”功臣、列侯、诸将军肃然东向，丞相、文官一律四向。刘邦乘着龙车出来，登上龙椅，南面而坐。礼官又喊：“拜天子！”百官三呼：“皇帝陛下万岁！”从诸筷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官员，按照秩序奉贺，个个“震恐肃敬”。礼毕，又在殿上登酒，群臣都低着头饮酒，谁也不敢喧哗“失礼”。最后，礼官又喊：“罢酒！”臣子们都静静退出去。这下子，刘邦可摆够了皇帝的威风。他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我才尝到做皇帝尊贵的味道了！” 但是，刘邦在建立了汉王朝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奉行的是法家路线。“汉承秦制”。他同桊始皇一样，实际上是崇尚法家和法治的。刈邦也曾到曲阜祭孔，但那是“英雄欺人，将借此收揽人心”（鲁迅语），并非是真心要尊儒崇“礼”。刘邦死后，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汉文帝的时候，有人曾建议说：“汉朝承袭了秦朝的坏风俗，废置礼义，抛弃廉耻。今汉家有天下二十多年，应该定制度、兴礼乐了。”汉文帝不同意，说：“繁文缛礼，对我汉家统治-一点好处也没有。”他明确地把“兴礼乐”看戒是实现封建统治的障碍。到了文帝的儿子景帝嗣位的时候，迂腐不化的儒家 ·888· ==========第396页========== 博士辕固生竭力主张隆礼，结果激怒了窦太后，窦太后把他丢进兽圈中，要他对野猪宣讲礼义之道。但野猪不照听也听不懂这套废话，一股劲儿低着头露着牙朝辕固生冲过来。幸得汉景帝给了他一把好刀子，一刀戳进了野猪的心房，才算保住了这条老命。汉武帝继位时，赵绾、王臧等人叫喊“兴礼乐”、“行儒术”，窦太后一怒之下把他们关进了大牢。史学家班固评论汉初这七、八十年的统治时说：“稽古礼文之事，犹多缺焉。”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反对“礼”呢？这种态度是由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刘邦做皇帝的时候，汉朝中央政权只统治着十五个郡，其他地方都由诸侯王割据。稍后一段时闻，刘邦虽然把异姓诸侯王都给消灭掉了，但却同时又封了不少同姓诸侯王。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还很薄弱，奴隶主复辟势力在地方上还有着一定的力量。各个诸侯王就是这股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们用各种方式反对中央政权。当时的封建中央政权奉行法家的主张来打击复辟势力，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地方各诸侯王则为了分裂割据、复擗奴隶制的需要，：上张“兴札乐”，认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此，在对“礼”的态度上，地主阶级和奴隶主残余势力是很不··样的。 汉武帝在位期间，是西汉封建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西汉封建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这时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作为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董仲舒竭力尊孔反法，提得复古隆礼。他把孔丘的“尊尊”和“亲亲”的原则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搞了一些尊孔活动。汉武帝是一个有作为的法家政治家，但为了圳强地主阶 ·389· ==========第397页========== 级对农民的统治，也认为必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他做皇帝的儿十年间，举行了许多次的巡狩、封禅、郊祀、改制等大典，还组织了乐府，大唱“雅乐”。到了西汉后期，儒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礼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城部分，它配合严刑峻法，是维护反动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 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得，儒家的“礼”越搞越繁琐，内容越搞越庞杂。什么《周礼》、《仪礼》、《礼记》之类的“经书”，先后被“发现”、编纂和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地主阶级越讲究“礼”，也就越虚伪。东汉的上大夫为了讲“礼”，不仅治丧三年，甚至有居于墓侧服麻守孝达二十几年的。但是这种讲礼的君子，往往一面在墓道中居丧尽哀，一面却不妨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这对儒家的“礼”来说，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封建社会中，“礼”包括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婚、丧、祭祀等-一切仪式。要讲等级、论资格，有“尊尊”、“亲亲”、“长长”之义。讲阶级调和，有所谓“礼之用，和为费”和“礼至则不争”等反动理论。此外，还有什么“礼尚往来”之类，专门讲究地主阶级间迎往送来、请客送礼的一套繁琐仪式。总之，无论是红白喜事、迷信活动，乃至贪污行贿等，在“礼”典内色色俱全，应有尽有。鲁迅说得好：“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连在外国也译出来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祀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礼”的反动本质。 “礼”之为用如此之大，所以，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莫不崇“礼”隆“礼”。远的不说，近代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890· ==========第398页========== 从曾国藩到蒋介石，就都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曾国藩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蒋介石声嘶力竭地叫城，“礼义廉耻”是“立国的纲维”，要“以礼治天下”。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也在起劲地鼓吹“礼”。陈独秀认为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王明吹捧“礼”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林彪进一步提出要用“尊尊、亲亲、长长”的“礼”作为“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甚至一再书写“克己复礼”的横幅，充分暴露了他复胖资本主义的野心。在外国，苏修叛徒集团竞然也在鼓吹起“礼”是“天下人都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来了。乌龟找王八，原来是一家。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莫不崇礼、尊礼，说明了他们都是一批口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了。但是，反映旧制度的伯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儒家的“礼”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集中反映，无产阶级的扫帚不到，这类垃圾决不会自动跑掉。我们必须不断深入地批判孔丘和儒家的“礼”，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一期，收入本书时曾略作修改) ・891・ ==========第399页========== 《三字经》一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 翟青焦平 《三字经》是本古代初学儿童的识字课本，编集者是南宋未年的礼部尚书王应麟。它虽然只有短短一千来字，但-…出笼就立即引起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以后，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以及儒家之徒们，也都象苍蝇见了狗屎，嗡嗡营营地围上来，煞费苦心地为它加注释，搞训诂，画插图，齐韵脚。于是什么《新编三字经》、《增补注释三字经》、《绘图三字经》、《三字经训诂》纷纷竞相出笼。到明末清初，甚至还出现了满汉对照、蒙汉对照的《三字经》。清朝统治者规定：“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必“先读《三字经》”，成了儿童启蒙的必读书。 那么一本小小的《三宇经》，竟闹哄哄地传延了几百年，不可不说是件怪事。但是，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加以分析批判，就不难看出，《三字经》之所以如此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欣赏，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一本识字课本，更重要的是一本集封建地主阶级世界观之大成的“小百科全书”，是一个宜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那些反动的儒家之徒就这样地吹捧：“三字经，通人心”，“三字编成便学童，天人包括在其中，若能问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 892・ ==========第400页========== 《三字经》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把“善”看成是人天生的本性。这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不仅是孔孟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本《三字经》的哲学基础。孟轲这个孔家店里的反动头子就认为，“善”是人们天赋的本质。他以“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为例，说明“亲亲”“敬长”之类的思想是先天所固有的。《三字经》对孔孟的这个思想不仅用“人之初，性本善” 六个字加以概括，而且旁征博引，大加发挥。什么“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看，九岁的黄香，知道在冬天应当用自已的身体温暖父母的衾被：四岁的孔融，在分梨时让哥哥们先拿，自己拿一个最小的，这不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善性”吗？更可笑的是，为了替孔孟的“性善论”找根据，一本《三字经训诂》竟发明了所谓“胎教”的荒谬理论，说什么“妇人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不出乱言，不食邪味，尝行忠孝友爱慈良之事，往往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本骗人经。 唯物论的反映论从来就不承认有什么天生的“善性”。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思想家们就曾经针锋相对地对“性善论”进行了批判。荀子就认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他把人性解释为生理的本能，认为礼义道德是人为的结果(“生于圣人之伪”)，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孟轲所宣扬的礼义道德是先天存在于人性之中的说法。汉朝的王充也曾经明确指出：人性的善利和恶，是后天造成的。就象染丝，用蓝色去染，就成青丝，用红色去染，就成赤丝。他们的论述对孔孟所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反映了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唯物论的传统。当然，法家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 ・898 ==========第401页========== 限性，还不可能用阶级观点去看待人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杜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就是人的阶级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人性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而是后天阶级斗争实践的产物。在旧社会，广大工人由于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因此，要反抗，要斗争，这就铸炼了无产阶级的人性；而地主资本家唯利是图，剥削成性，当然也就形成了剥削阶级的人性。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三字经》鼓吹“人之初，性本善”，根本目的是要证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是天经地义的。“性相近，习相远”，这六个字就说明了先天虽然“人皆有之”，但后天却不是人人都有善性的。究竞谁才能够保存“善性”呢？孟轲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就是说先天的“善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能保存。后来那个董仲舒更是进一步提出了“性三品”的理论，把人性分成三种：“圣人之牲”、“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其中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通过学习逐渐变善的；而上等的“圣人之性”则天生就是善的；至于“斗筲之性”，也就是卑贱的劳动人民则先天就是愚蠢的。这完全是孔丘“上智”“下愚”理论的翻版。按照这样的理论，一个天生， 一个天生恶；一个绝对聪明，一个绝对愚蠢。因此，一个就注定该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个就只能世世代代受压迫，当牛作马受压迫。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三字经》端出了“三纲五常”的反动学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并且把这套反动学说说成是象“天地人”、“日月 ·894 ==========第402页========== 星”一样，自古俱有，不可变更。《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引伸到“三纲五常”，这也完全是根据孔孟之道的思想体系安排的。孔孟之道认为人性“善”的标准就是仁、义、礼、智这“四德”，而这种“四德”的具体表现就是要服从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后来汉朝的董仲舒正是根据孔孟之道的这套反动理论，完整地提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不仅如此，《三字经》还把这种“三纲五常”具体化为“十义”，就是“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按照这“十义”来处理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这“五伦”，就应当是“父慈子孝，夫和妇顺，兄爱弟恭，朋谊友信，君敬臣忠”。说来说去，无非是宣扬忠孝节义那一套封建伦理道德。 《三字经》上所宣扬的这一套，反动统治者和孔孟之徒自己是不准备这样去做的。就拿《二字经》所鼓吹的“首孝弟”来说吧，虽然孔丘反复强调父母死了必须居丧三年，而他自己的老娘刚一死掉，一听到季氏家里开宴会，他就立刻急匆匆地赶去赴宴，结果遭到季家的执事阳虎一顿臭骂，给轰出门去。还有宋朝那个注“四书”的朱熹，虽然天天把孔孟之道挂在嘴上，口口声声讲“百行孝为先”，但是对自已老母亲却是百般虐待，甚至给她吃发霉的米，自已吃好米。可见他们都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因此，什么“香九龄，能温席”，什么“融四岁，能比梨”，统统都是一种骗人的宣传。正如鲁迅所说：“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得虚伪道德”。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谈。 895・ ==========第403页========== 《三字经》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制造这套骗人的理论，完全是为着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毛主席早就指出：“这四种权力 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三纲五常”以及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正是这“四种权力”的理论根据。宋朝的统治阶级鼓吹“三纲五常”，归根到底，是为了使劳动人民无条件地就范于封建统治的精神枷锁，“各依本分，凡事循礼”。如果谁敢起来造反，“以下犯上，以卑凌尊”，那就要受到无情的镇压，轻则流放拷打，重则诛族灭门。因此，《三字经》所鼓吹的什么“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实质上都不过是血淋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暴力的补充。 《三字经》除了宣扬“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还用大量篇幅贩卖了为地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读书做官论”。一本《三字经》讲到“教”和“学”的地方就有一二十处之多，什么“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情”，什么“苟不学，曷为人”，“人不学，不如物”。不“教”不“学”就是一种罪过，甚至连鸡狗牲畜都不如。《三字经》还不厌其烦地捧出了一大堆勤奋好学的典型。什么“披蒲编，削竹简”，什么“头悬梁，锥刺股”，什么“如囊萤，如映雪”，什么“如负薪，如挂角”，还有什么苏老泉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梁撷 八十二岁中状元…这些“典型”。情况虽然各有不同，有的是讲家贫而好学，有的是讲身劳而不废苦读，有的是“彼既老，犹悔迟”，但走的都是同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它在向人们宜传，不管你是贫是富、是老是少，只要能熬得“十年寒窗苦”，就能“成为人上人”，爬到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做了官，就可以“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升官发财，光 ·898· ==========第404页========== 宗耀祖，什么都有了。因此，《三字经》口门声声讲“尔小生，宜立志”。立什么志？说穿了就是要大家从小立这种腐朽反动的地主阶级之志，长大了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 要做官，就要读书。读什么书呢？“我教子，惟一经”，就是要研究孔孟之道。于是《三字经》开了一连串的书单：“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乃孔伋；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四书”读完再读“六经”：“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总之，孔孟之道是必读的书。除此而外，还要学历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炎宋兴”，“南北混”。但是，就是读历史也完全是为了懂得朝廷治乱之由，国祚兴衰之理，要根据孔老二的《春秋》笔法来“寓褒贬，别善恶”。因此，当奴隶制社会在奴隶们的反抗中崩毁时，《三字经》惊呼“王纲坠”，“逞干戈”；当案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时，有些后来增补的《三字经》恶毒咒骂“秦苛法，始兼并”；而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更是怀着刻骨仇恨，对明末农民起义画了一幅极其可怕的图画：“权奄肆，寇如林。李闯叛，神器焚”，充分暴露了《三字经》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本质。《三字经》中还专门举了一个“昔孟母，择邻处”的例子，目的也就是要大家学个“孟母三迁”，离劳动人民越远越好。从《三字经》所宣扬的这些教学内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三字经》的培养目标，完全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虫。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杜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三字经》这个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之所以流传儿百年，以至于到了家喻户晓、人口流传的地步，这是有其深 897· ==========第405页========== 刻的历史根源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蒙学课本也有不少，比如：周代的《史籀篇》，秦国的《仓颉》，汉以后的《急就篇》、《千字文》、《太公家教》、《蒙求》等，这些蒙学课本虽小，但都是一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在这里，我们试将出现于地主阶级两个不同时期的两本蒙学课本一《急就篇》和《三字经》对照分析，就可以看出《三字经》的出现于南宋和得到如此流传，决不是偶然的。《急就篇》是西汉时期编的。这个时期，中国的地主阶级还比较年青，经过几百年激烈的阶级搏斗，打倒了奴隶主阶级，建立了地主阶级专政，对生产力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作为这种政治经济的反映，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思想，在内外政策上也基本上推行了一条尊法反儒的路线，孔学地位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这种倾向在《急就篇》中有明显的反映。《急就篇》中讲的都是自然、技术知识，包括叙姓名、叙刑法、叙官职之类，比如，讲丝绸是“眷草鸡翘凫翁濯，郁金半见霜白靮”；讲蔬果是“芸蒜荠芥茱萸香”，“梨柿柰桃待露霜”；讲动物是“骐晁驰骤怒步超”；讲树木有“槐檀荆棘叶枝扶”，等等。孔学的气味在这里是不浓的。而产生《三字经》的南宋时代就不同了，地主阶级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政治上、经济上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而在思想文化上，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经过历代的改造，已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法家则处于被排斥的地位。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孔学的地位越抬越高。反动的程朱理学全盘继承和发展了孔学的反动思想，在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成了南宋以后历代的反动统治思想。在这种情祝下，《三字经》适应了没落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应运而生。这本封建教条的汇编，篇幅不长，却字字句句浸透了孔孟之道，不管是 ·898 ==========第406页========== 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心史观，还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无一不是从孔孟之道那里捡来的思想垃圾，这就难怪历代的统治阶级要拼命地宣扬它，并且强迫人民当作宗教教条一样信奉了。 今天，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开始对这本用孔孟之道毒害人民的《三字经》进行深刻的批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好事。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反动的孔孟之道毒害中国人民两千多年，《三字经》就是一本宣传孔孟之道的骗人经。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极力鼓吹孔孟之道，和《三字经》念的完全是一本经。因此，通过深入批判《三字经》中所宣扬的反动谬论，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孔孟之道正是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从而把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889 ・ ==========第407页========== 从《二十四孝图》看孔学的虚伪性 孙玉澜 《二十四孝图》画的是所谓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编写者郭居敬是元朝的一个不出名的头脑冬烘的老学究。别看它内容荒诞，离奇不经；这可的确是一本形象而又通俗地宣传儒家思想的普及读物。因此，自从它问世以来，深得历代反动统治者的赏识，又是绘图，又是编册，全力加以吹捧，使它成为一部广泛流传的启蒙教材。几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受它的欺骗和毒害，更不知有多少人在这把精神屠刀下丧失了生命。在批林批孔斗争深入开展的今天，批判和肃清《二十四孝图》的流毒，该是时候了。 所谓“孝”道，从它一出现起，就是宗法奴隶制度的基石。《论语》一开头，就鼓吹什么“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到了汉代，地主阶级在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以后，由于它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就转而乞灵于反动的孔孟之道，标榜什么“以孝治天下”。从此，“孝”又成了封建统治者对付广大劳动人民的沉重的思想枷锁和镣铐。 在历代反动儒生们的涂饰和加工下，“孝”的表面被抹上了 一层薄薄的封建宗法的温情色彩，诱使着人们沉浸于“民用和 ·400· ==========第408页========== 睦，上下无怨”①的幻想之中。但是，假的毕竞是假的。鲁迅在《二十四孝图》这篇杂文中，就揭穿了这种孝行的残酷。鲁迅深刻地指出，二十四种孝行中除了有几种还可以勉力仿效外，其它大都会有性命之虞。譬如王祥为贪馋的继母“卧冰求鲤”，就有“冰破落水”的危险。“郭巨理儿”就更残酷了。狠毒的郭巨借口“子分母食”，竟要把儿子活埋，用以博得自己的孝名。鲁迅气愤地说：“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孔孟之徒吹捧得神乎其神的“孝”道，原来就是如此残酷的吃人之道：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反动的郭巨们每天都在那里挖掘深坑，嘴上高喊“忠孝节义”，然后把无辜的人民“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鲁迅x二十四孝图）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孝行，也就是隐藏在《二十四孝图》后面的一幅残酷的人吃人的画面。 表面上讲人爱人，实际上搞人吃人，这就是儒家孝子们的真面目。其实，所谓“孝行”也者，全是一些用以欺世盗名的诈骗手段。就拿“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来说吧，就是一个愚蠢而又无聊的老骗子。你看，一个行年七小、老态龙钟的老头儿，却偏要穿着花花绿绿的彩衣，手里还要拿个拨浪鼓，甚至“诈跌仆地，作婴儿啼”，装出一副天真相来博取双亲的一笑。丑死了，丑死了！这副肉麻相实在令人不堪入目。鲁迅尖锐地指出：较古的书上只说这个老头上堂不小心绊了一跤，“不知怎的，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鲁迅《二十四孝图》） “诈”者，阴谋行骗之谓也。拆穿西洋镜，《二十四孝图》中的那些孝子没有一个不是表里不一的利禄薰心之徒。封建统治阶 ①《孝经·开宗明义章》 ?401· ==========第409页========== 级为了维护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大力提倡孝道。谁如果博得了孝子的声名，立即身价十倍，从此晋身有阶，升官有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儒家之徒就纷纷跑出来讲“孝”、行“孝”，“孝子”也就越来越多。其实，行“孝”就是行“诈”，目的是为了诈骗官职。老莱子是否诈骗个一官半职到手，历史上没有记载，无法查考。但稍后的那些孝子大都通过这种骗术而混上了官位倒确是事实。“卧冰求鲤”的王祥不仅求到了鲤，随之也求到了官；替父亲夏天扇床、冬天暖被的黄香，后来居然当上了东郡太守的大官；那个负母逃难的江革不仅升为谏议大夫，还被皇帝御口亲封，赐以“江巨孝”的美名。以孝升宫，真是一条既方便义讨巧的飞黄腾达之路，这也雅怪那些儒家之徒要一个个地争当孝子了。 《二十四孝图》里有个孟宗，他的孝行很能说明孝子即骗子的实质。孟宗搞了个“哭竹生笋”的骗局，博得了孝子的声名，被提为盐池司马，尝到了行孝的甜头。于是，对他的母亲也就越加孝得起劲。有一次，他擅用职权偷了一批鱼给母亲吃。哪知他母亲非但不肯吃，反而训了他一顿，说：“汝为鱼官，何不避嫌？”提醒孟宗别为儿条鱼而丢掉了这顶乌纱帽。孟宗的母亲深知升官发财比行孝更要紧得多，不愧是个老奸巨猾的统治者。以其行而观其人，看来她叫孟宗哭竹生笋，正是一条精心策划的进官之计。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在“二十四孝”中，各有各的求官之道和进官之计。宋朝朱寿昌，明明是个疯狂镇压农民起义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不知什么时候竟忽然想起了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的老母。灵机一动，发誓弃官寻母。这一下，孝名远 ·402· ==========第410页========== 扬，声闻天下，结果是官位连升儿级。这哪里是什么弃官寻母，分明是借寻母升官。南齐庚黔娄更下流无耻，他已经当土了县太爷，但还是嫌官职太小。一次得知他父亲生病，干脆心一横，辞官归家。医生说：“要知病情如何，可以尝尝病人粪味的甜苦。”演黔娄求官心切，急忙取粪来细细品味。这样一尝粪，孝名立刻大扬，先被提为西台尚书仪曹郎，以后又做上益州府长史，巴西、梓潼两郡太守，乌纱帽一顶顶飞来，真是粪味之中有官味，吃小亏占了大便宜。丁兰的行孝更令人发指。他的父母死后，这个儒家骗子故作姿态，刻木为偶，天天跪拜，装腔作势地欺世骗人。丁兰的妻子不信这一套，用针刺了一下木偶。丁兰发觉后大发雷霆，造谣说木偶出血流泪，为了使骗局不致拆穿，竟铁背着脸将妻子一脚踢出家门。由此可见，孝子们的想行孝做官已经达到了不择手段、恬不知耻的地步了。 既然孝子行孝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那么，他们的孝行本身就不免要打上个大问号。拿孝子们的祖师爷孔丘来说，他出生不久父亲就死了，可他长大后只顾自己钻营利禄，从来不过问父亲的葬处，更谈不上实行什么“祭则鬼享之”①那一套了。后来他的母亲也死了，按照《周礼》规定：夫妻必须合葬在一起。这 一下可把孔丘弄得好不尴尬，幸亏邻家老大娘的指点才总算找到了他父亲的葬处。还有，孔丘不是强调父母死了必须居丧三年的吗？但当他的母亲死掉以后，自己身上还披麻戴孝，就赶到大夫季氏家里去赴宴，结果被别人轰了出来②。 孔丘的学生步孔丘的后尘，一个个也都是口是心非的两面 ①《孝经·孝治 ②《史记·孔子世家》 ·408· ==========第411页========== 派，他们中间有三人“荣列”《二十四孝图》，按理对片己的老师该是很孝敬的了。但事实却并非是这样，他们在孔丘死后不穿孝服，漠然视之，还美其名曰“心孝”①，真是大骗子出小骗子，有其师必有其徒。孔融是孔丘的二十世孙，也是三国时候赫赫有名的孝子，但他私下却说出了孝子们的心里话：“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也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②可见这个人是个表里不一的两面派。其实，又岂止孔融是这样，其他的孝子莫不如此。 茅子们既然都是官迷，肚子里的才学是可想而知的了。三国时的陆绩，从小就会从别人屋里骗桔子给母亲吃，因此而名列“二十四孝”；但是一议论到国家大事，就迂腐可笑，蠢得要命。有一次，孙策在东吴召集各路将领、谋士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会上，叨陪末座的陆绩竞搬出孔老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信条，说什么要降服敌国，根本用不到动刀动枪，只需要加强道德的教育和宣传就可以了，完全是一副宋襄公式的蠢猪嘴脸③。早在先秦时期，法家韩非就曾尖锐地揭露了“孝”的虚伪性，举出了这样一桩事实：有个鲁国人参加了三次战斗，开了三次小差。孔丘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我有老父在家，如果我死在战场上，谁来孝养我父亲呢？”于是孔丘就推荐他做了官。韩非从中得出了“儒以文乱法”的结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是观之，关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④所谓孝子，就是 ①《史记·孔子世家》 ②《后汉书·郑太孔融荀彧列传》 ③《三国志·吴书·虞陆张骆陆吾传， ④《韩非子·五燕》 ·404· ==========第412页========== 这样批误国害民的社会渣滓。汉代劳动人民有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对那些儒生即孝子们倒确是真实的写照。 孝子们的虚伪，根源在于孔学的虚伪。“孝”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历来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这和我们今天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看成是革命的同志关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我们无产阶级，父母是把子女当作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来培养；而子女则把父母当作革命前辈来尊敬。彼此之间，不论是谁犯了错误，同样都可以开展批评。孔学所鼓吹的“孝”则完全不同。它强调“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敢不亡”，完全是一副法西斯的面孔。孔丘公开鼓吹孝的用处是“始事于亲，中事于君，终于立身”①。孟轲更是赤裸裸地叫器：“内则父子，外则君臣”②。说来说去，孝敬父母是为了尽忠君主，维护族权是为了维护政权，前者是“孝”道的骗人形式，后者才是“孝”道的实质。其实，由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狗咬狗的争斗，要做到忠孝双全也是颇不容易的。《二十四孝图》中负米养亲的子路是孔丘的学生，他在卫国当官的时候，在外听说孔悝在京城伙同蒯聩发动政变，他立刻赶回京城实行镇压。其实孔悝搞政变是受到她母亲伯姬的遁迫，大概也是为了讲“孝”。但在子路这条孔门恶狗看来，“孝”必须服从于反动阶级的现有统治，违反了这一条就是最大的“不孝”，就要杀头！子路自己要当孝子，却不推别人当孝子，这种自相矛盾之处，却正证明了孔学的荒谬与无理。《二十四孝图》中吹捧的那些孝子，大多是一些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①《孝经·开宗明义章》 ②《孟子·公孙丑下》 年405" ==========第413页========== 子路是镇压新兴地主阶级的恶狗；王祥、朱寿昌等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手；而那个“闻雷泣墓”的王裒，打着为父报的旗号，终其一生，是个忠于没落的旧王朝、敌视进步的新政权的顽固派。他们的所谓孝敬父母，或者无中生有，或者装腔作势，“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鲁迅《十五年的“读经”）。“孝”是反动统治阶级手中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二十四孝图》中的姜诗妻为了孝敬公婆，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甚至被残酷的公婆赶出了家门以后，仍然昕天由命，甘心情愿地忍受迫害。《二十四孝图》所宣扬的就是这种奴才的典型。这种奴才性格窒息中国人民的革命造反精神，消蚀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起着阻挡革命、破坏革命的反动作用。 古今的反动派都是一伙实用主义者。只要符合他们的反动统治的利益，就立即一哄而起，大吹大擂。《二十四孝图》名气很大，其实内容荒谬，不堪一驳。它里面的故事，有的是从史书上 七拼八凑、东抄西割而来的；有的是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而写成的；还有的根本就是封建迷信加谣言的揉合物。比如什么哭竹生笋啊，木像垂泪啊，郭巨埋儿得黄金一·釜，王祥卧冰双鲤跃冰而出等等，全是一些海外奇谈或大头鬼话。还有的孝子竟被描绘成是掐指能算的神仙，如庾黔娄的父亲在家生病，他在县衙里竟会心惊流汗；曾参的老娘在家自啮左臂，曾参在外顿觉左臂疼痛。“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孝子们和他们父母身上的神经竟是千里相连的，这岂非是自欺欺人之谈。汉代王充在《论衡·感虚》中就曾严厉地责问道：如果这类传说靠得住，那么，“曾母生病，曾参不也就要生病了吗？曾母死去，曾参不也就 ·406 ==========第414页========== 要跟着一起死去了吗？”实际上呢，“曾母死后，曾参却照样饮酒，安然无恙”。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揭露了这类故事的荒诞无稽。 这样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长时期内竞不胫而走，广泛流传，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须知《二十四孝图》总结了历代推行孔孟之道的历史经验，反动统治者自然要对之奉若神明的了。而《二十四孝图》出笼的元代，正是儒教特别吃香的时候，那时还出现“请蒙古小酋长做汉儿'的‘儒教大宗师？”（鲁迅《儒术）之类的怪事哩！由此看来，《二十四孝图》曾经走了红运也就没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就拿叛徒林彪来说，他不是鼓吹什么“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的吗？但就在他的死党内部，也是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互相封锁消息，各拉各的调，各走各的门。说到底，林彪向同伙灌输儒家的“忠孝节义”，究其目的，只不过是要他的同伙和他一起死心塌地干反革命罢了。 反动派是一伙蠢人，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反动派想用“孝”道来统治人民群众，但在历代中国人民的批孔斗争面前，就象肥皂泡一样地迅速破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结合批判《三字经》、《二十四孝图》之类影响广、流毒深的孔孟黑货，这是一个创造。反动阶级利用各条途径贩卖孔孟之道，我们今天应当针锋相对地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发动群众，普及、深入、持久地批判孔孟之道，将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407・ ==========第415页========== 论历史上儒家对妇女的迫害 孙乐英 陆丽芬 在我国历史上，孔学一向是迫害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妇女的凶手。在批林批孔继续深入发展的今天，进一步批判儒家迫害妇女的罪行，对于肃清孔孟之道在妇女问题上的余毒，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具有很大意义。 妇女妥迫害，男女不平等，这是自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原始社会，妈女同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一样分享劳动的果实，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以妇女为氏族中心的母系社会，“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妇女的社会地位很高，中国古代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妇女的尊崇。可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必须绝对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这种阶级之问的不平等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就是男女不平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普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 孔学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出现的奴隶主阶级意 ·408· ==========第416页========== 识形态。它为了维护崩溃中的奴隶制度，提出了·整套镇压和迫害妇女的伦理道德准则，并在封建社会中经过历代儒家之徒的加工改造而益形完善，成为广大好女的精神柳锁。历史证明：当孔学的地位被越拾越高的时候，中国好女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低，两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比。 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是迫害妇女的元凶。他为了复辟西周奴隶制，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极力宣扬男尊女卑，鼓吹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妇人，伏于人也”等谬论。到了战国时期，孟轲又提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夫妇有别”，“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他们这些谬论，是历代儒家迫害妇女的反动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新兴地主阶级逐步战胜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孔丘这套迫害妇女的反动理论得不到多少人的理睬，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其有限。《周礼》记载：“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可见，当时男女谈恋爱还是自由的。 在封建社会中，孔学的那套迫害妇女的伦理道德准侧，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升高，逐步形成为封建旧礼教。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历代儒家之徒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需要，对孔孟所提出的那些歧视好女的观点不断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成为地主阶级政权的重要支柱。在汉代，董仲舒就根据孔孟之道，系统地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反动理论。“夫为妻纲”被列为三纲之一，这就正式把夫权与族权、政权、神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四根束缚中国广大农民的粗 ·409 ==========第417页========== 大绳索。 汉代的儒家虽然提出了系统的封建礼法制度，但儒家在当时是并不很行时的。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推行的都是法家路线，男尊女卑的界限还不那么严格，妇女再嫁和自由恋爱在社会上也是被允许的。西汉时四川的卓文君是个寡妇，就曾违背父命和司马相如一起私奔出走，最后夫妇两人还一起公然回到成都街上卖酒。这不正是同孔老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吗？后汉有个班昭，她是《汉书》编纂者班固的妹妹，此人甘心做妇女中执行封建礼法的带头羊，应汉和帝之召，编了一部《女诚》，这是最早的一部《女儿经》。但尽管如此，汉末三国时期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当了寡妇后被奴掳去，又养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想到蔡邕年老无嗣，就以重金把文姬赎了回来，并把她嫁给一个叫董祀的人作妻，当时也没有人提出什么非议，史官还替她在正史里立传，可见当时是不讲什么“从一而终”的。就从当时的皇室来看，也不讲什么“门当户对”。汉武帝娶了个歌舞奴隶卫子夫作皇后，后来还把自已的姐姐平阳公主嫁给了奴隶出身的大将军卫青。后汉的第一代皇帝刘秀也曾经为他的新寡的姐姐阳湖公主筹划再嫁。阳湖公主看上了宋弘，刘秀便急急忙忙引见宋弘，并叫他姐姐坐在屏后听消息。刘秀满脸堆笑地对宋弘说：“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一心想启发宋弘与原来的妻子离婚。不料宋弘回答：“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皇帝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对屏后的公主说：“这桩婚事吹了！”孔学在后汉是地位开始逐步被抬高的时候，但从公主可以改嫁这件事来看，当时孔学对妇女的统治还不那么严密。唐朝以来，孔丘被戴上了“文宣王”之类的头衔，越来越被拾 ·410· ==========第418页========== 高到了吓人的高度。随着封建统治者的尊孔崇儒，对妇女的迫害也就越来越严重。什么湖婴、妓女、宫女、多妻、纳妾等越来越盛行，严重地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摧残着妇女。儒家之徒为了鼓吹“月尊女卑”，宣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反动理论。妇女生育时，养个儿子叫“弄璋之喜”，养个女儿就只能称做“弄瓦之喜”，把妇女看成象瓦片一样地可以丢来丢去。儒家之徒还鼓吹什么“生女如鼠”，“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总之，妇女一出娘肚子起，就该低人一等。在这种社会风气的支配下，溺死女婴的现象也就普遍出现了。 孔学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是压迫者的道德。儒家之徒是 一批极端虚伪无耻的两面派，他们一方面鼓吹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妇女要“从一而终”，守贞节；另一方面却玩妓娶妾，荒淫无耻，做尽了坏事。唐朝的韩愈是个有名的道学家，到处替那些官僚写奉承死人的文章，骗了钱来却在家里养歌妓。至于作为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那就更不用说了。据说隋炀帝时有宫女 三千，以后历代的皇帝中甚至有多到四五于的。皇宫是整个地主阶级腐朽糜烂生活的一个缩影。唐朝诗人白居易在《上阳人》中写道：“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对于宫女来说，皇宫是牢狱，是活地狱。其实，在封建社会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庄院，无一不是皇宫的雏型，其中摆设着形形色色的人肉筵席，而农民的女儿则被那些脑满肠肥的地主们慢条斯理地咀嚼着，享用着，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然而同宋代相比，唐朝的妇女还算是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武则天当皇帝，就是对儒家男尊女卑的一个有力批判。鲁迅就说过：“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据《新唐书》记载，仅公主 ·411· ==========第419页========== 改嫁的就有三十三人之多。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曾经再嫁。儒家卫道者韩愈的女儿也曾经改嫁，而韩愈也并没因此而提出要求与女儿断绝父女关系。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社会上还是允许女子再嫁的。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下坡路而日益衰落的转折时期。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竭力加强和提高孔学的地位，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思想。在妇女问题上，更是狂热地鼓吹节烈观。然而，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宋朝前期，宋仁宗时的范仲淹就允许寡妇再嫁，他自已曾因母亲改嫁而改为朱姓；儿子死去了，也不强迫媳妇守寡，而把她嫁给了自己的门生。法家王安石也不理睬儒家“从一而终”的说教，曾经为自己的媳妇择婿改嫁。可是，随着理学家们的逐步得势，孔老二的地位越抬越高，鼓吹节烈之声也就愈喊愈烈。宋朝理学家程顾、朱熹所竭力鼓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反动统治者用来迫害妇女的一把“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正如鲁迅指出的：“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而那时“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反动统治阶级愈是走向没落，便愈要宣扬孔孟之道。在今天，莫斯科的苏修叛徒集团，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无一不是如此。宋、明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在全国各地为所谓节女、烈妇树立了大批贞节牌坊，规定过牌坊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看起来对妇女煞是尊敬。其实，拾高的目的正是为了“捧杀”，贞节牌坊越树越多，妇女脖子上的绳索也就越勒越紧。丈夫活着，妻子要守妇道，一切服从丈夫。丈夫死了，妻子要守节，甚至还要跟着丈夫 一起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 412・ ==========第420页========== 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清初小说《儒林外史》中，就记载了一个烈妇殉夫的故事。儒生王玉辉的女儿出嫁不久，丈夫暴病死去。王玉辉依照“三从四德”的儒家教义，极力怂恿女儿绝食殉夫。女儿活活饿死后，他竟仰天大笑，连声赞曰：“死得好！死得好！”那些知县、儒生也纷纷到灵前拜奠，请旌烈妇，称赞王玉辉“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无形的枷锁比有形的枷锁更坚固。孔学在精神上对妇女的摧残要比在肉体上的摧残更残酷。在封建社会中，不少妇女在思想上受了孔孟之道的毒害，往往心甘情愿充当旧礼教的牺牲品。五代时有一个寡妇，在送丈夫灵柩返家的路上，在旅馆里同人口角，手臂被推了一下，她就拿起刀来把这只手臂给砍掉了。别人问她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傻事，她竞回答说：“若不砍了这手，就被男人污了”。难怪清代的戴震气愤地指出：“以法杀人，人犹怜之；以理杀人，其谁怜之？”因此，贞节牌坊是建立在历代妇女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它凝聚着中国妇女世世代代诉说不尽的血泪冤仇，是历史上儒家迫害妇女的有力见证。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儒家对妇女迫害的过程，也就是广大劳动妇女反对儒家迫害的激烈斗争的过程。劳动妇女从来就是一支极大的革命力量。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 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在封建社会里，广大劳动妇女反对儒家迫害的斗争是同农民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农民起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无不有受剥削小迫最深的劳动妇女的参加。西汉的赤眉起义，就是由妇女吕母领导的农民起义开始的。隋末农民起义军中有一支队伍，是由李文相同他母亲霍氏领导的。 ·4184 ==========第421页========== 他们到处焚毁儒家经书，对孔学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唐初好女陈硕真在浙江发动农民起义，自称文佳皇帝。这是对男尊女卑、“君权神授”的有力批判。北宋末年方腊领导农民起义，他的妹妹方百花在起义军中是个重要将领，后来还做了元帅。南宋末年从山东爆发的杨安儿、杨妙真兄妹领导的红袄军起义，直捣曲阜，火烧孔庙，吓得孔老二后裔“衍圣公”仓皇逃命。明朝永乐年间有妇女唐赛儿领导的山东农民起义，清初有部叫《女仙外史》的小说，就不得不承认唐赛儿所领导的起义军所向披靡，打得明朝统治者狼狈不堪。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好女参加的就更多了。太平军中有女军、女将，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英勇杀敌，屡败清军。太平军提倡男女平等，禁娟妓，禁缠足，禁止买卖婚姻，狠很打击了孔学这具精神枷锁。 男女在封建社会中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带有商品的烙印。资产阶级撕破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上所笼罩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化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封建势力有着于丝万缕的联系，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从来就夹着许多封建余毒在内，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大劳动妇女得到了真正解放。她们的聪明才智，她们的革命积极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今天，女同志和男同志同样地参加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 ·414+ ==========第422页========== 从天上到地下，从高原到海洋，从领导到群众，妇女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都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我国妇女虽然在政治、经济上都得到了解放，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同孔孟之道以及旧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也仍然没有结束。聘礼、婚宴之类的陋习在一些人中颇为盛行，即是一例。因此，在妇女问题上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旧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无论是男同志或女同志，都要肃清自己头脑中孔孟之道的反动影响。毛主席早在三十六年前就发出号召：“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我们必须把妇女问题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它作为继续深入批林批孔的-项重要内容来抓。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五年第一期) ·415· ==========第423页========== 反动派为什么要吹捧武圳 史尚辉 一九五一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第一场批孔斗争。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著名的社论，明确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并对武训和歌颂武训的电影、小说、传记和文章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 今天，回顾二十三年前这一场斗争的情况，可以看到，正当《武训传》批判深入开展的时候，抛出《武训传》的刘少奇、周扬一伙，却装出了一副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姿态，哼哼哈哈地教训人们“要将武训和孔子相区别”，大谈孔老二的“卓越贡献”，说什么孔老二使“封建文化放出灿烂异彩”①，把孔老二打扮成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人物。本来，把武训和“孔子并列”为“圣人”的，正是刘少奇一伙；现在却又以退为进，跳出来说什么武训是“反动的”，而孔老二是“进步的”，这不过是一种金蝉脱壳之计。他们批判武训是假，吹捧孔老二是真，由此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尊孔的反动面目。他们同清朝封建统治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一样，都是孔老二和武训的吹捧者。 ①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 …418* ==========第424页========== 中国近代的这些反动派为什么要吹捧武训呢？各有各的目的。但就其本质来说，则都是为了坚持倒退、反对前进，坚特卖国、反对爱国。 武训是个什么人？他原名武七，“训”字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给他取的名，说是为了嘉奖他对“圣道复兴”有功，可以“为天下后世训”。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进身之阶的反动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他叛离了劳动人民，拜倒在封建统治者的脚下，走上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的反动道路。他的一言一行都符合于封建统治的“礼”，甚至请“义学”老师吃饭时，他也规规矩矩地站在门外侍候，等到那些“进士”、“举人”吃好了才“啜其余”，说什么“不能与师抗礼也”①。他的“兴办义学”事业，更集中地反映了他所走的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道路。 武训的吹捧者把武训“兴办义学”说成什么“奇行”、“奇事”、“奇迹”，大谈它的“奇”，这完全是一种骗术。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杜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任何一种社会理想，不管它以何等奇妙的形式表现出来，都只能反映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义学”，在当时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经常“劝谕”地方上的地主豪绅举办的“事业”，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工具。武圳举办的“义学”中，分“经班”和“蒙班”。经班“读的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蒙班读的不外是《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学生的家庭出身大多数是地主，少数是富农和商人，劳动人民一个也没有。教师呢？“资格也很高”，全都是什么“进士”、“举人”或“拔贡”，一个个都是孔孟之徒。掌握“义学”大权的校 ①《清史稿·武训传 ・417 ==========第425页========== 董，则是当地的有钱有势的豪绅地主。他]就曾供认，武训办的“义学”，教的和学的是“圣人之圳”，目的是“为皇上尽忠”①。可见，这样的“义学”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些孔孟之徒，封建统治的忠顺奴才。所以，尊孔派的梁启超称说：“行之数十年，学堂中受业子弟，彬彬济济，掇高第，成通儒，不可胜数。”②武训临死的时候，还要听一听“义学”学生朗读《四书》和《五经》，表示至死不忘以孔孟之道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 武训的“兴学”史是一部行骗史。他披着“行乞”的外衣，…边喊着“修义学为贫寒”③，一边装疯卖傻，用尽各种手法，到处进行诈骗，并且把骗来的钱交给地主放债，进而购买大量土地，变为一个地主。另一方面，他又奴颜婢膝地用尽各种办法与地主、恶霸、大小官僚相勾结，以“兴义学”为手段，为封建统治服务，成为反动统治者所赏识的政治骗子。怪不得反动派这样称赞武训：“昔孔子予宁武子以为愚不可及，武公其尤甚焉者也。”④意思是，当年孔老二曾说过，谁也赶不上卫国的大夫宁武子的善于装傻，武训在这方面比宁武子更加高明。可见，反动统治者是多么重视武训的欺骗作用： 武训这个政治骗子，确实是适应了反动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正如《武训历史调查记》所说：“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 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清朝封建统治者把孔老二鼓吹的那一套“至高道德”，什么大仁”、 ① 《武训历史调查记》、《关于武训的一一些材料 ② 《饮冰室文集》第一册 ③ 《武训兴学歌》 ④ 《武训先生九七诞展纪念册， ・418 ==========第426页========== “大义”、“大忠”、“大信”，统统加到了武训的头上。在他们看来，武训完全是孔老二那样的“圣人”，所以又说什么“山东多圣人，孔圣人、武圣人，古今一也。”①在武训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把武训抬出来作为带头羊。清朝皇帝得意地说：“有此义人，可以激励风化，培养人材。”还颁封武训为“义学正”，软赐黄马褂一件，盖牌坊一座，甚至“御笔”亲书“乐善好施”四个大字的匾额。死后，又“宣付史馆立传”，入祀“孝义祠”、“乡贤祠”②。 清朝封建统治被推翻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也吹捧武训，把武训作为鼓吹尊孔复古、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借以阻挡历史的前进，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五四运动时期，正当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向“孔家店”展开猛烈进攻的时候，武训的门徒沙明远等一批北洋军阀政府的参议员，大肆宜扬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上书北洋军阀政府头子徐世昌，说什么“发微阐幽，前清已获表扬之典，崇贤尚德，民国未邀褒旌之荣”，要求给武训颁发“匾额”，“以发潜德之幽光，伸武训之义节得垂千古而不朽”③。徐世昌为了破坏革命人民的反孔斗争，立即积极“提倡”，颁给武训以“热心公益”的“匾额”④。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总统一带头，北洋政府的总理、总长、次长等大小官僚紧紧跟上，齐声把武训的“兴学”事业颂扬一番。他们叫喊“捐资兴学”，实则鼓吹尊孔读经，对抗革命人民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在反孔斗争的打击之下，他们哀叹“道德沦亡，狂澜既倒，弦诵之场，鞠为茂草”，狂呼武训的所作所为“与前 ①④《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 ② 《武训先生衬堂记》，《武善士训墓志铭》 ③沙明远等：《上徐大总统书》 ·419· ==========第427页========== 圣同符”，“有功于圣教”，要发扬“天生武训”的精神，使“英才济济，俎豆年年”①。他们甚至无耻地宣称，由于“海内名流，宣传之力”，使武训“曜然于世界，近今列强震惊，称为孔子以后之一人”②。北洋军阀头子及其走卒们对武圳的这些吹捧，是当时出现的尊孔逆流中的一阵恶浪。 一九三四年出现的“武训九七诞辰纪念”，则是国民党反动派抬出武训来配合反革命“围剿”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正在南昌“剿共”行营的蒋介石，一面忙于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一面亲自出马来颂场武训圳。这个独夫民贼亲笔正楷恭书了《武训先生传赞》，表彰武训“行乞兴学”，做出了培养一群孔孟之徒的“大业”，留下了欺骗和麻醉人民的“恩泽”；还领扬武训“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于坚苦卓绝”③。什么是“仁”？蒋介石在当时的一次演讲中说：共产主义是“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应读作镇压革命）就是行仁”④。由此可见，蒋介石称赞武训“仁孚义协”，说什么“宁不闻风而有立”，就是要人们学着武训的反革命“精神”，跟着他一起去屠杀人民。其他国民党反动派头目也纷起效尤，争先恐后地为武训“题词”、“题诗”、“著文”，说什么武训“继美先哲”、“教泽千秋”、“懿行千古”、“匹克为百世师”，把武训捧到“高入云表”。有一个国民党军阀叫何成濬的，还仿照武训《兴学歌》的体裁，写了一首长歌，说武训“不求富贵不求荣，天性纯乎义和仁，真有移山填海之精神”，嗟叹武训死得 ① 龚积柄：《武训学校颂》 ② 沙明远：《武训兴学始末》 ③ 《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 ④《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 ・420・ ==========第428页========== 太早了，“假使武公生至今，从我国民革命军，有期行，无口争，…步步踏实事事真，…学到奉化蒋公生活新，必能压倒一切当世英”①，赤裸裸地说出了他们拾出武训是为了镇压和屠杀人民的罪恶用心。可见，武训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所以蒋介石更盛赞武训是同孔老二一样“为人师表”。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爆发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他们又把武拾了出来，对学生们说什么：“只要做出象武圳那样行乞兴学的事业来，在社会上就有出路的”。(转引自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蒋介石为了配合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还支持国民党官办的“中国电彪制片厂”摄制《武训传》来“教有”人民。总之，每当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都要把武圳拾出来，鼓吹“武训精神”，用以反对革命和欺骗人民。 阶级投降必然导致民族投降。尊孔必然导致卖国。武圳向地主阶级投降，狂热地宣扬孔孟之道，实质上也就是向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投降。所以，当反动统治者要进行投降卖国活动时，也总是离不了对武训的吹捧。一九三八年，正当国民党反动派紧锣密鼓地筹划对日本帝国正义妥协投降的时候，就以“国民政府上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内政部部长”何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名义，下了馁扬武训的命令，说什么“纯孝”、“坚卓”的武训，“距今虽近百年，仍应予褒扬，用彰潜德，而资矜式”，（转引自《学习》杂志第四卷第五期），鼓吹要学习武训向封建主义、国主义投降的榜样，为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制造舆论。口本侵略者占领上海时期，上海的汪伪政权也以武训为题材，摄制 ①《武训先生九七延辰纪念册》 421・ ==========第429页========== 了一部《义丐》的影片，妄安图引诱沦陷区的中国人民甘心情愿地当亡国奴。其他地区的敌伪统治者还向青年们鼓吹：“要做第二个武训，要白手起家，立武训那样的不朽之功”。（转引自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这一伙汉奸卖国贼这样起劲地吹捧武训圳，完全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安图灭亡中国的需要。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之流，也把武训奉为至宝。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把国民党反动派来不及拍完的反动电影《武训传》接过手，于 一九五一年抛了出来。刘少奇之流歌颂武训，目的就是为了鼓吹孔丘，鼓吹孔孟之道。反动电影《武训传》，描绘武训七岁时拾到一本《三字经》，就“如获异宝”，又赞美武训怎样向地主阶级投降，建成“义学”，举行“庄严隆重的盛典”，向“至圣先师孔子牌位行跪拜礼”，狂热歌颂封建地主阶级，崇拜孔老二，宣扬孔孟之道，反对人民革命。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纪念“武训九十七诞辰”，刘少奇一伙在一九五一年在《武训传》里也以召开武训一百 十四“诞生纪念大会”开始，“高唱入云”地唱着“庄严神圣的赞诗”，又以“高唱入云”地唱着“庄严神圣的赞诗”结束。他们“高唱入云”地唱道：“大哉武训圳，至勇至仁。…世风何薄，大陆甘沉！谁启我愚，谁济我贫。…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①人们可以看到，这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反动派纪念“武训九十七诞辰”时对武训的吹捧何其相似！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刘少奇一伙由于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社会主义革命怀着刻骨的仇恨，所以增加了“世风何薄，大陆日沉”的咒骂声。 ①电影《武训传》主题歌 ·422· ==========第430页========== 反动电影《武训传》的出现，是刘少奇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的产物，是地主资产阶级用孔孟之道向我国刚刚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的一场猖狂的进攻。围绕着这部电影的斗争，是尊孔和反孔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前进和倒退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批判《武训传》这场伟大的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一伙尊孔派的丑恶嘴脸，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论述，打中了刘少奇一伙和一切尊孔派的要害，深刻地批判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战胜了刘少奇 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指引着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地前进。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428· ==========第431页========== 盖沙令到中国来干什么？ 一一个沙俄反动分子的尊孔一生 梁凌益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的炮火还未熄灭，有个自称爱好“东方哲学”的沙俄伯爵盖沙令①，风尘仆仆地从欧洲远道赶来中国。他以孔老二的信徒自居，在青岛、北京、上海等地多次发表了尊孔的演说。一个俄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声嘶力竭地叫喊中国只有尊孔，实现“古道之复兴”，才不至使“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这是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到中国来“扮演亚洲宪兵的角色”。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近年来，一一些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苏修分子也一再推崇圣道，为孔老二大唱颂歌。解剖一下老沙皇时代盖沙令这只麻雀，对认识今天新沙皇的尊孔丑剧是大有帮助的。 赫尔曼·盖沙令何许人也？一个极端顽固的沙俄封建贵 ①本文有关盖沙令的资料主要来源是他本人所著的《发展中的世界》（纽约1927年版）、《-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纽约1925年版）利《象征的形象》（巴黎1939年版）；同时，还参考了1912年5月《字林西报、1912年8月《共和西报》和《孔教会杂志。 424・ ==========第432页========== 族。盖沙令家族同老沙皇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爱沙尼亚拥有大规模的领地。盖沙令的祖父亚历山大·盖沙令，是沙皇阿历山大第二的顾问，又是爱沙尼亚“自由派”封建贵族的头子。祖母呢，是沙皇尼古拉第一的财政大臣乔治·坎卡林伯爵的女儿。如果要在封建贵族中论资排辈的话，这个门第不可谓不煊赫矣！囚此，盖沙令曾用自豪的口吻谈到了自已的家世，说：“我的父亲是 一位典型的俄国贲族。”他还提到了他的祖父曾经这样地夸耀他的父亲：“俄国如果实行议会制度，列夫就一定会成为国家的头号人物。”盖沙令在这样一个贵族家庭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以超天才自居的自大性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生来就具有“征服者和统治者的本性”。 青年时代的盖沙令，是英国出生的德国反动政治家篆斯顿·张伯伦的狂热崇拜者。他在当大学生的时候，读到了豪斯顿·张伯伦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这本宜扬反动的种族理论的著作，使盖沙令心醉神迷，他“非常越动”地说：“它使我突然明白，如果我能见到写这本书的人，我就会立刻发现我生活的目的。”因此，他特地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维也纳，“以热烈崇拜的心情”拜访了张伯伦。他供认：“张伯伦的不断影响使我得到很大的收获。他的本性在许多方面和我的本性是很相似的，于是我确信，我象在镜子里看到了我自己一样，看到了真正的我。”后来，盖沙令果然从一个反动的种族主义者立场出发，成了一个虔诚的纳粹主义者，一条希特勒的小走狗。他曾向德国法西斯表功说，只有他的“指导观念”才使希特勒政权的“经济政策成为可能”，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能为法西斯的登台作出贡献看作是无尚的光荣。 ・426・ ==========第433页========== 盖沙令到中国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的转折时期。当时，清封建王制的专制统治虽然已经被革命所推翻，但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这个军阀头子所窃取去了。袁世凯为了稳固和扩大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当时的民主革命势力，从而为恢复帝制铺平道路。清封建王朝的余孽乘机活动，在复辟的大旗下纠集起来，到处散布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等谬论。当时的青岛，是帝国主义强占的“租借地”，牛鬼蛇神的巢穴。在这里，以溥伟为代表的一小撮王公贵族、封建官僚，同帝国主义分子卫礼贤纠集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名叫《尊孔文社》的复辟小团体。盖沙令到中国来，从海道爬上广州，感到那里“充满了革命气氛”，不是味儿，立即掉头至澳门歇脚，伸出了他的鼻子，东闻闻，西嗅嗅，终于嗅到了青岛那个复辟小团体散发出来的封建死尸的臭味。他欣喜若狂，立即来到青岛，通过卫礼贤的介绍，同那些封建的遗老、遗少们会了面。他一见如收，对这批封建阶级的孤臣孽子大加吹捧，说：“使我感受很深的是青岛的这些著名的君子们。他们是活的孔学。”又说：“这些君子，不管他们是怎样的人，人格非常高尚，他们的卓越表现使我极为感动。”不仅如此，他还煽动地说：“在人世间的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在与他们有关的混乱中保持着精神上的自由。”总之，他为这些反革命死硬派打气是不遗余力的。盖沙令、卫礼贤一类帝国主义分子煽风点火的结果，使青岛在民国初年由反革命分子的避风港升级成为反革命复擗的策源地。 盖沙令在青岛活动了一阵后，赶到北京这个当时的政治中心，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同北京的封建余孽又挂上了钩。他同通晓多种外国语、头上拖着辫子的辜鸿铭密切往来，日不暇接地 ·426· ==========第434页========== 出席“读经会”、“聚餐会”这类复辟小团体举行的各种集会，呼朋引类，鼓吹复辟，煞是热闹。他公开声言自己“是一个反动分子”，“仇视新的共和国”。他趾高气扬地说：当我听到对‘人民权利”的赞扬时，就禁不住要发笑”；“在专制的中国没有特权阶级，没有贵族；儿千年来，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条通向高官的大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政府比它更少压迫的了”。看，反动的封建王朝在他的嘴里竞成了人间乐园，真不愧是一个狡猾的政治骗子！他从这种反动的逻辑出发，凶相毕露地说：“为什么还要革命呢？”“革新的愿望简直就是疯狂”；“自然不能突然解放苦力而允许他们推翻他的主人”。总之，盖沙令认为人民不准造反，奴隶不准起来解放自己，而是只能让反动派永久统治下去。如果革了命，那就要退够，退到原来的出发的地方去。盖沙令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说出了袁世凯一伙复辟势力的心声。 在反动派的喝彩声中，经辜鸿铭介绍，盖沙令来到了上海，他在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机关“尚贤堂”作了一个题目叫做《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的演说，又在帝国主义的报纸《大陆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之新命系于孔教》的谈话。他的这些尊孔复古言论，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居然风头十足地成了时髦货色，被中外反动派捧之为“近来最重要的演说之一”，“与中国时局有绝大关系”，是“中国发展必须遵循的路线”，等等。不言而喻，这只能是反革命的复辟路线，确实是与中国那时的局势“有绝大关系”的。因此，《大陆报》、《字林西报》等帝国主义分子创办的报刊大吹大擂地进行宣传，一再刊登他的言论和活动消息，“尚贤堂”还把他的演说印成小册子，到处散发，掀起了一股妖风。盖沙令还叫喊要进行“改革”，即把民主共和改回为君主专制，必须要“用孔子的 ·427、 ==========第435页========== 威信”。他在北京时已提出，如有“孔教教会”，就“意味着权威”。到上海后，又在封建官僚沈曾植家里同一些复辟分子多次会面。不久，就在这个沈曾植家里成立了“孔教会”。袁世凯政府的教育部、内务部对“孔教会”的批示说：“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随之而来的，是“孔教会”遍设于全国，到处鼓吹尊孔复古，为袁世凯和清朝的复擗鸣锣开道。 盖沙令在中国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狂热地吹捧孔老二和“孔教”，奔走不遗余力。他说，“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孔夫子的圣人’的形象，在他那优雅的姿态上显出了他的渊博，没有别的受崇拜的人比他更有才华了。”啊呀呀！原来孔老二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超天才。不仅如此，盖沙令还进而鼓吹“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根本”，“各种文明的模范”，“对中国特别适用”；胡说如果废弃“孔教”，中国就会“失其文化”、“永无进步”，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全在于“古道之复兴”。 盖沙令果真那么崇拜孔丘，尊重中国旧文化吗？不，他是妄图用孔丘这块“敲门砖”来敲巾国的大门。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正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盖沙令对这一点曾不打闫招。他埋怨有些外国传教士“从不曾设法去注意孔子学说的有利条件”，这种所谓“有利条件”，就是指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孔孟之道是反动之道、复辟之道。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在中国搞复辟活动，包括扶植巾国的反动分子来作为自己奴役中国人民的走狗，就必定要利用孔孟之道，吹捧孔老二。又是鲁迅说得好：“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 ·428· ==========第436页========== 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你如果对这一点理解不深，请看一看盖沙令自己的表白。盖沙令肆无忌惮地供认，象澳门这样的地方，“更近乎孔夫子式而更亲切、吸引人”。妙极了！原来他眼中的“孔夫子式”的理想境界，就是象当年澳门那样的殖民地。老沙皇尊孔的目的，在这里不是不打自招了吗！近年来，继承老沙皇衣钵的苏修新沙皇，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尊孔丑剧，说穿了，就是当年盖沙令玩过的那套鬼把戏。对于这一套，中国人民可早就领教够了。 盖沙令祭起尊孔黑旗的时候，特别强调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他说：“使我高兴的了不起的礼乃是孔教的精华”，“礼”，“这个知道怎样把深刻的含意表达出来的社会概念，难道还不伟大吗？”他认为实现孔老二的理想，核心就是“复礼”。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才能在中国巩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使老沙皇获得更大的侵略权益。真是无独有偶。苏修新沙皇也很喜欢孔老 二的“礼”，甚至叫嚷“现在治国理民，皆以礼为淮”。它继承了老沙皇的衣体，支持林彪一伙在中国实现“复礼”即复辟的罪恶目的，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新、老沙皇都爱孔老二的“礼”，还因为孔老二宣扬的“礼让为国”、“礼之用，和为贵”等谬论，为他们的走狗一中国反动派实行投降卖国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鲁迅在揭露这伙卖国贼以“礼”卖国的阴谋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这正是淋漓尽致地揭露出了卖国贼们的汉奸嘴脸。袁世凯在就任正式大总统的时候，就把承认和签订不平等条约说成是同帝国主义“以礼往来”，把卖国主义说成是塍邦友邻的“当然之理”。卖国 ·429· ==========第437页========== 贼林彪为了投靠苏修新沙皂，更炮制了所谓“两斗皆仇，两种皆友”之类的卖国理论，要中国人民不要同修正主义斗争，不要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凶焰，而应当甘心情愿地接受社会帝国主义的奴役。如果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必然是“以礼往来”地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把中国变为苏修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奴隶。 盖沙令还极力宣扬孔老二的“德”、“仁”、“忠恕”一套道德原则。他说：“孔子是把道德作为指导原则的”，“完善的道德是孔教的基础”，孔子是理想的人性的典型代表”因此，要“把重点放在使人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上”。盖沙令所说的，全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孔夫子爱一切人吗？他不爱奴隶，也不爱新兴的封建阶级。就是奴隶主，他也不全都爱，而只爱一小最极端顽固的反动派。盖沙令自己也并不爱一切人，他咒骂从事革命的“这些人是没有任何道德基础的”，恨不得把“这些人”一下子消灭干净。他对被革命打倒的一小撮王公贵族、封建官僚，却说“没有一个不是道德修养完美的人物”，“清朝的大官比起今天中国的轻率的年青头头来，要优越得多”。他爱什么人，恨什么人，不是象小葱拌豆腐那样地 一清二楚的吗？盖沙令自己承认，他的“本性”是“征服者”，这倒颇能说明这伙侵略分子的“人性”究竟是什么东西。今天，苏修新沙皇也在鹦鹉学舌地说什么孔老二的“仁”就是“博爱”、“人道主义”、“爱人”，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在国内实行法西斯式的专政，在国外进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不又恰恰表明了，苏修新沙皇的“人性”和盖沙令这类沙俄侵略分子的“本性”是毫无区别的吗？ ·480· ==========第438页========== 盖沙令这个帝国主义的尊孔分子在离开中闲之后，仍念念不忘孔老二。他特地写信来中国，胡说什么“孔子对于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家可以采取积极揹施，尽最大可能地强调要精读他的著作，在各级学校里歌颈他的伟大，把一切崇高和伟大的功绩都归功于他”。盖沙令这封信一发表，博得了中外反动派的 一片喝彩声。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摸到了这个脉搏，为了加速复辟帝制，立即“通令国民尊崇伦常”，鼓吹“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不久，又通令全国“尊崇孔圣”，说什么“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随即宜布恢复祭孔典礼，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但是，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最后都一一遭到了失败。就连老沙皇自己，不仅没有能实现灭亡中国的迷梦，而他自身却照样地在十月革命中被俄国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盖沙令在十月革命后，财产被没收，本人也被赶到国外，成了一条丧家狗。这个沙俄反动分子对十月革命怀着刻骨的仇根，恶毒攻击伟大的列宁，咒骂革命使他和所有地主“·夜之间失去了全部土地、性口和其他的东西”，叫嚣要把他的“祖国”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在这时，这个穷途末路、妄想变天的盖沙令不禁又想起他一生崇拜的孔老二。他勉励自己说：“有志气的人绝不能去考虑谋生的问题”，“整个东方也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孔夫子在他周游列国的年代里，凡是他和他的弟子们经过的地方，各国都按照他们的等级很好地供养他们。有一次，孔子宿营在两国交界的地方，因为两国正在打仗，使孔夫子饿了好儿个月的肚子，直到今天，中国回想起这件事情时还 ·481 ==========第439页========== 感到是不光彩的。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观点。”现在，“保持这种志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请看，一个被打倒了的俄国贵族，竟如此虔诚地从孔老二那里寻找复辟的精神武器，用孔老二“周游列国”的反革命“志气”来鼓舞自己去实现复辟的迷梦。奇怪吗？一点不奇怪。此时此地的盖沙令，不是很有点象孔老二当年悲叹“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处境吗？同病相怜，同气相求。孔老二是复辟的祖师爷。凡是要搞复辟的，都必定是他的忠实信徒。 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今天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手里，竞实现了当年盖沙令想做而没有做到的复辟梦。这一小撮革命的叛徒在苏联的国土上复辟了资本主义，把一个列宁亲手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背叛了列宁的革命事业，甘心情愿当盖沙令的孝子贤孙，在国内大肆尊孔，为其篡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为其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但是，“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不管苏修新沙皇怎样乞救于新式的导弹或孔老二的亡灵，都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必将起来把这一小撮复辟分子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到那时，克里姆林宫屋顶上的红星，必将重新焕发出昔日的革命光辉！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五期) ・482 ==========第440页========== 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 纪念伟大的草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诞生九十周年 罗思鼎 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总是说，孔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圣人”。五四运动推翻了对孔家店的迷信。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就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主将。 鲁迅对中国旧传统思想的顽固堡垒孔家店进行了长期的、持久的、顽强的战斗，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立下了伟大的功励。他的《狂人日记》，是“五四”反封建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宿。特别是《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著名的讨孔檄文，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深刻揭示了孔家店的阶级本质，分析了它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反动作用，对孔家店作了全面的彻底的批判。鲁迅在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这种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至今还激励着我们战斗。 *.438· ==========第441页========== 在孔家店问题上，无产阶级种资产阶级一直存在着批判和反批判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焦点在于用什么观点来看待孔丘的“仁”。“仁”，是孔丘世界观的核心，是剥削阶级维护和巩固反动国家政权的理论。对“仁”的不同看法，反映了革命派和反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斗争中不同的政治立场。 鲁迅从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孔家店的要害，用钢刀一样的笔，揭露了“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戳穿了“孔圣人”的画皮。但是，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却用种种白粉给孔丘化妆，把他抬到吓人的高度。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说，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有“划时代的功绩”，“不愧为宇宙间之伟人”。他们鼓吹孔子的“仁”是人类“伟大的德性”，“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 在阶级社会里，所谓“德性”、“美德”，都有具体的阶级内容。什么叫“仁”？孔丘说，“仁”就是“爱人”。是爱一切人吗？没有那回事。毛主席教导说：“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丘，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爱的只能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孔丘鼓吹的“仁”，那里是人类共同的“美德”，分明是奴隶主阶级的“德性”。鲁迅深刻地揭露了这种掩盖奴隶主贵族野 484・ ==========第442页========== 蛮统治的虚伪说教，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所以，孔丘决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宇宙间之伟人”，而不过“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孔丘的“仁”，也就是后来儒家大吹大擂的“王道”、“仁政”。这些东西，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骨子里就是“霸道”、“暴政”，就是剥削阶级的专政。鲁迅说得好：“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倘说先前曾有真的上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孔子实行过“王道”吗？“孔子为政必霸”。这就是当时人对他的评论。他当过鲁国“警视总监”，还代理过“宰相”职务。一上台，就把一个反对他的名叫少正卯的人给抓来杀掉了。你看，这个整天把“仁”挂在嘴上的“孔圣人”，还不是“霸道”得很，动不动就要杀人的吗？孔丘不是很喜欢“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吗？宽猛并济，就是交替使用反革命两手，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两副面孔：一副是和颜悦色，一副是杀气腾腾。“仁”就是这种反革命两手策略的高度概括。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都把这套反动统治术奉为至宝，当作维护反动统治的“圣经”。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制度，直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正如鲁迅所揭露的，是一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的历史。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鼓吹和宣扬孔丘的“仁”，就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效劳。鲁迅在“四·一二”大屠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国民党反动派在“仁义道德”的掩护下，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而刘 485・ ==========第443页========== 少奇·类政治骗子却叫嚷“仁爱和平”、“礼义廉耶”、“忠孝节义”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要使它成为“新的美德”，这难道不是露骨地赞美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吗？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吹捧和美化孔丘的“仁”，就是妄图用它来瓦解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孔家店的信徒们总是说孔子如何“爱人”，无产阶级专政如何“不仁”。无产阶级难道能够对反动派施“仁政”吗？不能，绝对不能。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如果无产阶级对反动派施“仁政”，讲“王道”，那就必定会招致资产阶级重新对无产阶级行使“暴政”、“霸道”，即复辟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年前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抛出了《海瑞罢官》、《海瑞上疏》，大肆宣扬孔孟的“仁政”。这些大毒草，得到了在台湾荷延残喘的政治僵尸蒋介石的喝彩：“我们孔子德治’的伦理政治哲学”，在“《海瑞罢官》、《海瑞上疏》，‘一罢’‘一骂’之中，铄然体现！”妙极了！公开的和暗藏的国民党反动派，一起来给孔家店的“仁政”唱颂歌了！这样的丑剧，岂不是很能发人深醒的吗？ 二 孔家店历来是同最黑暗的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的。无产阶级要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必须彻底摧毁孔家店，挖掉他们思想统治的老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 ・436 ==========第444页========== 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囊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创造新世界。 鲁迅正是以共产主义战士的姿态，冲破一切旧的传统思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对中国几千年来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总代表孔家店，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却胡说，孔孟之道是中华民族的“可贵历史传统”，是好得不得了的“民族的精华”。他们唯恐孔孟之道在中国绝了种，俨然以“真正国粹的保存者”自居，狂叫要把孔家店作为“国粹”保存下来。 什么叫“国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鼻祖、被“永定为复辟的祖师”的康有为说：“孔氏为汉族之国粹荣华”。孔家店难道是什么“民族的精华”吗？它作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国粹”，纯粹是他们进行思想统治的得力工具，一把“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 一剂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俏奉。孔家店是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根本对立的，是同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根本对立的。这些被剥削阶级视为“国粹”的东西，在劳动人民看来，则是痈疽和毒瘤，决不能“继承”和“保存”，而必须加以彻底割除。鲁迅等道：“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这对于那些把毒瘤当作“国粹”的人，是多么辛辣的讽刺 但是，反动统治阶级总是于方百计地维护孔家店，企图在新 487・ ==========第445页========== 的形式中使它得到恢复和巩固。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也叫嚷要“化腐朽为神奇”，打出“继承”历史传统的旗号，把毒瘤般的“国粹”当作宝贝。他们居心何在？说穿了，就是妄图利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鲁迅指出：“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这就一语道破了孔家店的反动作用。在近代中国，无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蒋介石建立法西斯专政，无一不举行“尊孔祀圣”的大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尊孔复古，并不是真的想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只不过是“怀着别样的目的”，把孔子当作“敲门砖”使用罢了。他们或者利用孔子实行封建复辟，或者把孔子作为挽救他们覆灭的一根救命稻草。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非拾出孔丘不可。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总是和汉奸卖国贼勾结在一起，拚命宜扬孔丘的教条，竭力推崇中国的这个“国宝”。孔家店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特地在东京等地新建孔庙，宜称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所谓“东亚新秩序”，就是“恢复孔子之教”，想把中国变成日本法西斯统治的“王道乐土”。大汉奸汪精卫跟着叫嚷卖国投降的“和平运动”，体现了“儒教的真精神”。今天，社会帝国主义又在步日本帝国主义的后尘，一面张牙舞爪，大搞核讹诈，一面大肆宣扬孔孟“王道”、“仁政”的虚伪说教。叛党叛国的汉奸、特务王明，也在那里如丧考妣地痛悼孔家店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所摧毁，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狂吠来邀得洋主子的爱宠。这里，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当年说过的话：“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 438・ ==========第446页========== 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观往可以知今。现代修正主义支持孔丘这个古代反动派，难道他们会比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更好的下场吗？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同样利用孔家店这个“国粹”作为“敲门砖”。君不见，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也演出了曲卓“朝圣”的丑剧吗？他们一再抛出的黑《修养》就是当代的《论语》。他们散有的种种修正主义谬论，就是当代的孔孟之道。他们兜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他们贩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推行“聊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他们秉承“见小利，测大事不成”，炮制“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他们根据“学而优则仕”，抛出“读书做官论”、“入党作官论”。他们赞美“仁者爱人”的伪善说教，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所有这些，都是企图用孔家店来敲开资本主义复辟之门。鲁迅指出，一切“渐近末路”的反动派为了敲开各自的“幸福之门”，“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同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旧传统思想是一种巨大的历史阻力。一切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为了复辟，必然要利用反动的传统思想。中国资产阶级总是从孔家店这类“国粹”中去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掀起阵阵尊孔复古的黑风，制造反革命复辟的舆论。这种人，正如鲁迅指出的，“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得。”因为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人，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的人，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奴仆。 489・ ==========第447页========== 三 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从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重政治斗争。“五四”以来，无数次的较量和斗争，无数次的曲折和反复，告诉了我们这样一条真理：只有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只有坚持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锐利武器，才能彻底摧毁孔家店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思想。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给了孔家店最全面、最彻底、最深刻的批判。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新军，向孔家店展开了最猛烈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同孔家店及其卫道者进行了坚韧不拔的英勇斗争。他把战斗锋芒指向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国粹家，“道德家”，遗老遗少，买办文人，无情地摧毁着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猛烈地批判了“尊孔读经”，“整理国故”，“国粹教国”等封建复古思潮。在长期斗争中，鲁迅非常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紧密地把历史批判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触及时事，触及政治，不断地把批判孔家店的斗争一步一步地推向深入。鲁迅画出了北洋军阀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一面“放火杀人，奸淫掳掠”的丑恶嘴脸，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的罪恶行径，痛斥了帝国主义把侵略说成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王道”的反动谬论。从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进入了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本质的政治批判。这就 ·440· ==========第448页========== 是停迅打倒孔家店斗争的主要特点，鲜明地显示了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抹煞鲁迅打倒孔家店的战绩，把资产阶级打扮成“要求人们从老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英雄，千方百计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完全歪曲了中国思想文化战线斗争的历史。 打倒孔家店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曾经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卷了进去。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些人就逐渐露出了马脚。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他们或者在战斗过一阵子后，开了小差，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或者当了可耻的叛徒，堕落成尊孔复古派，变为历史的罪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最先背叛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胡适就是其中的代表。早在“五四”前后，胡适就吹捧孔子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说什么孔子栖栖惶惶到处奔走，为的是使天下由“无道变成有道”。“五四”以后，他更是抬出孔孟之道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扯起了“整理国故”的反动旗号，企图引诱青年脱离革命斗争，钻进孔家店的破庙里去讨生活。吴虞等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经对孔家店作过抨击。可是，“五四”以后，这位被吹捧成“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悄悄地收起“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颓唐、隐退，抽起鸦片烟来了。其实，被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推崇备至的吴虞，根本不可能彻底批判孔丘。吴虞很欣赏梁启超的“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这句话，说什么“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这就为孔家店翻案埋下了伏笔。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随着政治上的 ・441 ==========第449页========== 堕落反动，导致了思想上的尊孔复古。辛亥革命前，章太炎作为 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刚刚从上海租界的监狱中释放出来，曾大声疾呼“孔教是断不可用的”。曾几何时，还是这个章太炎，却“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在蒋介石重金收买下，高唱起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来了。 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同样如此。他们随着对革命事业的出卖和背叛，一个个都沦为尊孔小丑。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曾经痛斥孔子“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俨然是一位反孔“英雄”。而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忽然狂叫要“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陈独秀是要对孔子作出正确的科学的评价吗？不，是为了替孔子翻案。这时的托陈取消派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叫嚷“尊孔”，正是配合了当时日寇利用孔家店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阴谋。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后堕落为尊孔复古派的历史教训，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不可能同旧传统作彻底的决裂，完全驳倒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胡言乱语。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只能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批判孔孟之道。他们的世界观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历史观。从本质上说，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孔孟之道，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五四运动后，随着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思想文化已经腐化，已经无力，比它在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不可能对孔家店作彻底的批判，相反，最终要走上维护孔家店的道路。 今天，我们纪念鲁迅，要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 ·442… ==========第450页========== 神。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是防止资本主义复邢、巩固无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深入搞好斗、批、改的需要。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革命大批判一刻也不能停顿，还要努力作战。我们要在党的“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进一步开展批修整风，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8· ==========第451页========== 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 —一学习鲁迅有关法家的论述的体会 石 歌 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从五四运动起一·直到他逝世，始终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战斗旗帜，对孔孟之道和鼓吹尊孔读经的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在批孔的同时，鲁迅对许多法家代表人物也作了精擗的评论。 鲁迅曾经指出：反动派“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他们鼓吹尊孔、复古，是为了祭起亡灵阻挡革命车轮。革命者对他们进行批判，当然也是“为了现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鲁迅评法批儒的最突出的特点，正是把这种评论和批判，同我汀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结合成…体。 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 …444… ==========第452页========== 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斗年的深入，总伴随着思想战线上尊孔与反孔斗争的激化。反动派要尊孔，革命者要批孔；尊孔必定反法，批孔当然要给法家以历史的必要的肯定。鲁迅评法和反儒，都把矛头指向了我国民主革命的两个主要敌人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鲁迅在同国内外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鼓吹孔孟之道，是为了让中国永远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他们反对革命的种种手段，不过是袭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老谱。为了彻底揭露敌人，扫荡孔孟之道，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鲁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他把法家看作儒家的对立面，充分肯定了法家坚持前进、坚持统一、坚持爱国的路线，肯定了法家的反儒精神，从而有力地打击了为搞倒退、搞分裂、鼓吹卖国而提倡尊孔读经的中外反动势力。 一九二七年初，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北洋军阀、以蒋介石和戴季陶为代表的国起党右派，紧锣密鼓地高唱起尊孔的“老调子”，反对和破坏北伐战争，玫击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鲁迅一眼看穿了他们的罪恶用心。他在香港作的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中，总结了历史上尊孔必然导致亡国的经验教训，针锋相对地指出：“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儿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火：，”像迅驳斥了道学家“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的谬论，肯定了王安石的革新精神，明确地把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唱孔孟之道老调子的大地主顽固派扼杀王安石新法。历史是 ・445 ==========第453页========== 一面镜子。蒋介石、戴季陶-·类反动派唱起“老调子”，要把中国引向何处，岂不就清楚了吗？要救国，必须改革，必须革命，必须彻底打倒那些“老调子”及其鼓吹者。“读史，就愈可以党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这就是鲁迅从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中引出来的战斗性的结论。 历史是在矛盾斗争中曲折地向前发展的。要革，要前进，就必然会受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的攻击、镇压和迫害。尽管历史走着曲折的路，尽管反动势力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历所史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却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鲁迅从对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分析中，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真理。 鲁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历史转折关头，为曹操翻了案。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屠杀共产党人。生气勃勃的大革命被葬送了。七月二十三日，鲁迅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广州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联系魏晋时代的政治斗争形势，把被儒家咒骂为“无容于天地之间”的曹操，称之为“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肯定了曹操的“尚刑名”一以法治取代礼治、主张统一的法家政治路线；肯定了曹操的“尚通脱”一打破儒家在思想领域的垄断地位，将“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的法家思想路线；肯定了曹操的“唯才是举”一与需家“任人唯亲”对立的法家组织路线。 鲁迅肯定曹操的法家路线，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一年后，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鲁迅说的 448 ==========第454页========== “所阅”，就是“这半年我又看儿了许多血和许多泪”，“屠伯们逍遥复道遥”；他说的所“感”所“虑”，就是对阶级斗争经验教训和革命前途的思索。在同一时期写的《答有恒先生》这篇宣告与旧我彻底决裂的著名文章里，鲁迅写道：“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徜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这就是鲁迅“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后的结论。 曹操坚持法家路线，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镇压反动儒生的捣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社会的发展。正因为曹操冲破了儒家的桎梏，才被反动势力咒骂了 一千多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历史的倒车，他们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上了台，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一面高叫“尊孔”，一面屠杀革命者，他们推行的是与历代反动统治集团一脉相承的复辟、倒退的路线。然而鲁迅坚信，“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血腥的屠杀决熄灭不了革命的烈火，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决倒转不了历史的车轮。鲁迅的演讲，凝聚着对血染双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他通过为曹操翻案，旁敲侧击，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表示了在血泊中挺起胸来继续战斗的坚强决心。 二 鲁迅评论法家有强烈的战斗性，是与他分析问题时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就是实 447・ ==========第455页========== 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鲁迅是实事求是的模范。他强调为现实斗争服务，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的某些现象进行牵强附会的类比，而是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研究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把被反动派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鲁迅为曹操“翻案”，为被诬蔑、咒骂的法家翻案，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发展的规律无情地宣告了一切反动阶级的必然灭亡。反动阶级最害怕揭示历史的真相。他们为挽救自己的灭亡所惯府的手法之一，就是歪曲历史，伪造历史。鲁迅早就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荐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透过“废话”和“涂饰”察出历史的“底细”，击破反动派的谣言和政治阴谋。鲁迅一九二六年写的《汉文学史纲要》，就是一个生动的范例 《汉文学史纲要》所写的先秦到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同反动的奴隶主阶级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较量。儒法斗争在思想领域反映了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人们对这场斗争的态度，从来就与现实政治斗争中实行什么路线、坚持什么立场的问题息息相关。早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胡适便曲历史，根本否认法家的存在，说仆么“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对·系列法家人物进行了恶毒的诽谤。胡适这个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学者”，为什么竟然要一手遮天，把法家统统抹煞？显然，是为了反对“五四”的革命精神，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 ·448· ==========第456页========== 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效劳。胡适的诬蔑法家和他的狂热尊：孔是致的。 鲁迅跟胡适相反，对秦汉之际的儒法斗争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胡适曾破口大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导致“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专制主义”者。鲁迅则针锋相对，肯定李斯“不师儒者之道，治尚严急”的法治思想，高度评价他在佐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中对统一文字、“画一书体”、发展文化“有殊勋”，并指出他的文章“质而能壮”，“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洗刷了胡适之流喷在李斯身上的污血。汉王朝是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建立的。胡适站在反动立场上恶毒地说：“这个朝廷是一群无赖的朝廷，刘邦便是无赖的头儿。”鲁迅则认为刘邦不搞儒家一套是件大好事，称赞“汉兴，高祖亦不乐儒术，…高祖崩，儒者亦不见用”。汉初的吕后、文帝、景帝，也“好刑名之言”，“不任儒”。地主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的初期，是生气勃勃的先进者时，总是用法家思想作为武器，打击安图搞复辟倒退的儒家之徒。对于西汉时的两个著名法家贾谊和晁错，鲁迅特别列出专章分析介绍，并为辩诬。鲁迅引用司马迁“贾生晁错明申商”的话，明确指出这两人执行的是法家路线。贾谊、晁错主张“削诸侯地，且更定法令”，反对分封制，维护中央集权制，因而“同被功臣贵幸所谮毁”。儒家后来对他们恨之入骨，诬蔑、咒骂无所不用其极，但鲁迅则称代表他们法家思想的《治安策》、《过秦论》、《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著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并格外推崇晁错在抗击匈奴侵扰方面的“深识”。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它通过对秦汉之际儒法斗争的历史分析，恢复法家的 ·449· ==========第457页========== 历史面目，背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回击了当时嚣张一时的尊孔妖风。 坚持古为今用，就要做到战斗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只有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才能不受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欺骗，拨开“客观主义”的迷雾，揭示历史的真相；只有坚持科学的态度，才能真正打中敌人的要害。鲁迅对秦始皇的评论，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对于秦始皇，一切反动派无不疯狂地攻击为“暴君”。对于秦始皇“焚书坑能”的革命措施，他们更是不择手段地加以诋毁。 一九三三年初，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后，大肆焚烧所谓“非德意志思想”的书籍，一批日本和中国的论客便把希特勒比之为秦始皇。但是，鲁迅却旗帜鲜明地提出：希特勒与秦始皇“是不能此较的”。焚书，只是现象上的“同”，但阶级内容、历史作用却迥然相异。“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秦始皇“烧书”即烧掉私人收藏的儒家的书，是为了中国的统一，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抗，这项措施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革命措施。秦始皇并没有“毁灭文化”，他没有烧农书和医书；他坑儒也只是坑掉了一小撮顽固的复辟党，并非象反动派歪曲的那样是“消灭知识分子”。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他还“收罗别国客卿”，“博采各种思想”。希特勒算什么：他是垄断资产阶级没落时期最反动的政治代表，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秦始皇干的统一中国那样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鲁迅紧紧抓住“焚书坑儒”这个争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恢复了它的历史真面目。对“焚书坑儒”的不同评价，对秦始皇的不同评价， ・450 ==========第458页========== 历来是儒法斗争的一个焦点。一切反动派咒骂秦始皇都是为了反对历史的前进，为了把镣铐枷锁永远钉在人民的身上。鲁迅在三十·年代通过对秦始皇的评论，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最后的一个黑暗的王朝代表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蒋家王朝，指出他们效法希特勒强化法西斯统治终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三 鲁迅对法家能作出如此富有战準性科学性的评论，是与他的革命的彻底性分不开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随着革命的深入，知识分子也不断发生分化。与那些消极、倒退、甚至叛变了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鲁迅始终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站在阶级斗争的前线，并随着革命的发展刻苦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儒法之争既然是前进与倒退的两条路线斗争，那么当然只有与革命共命运、随着时代前进的彻底的革命者，才能真正认识这场斗争的实质，认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与现实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把对法家的评论和对儒家的批判，变成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对阶级敌人的批判。 鲁迅在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曾为明确革命的出路“上下而求索”。在斗争中他越来越感到，革命民主主义这种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武器，适应不了形势的需要，也不能彻底战胜敌人。鲁迅的伟大，在于他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思想上的矛盾，用前进来克服这个矛盾，最后实现了向着 ・451 ==========第459页========== 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鲁迅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鲁迅的戌斗业绩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后期，他纠正了早期对农民起义的某些片面看法，摆正了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关系，热情攒颂了“踏着残酷前进”的“奴隶造反”；他对孔丘思想体系的阶级实质作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肯定了中国的“所渭愚民”即劳动人民，是最“懂得孔夫子的”，是批孔的主力军；他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法家作了一分为二的评论，既肯定了他们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又指出了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如对王安石，就曾经用“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来概括他进行改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不前进，就必然会倒退；逃避尖锐的阶级斗争，就有可能掉进为反动政治效劳的泥坑。这里有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曾有人对尊儒反法思潮进行过批判。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当他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奔走呼号时，曾尖锐地批判孔子是中国的“祸本”，痛斥康有为之流的保皇派尊孔是“狂悖恣肆”的“愚民之计”。他公开声言自己站在法家一边，勇敢地肯定了秦始皇的历史作及其“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但是后来呢？章太炎变了，变成了狂热的尊孔派，“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鲁迅在去世前夕，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通过对章太炎一生的分析，总结了近代史上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 鲁迅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章太炎那些早年尊法反儒的 452・ ==========第460页==========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应当让它们“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章太炎当时能写出这些文章，“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站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列，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章太炎非但没有随着时代前进，反而“用自已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因此，“既离民众，渐入颓唐”。曾经大骂他“疯子”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便转而对他大肆拉拢，肉麻捧场。章太炎晚年手定《章氏丛书》时，删掉了早年的“攻战的文章”，鲁迅认为“其实是吃亏，上当的”，并且感慨万端地说：“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还没写完，鲁迅便与世长辞了。鲁迅用自己的战斗，表明他跟章太炎走着一条根本不同的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任务。这项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鲁迅正是在斗争中站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才在评法反儒的战斗中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鲁迅逝世已经整整三十八年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儒法斗争还影响到现在，倒退与前进、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我们要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认真看书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认真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原载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458· ==========第461页========== 发扬“五四”精神，深入批林批孔 石 仑 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反动孔学的批判。五四运动期间，我国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孔斗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犹如一声惊天动地的春雷，响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黑暗夜空，宣告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孔孟之道是复辟倒退之道，是-切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用来作为维护或复辟反动统治的思想理论武器。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它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封建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支柱，孔孟之道是帝国主义进行奴化统治的精神支柱。正如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虽也对孔 ・454 ==========第462页========== 孟之道户产生过怀疑、不满乐责，但出于它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娘肚子里带来了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政治上，他们“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在思想文化上，这个阶级比在政治上更为软弱。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共同掀起的尊孔复古思潮反扑下，没有几个回合，便旗靡辙乱地败下阵来。辛亥革命失败后，尊孔复古思潮-一时甚嚣尘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后，为了进一步爬上洪宪皇帝的宝座，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大造尊孔复辟的舆论。接着，封建军阀张勋伙同保皇党头日康有为，文武合璧，演出了义一出尊孔复辟的丑剧。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和奴役中国人民，也积极地把孔孟之道当作“敲门砖”。当时，帝国主义分子李佳白、李提摩太和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一个个上窜下跳，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狂热地宜扬孔学，为复辟帝制撑腰打气。在这场中外反动派发起的反攻倒算中，原先曾聚集在资产阶级革命旗帜下进行过批孔斗争的先生们，有的被杀，有的变节，有的退隐，有的出洋，也有的干脆重新拜倒在孔老二的偶像下忏悔去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完成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的历史任务。“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宜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这样，包括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在内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必然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的 ・45 ==========第463页========== 肩上。 “五四”时期的批孔斗争，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孔孟之道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尊孔，就意味着复辟和卖国。当时的《新青年》上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谈。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在中国，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同孔孟之道进行激烈的斗争。只有不断地对孔孟之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才能使中国革命顺利地向前发展。无产阶级要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就必须领导批孔斗争，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不批孔，就有复辟的危险，亡国的可能，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也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正因为这样，中国无产阶级一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普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葫的进攻。”这“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时期，无产阶级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对反动的孔孟之道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和声讨。锋芒所及，摧毁着孔家店在各个方面的阵地，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从而使这次批孔斗争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从五四运动开始，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并由此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产生了中国思想界的新飞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不 ·466· ==========第464页========== 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被千百万群众所掌握。 要彻底战胜孔孟之道，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作指导。毛主席说过：“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这两个不同潮流的出现，是由批孔运动中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路线所造成的。前者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鲁迅为代表，后者的代表则是吴虞、陈独秀等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战斗在“打倒孔家店”战斗的最前列。他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组织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又主编了著名的《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创办了“文化书社”，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时，毛主席还以湖南为基地，组织和领导了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毛主席非常重视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批孔斗争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唤起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主席对孔孟之道的彻底批判，代表了“五四”时期及其以后批孔斗争的正确路线和方向。 鲁迅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一员主将。他在当时虽然还只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但基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57.· ==========第465页========== 义的深刻认识和仇恨，遵奉着“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发出了响亮的呐喊。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也是-一篇有力的讨孔檄文。鲁迅不仅在五四运动中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广泛的批判，而且把五四运动当作继续革命的伟大起点。“五四”以后，鲁迅坚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把批判孔孟之道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自党改造世界观，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斗争中一步步地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作为一个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批孔斗争，为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在“五四”时期批孔斗争中，走着另一条不同道路的代表人物是吴虞和陈独秀。他们也曾经参加过批孔运动，但由于他们“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批判了程朱理学，对反动的孔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他们没有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没有把儒家和法家的斗争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采取了形式主义的一律打倒的态度。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批孔必然是不彻底的，不可能揭示儒法斗争的阶级实质，甚至混淆和颠倒了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走上了尊孔的道路。 就拿吴虞来说，他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曾经被吹捧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但就是这个吴虞，由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批判孔孟之道，尽管看到了孔学在 ·458· ==========第466页========== 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中的反动作用，同时却又认为孔子在春秋末年“自是当时的伟人”。他不但对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没有给予必要的肯定，却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儒法两家采取了一锅煮的态度。他胡说什么：“吾国专制之局，始皇成之，李斯助之，荀卿启之，孔子教之也。”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登上历史舞台，他也就丢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抽鸦片，写艳诗，颓唐、消沉，倒退堕落成为一个封建文人了。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曾经以反孔斗士的姿态出现，痛斥孔老二是“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但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支配，同样地也混淆种颠倒了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不仅在批孔的同时，把孔老二这个复辟分子美化成是有“特色”的、“变古”的革新派，居然还把孔学所以成为“支配中国人心”的统治思想归罪于焚书坑儒，说成是“秦火以还，百家学绝”的结果，把账算到了秦始皇的头上，这完全是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孔孟之道后来成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他由于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当革命向前发展时，竭力拉住历史的车轮向后转，由“反孔”转向尊孔，叫器要“重新评定”孔老二的“价值”，堕落成为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一条乏走狗。 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孔学的形式主义态度及其后期的向右的发展，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的。他们的反对孔学，目的是为了要在中国实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的幻想，“勤探卢（梭）、孟（德斯鸠）理，始觉丘、轲轻”。这是吴虞为什么走上反孔道路的自白。至于陈独秀，更是主张完全以“欧化为是”，而孔学的“伦理道德”应当废止，是因为它“适与欧化背 ·458+ ==========第467页========== 道而驰”。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蓬勃开展，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越来越向右转变，一个个滚进了尊孔复古的泥坑。至于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原来就是 一个尊孔派。他在五四运动初期卷进了“打倒孔家店”的洪流，那不过是投革命之机而已。他站在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孔老二假批真保，吹捧孔老二是“气象阔大的人物”，甚至胡说他是什么春秋末期的“积极救世派”。对于法家，则是咬牙切齿地说什么“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来了。随着革命的深入，他更是进一步公开亮出尊孔的黑旗，建议帝国主义用孔孟之道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暴露出了他的洋奴嘴脸。胡适的道路，是一条从尊孔读经到崇洋卖国的道路，是一条汉奸、卖国贼的道路。从胡适到林彪，走的都莫不是这条道路。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五四”以来的批孔斗争历史证明，批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需要反复进行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任务。当前正在健康地胜利地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它是“五四”以来无产阶级领导的批孔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五期) ·480。 ==========第468页========== 儒法斗争是“狗咬狗”吗？ 翟 平 正当广大工农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说法：“儒法斗争是狗咬狗。”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两家，从他们产生之日起，就由于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而势不两立。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专门制造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舆论；以少正卯、商鞅、荀况、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大喊大叫。这两家之间，围绕着“礼治”还是“法治”、“复井田”还是“废井田”、“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尊天命”还是“反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法家坚持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是进步的。儒家反对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进步变革，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是反动的。只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就会清楚地看到，二千多年前的儒法斗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路线同坚持和发展封建制 ・461 ==========第469页========== 的路线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两个阶级的生死存亡。既然历史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那怎么可以说成是“狗咬狗”呢？ 事实上，儒法两家都各自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势不两立。诛少正卯，射杀吴起，车裂南鞅，其罪名都是因为闹革新，搞变法。这是反动势力迫害进步势力的反革命事件，而不是什么“狗咬狗”。同样，法家的态度也很鲜明。韩非明确指出：“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①。他强调儒法两家的斗争就象冰块和炭火不可共处，冬天和夏天不可同时一样，没有半点调和的余地。韩非就怀着对奴隶主贵族及其儒家的“不可两存之仇”②，英勇战斗了一生。 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主要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是不是“狗咬狗”呢？也不是。儒法斗争延续到封建社会，比起春秋战国有着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阶级基础，但仍然是对立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孔孟之道被腐朽的地主阶级捧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之后，批判儒家思想往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儒家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最腐朽的政治势力的利益，顽固地宜扬孔学，对内鼓吹守旧和分裂，对外一般都搞民族投降卖国主义；法家用不同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进行了对孔学的批判，代表着比较进步的政治势力的利益，宣扬革新和统一，在侵略者面前 -一般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柳宗元的《封建论》同李贽对孔学的批判，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同儒家是两条路线，能说这是“狗咬狗”吗？ ① 《韩非子·显学》 ②《韩非子·孤愤》 ・462 ==========第470页==========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历史上站在反孔斗争前列的也是劳动人民。从春秋末期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到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连绵 二千多年、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打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势力和儒家路线，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奴隶起义、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历代法家的革新、统一的路线才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行。综观二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史，是一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儒法斗争说成是“狗咬狗”，就必然歪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同时，它还抹煞我们今天对尊儒反法思潮批判的深刻意义，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尊孔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尊孔派，他尊孔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反法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党同林彪一伙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背叛了十月革命的苏修新沙皇，蜷伏于海岛的蒋介石，他们和林彪一样地尊孔反法。他们要尊孔，我们要批孔，这种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他们恶狠狠地咒骂法家，否定法家，并借此咒骂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分析其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吸取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种斗争同样是不可调和的。 所渭儒法斗争是“狗咬狗”的说法，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了。毛主席早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地总结，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对于指导 468・ ==========第471页========== 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我们对法家进行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是为了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引导人们向前看，从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加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律性的认识。如果对历史遗产不区别精华和糟粕，采取一律拒绝、一律否定的态度，那就是对“古为今用”方针的否定。 所谓儒法斗争是“狗咬狗”的说法，这本身就是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阶级敌人宣扬它是为了掩盖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借以浑水摸鱼；我们的同志也信这一套，那就一定认识不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容易受骗上当。历史上有没有“狗咬狗”的现象呢？有的。那是在反动派、尊孔派内部的尔虞我诈。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对待当时民族矛盾的态度时，曾经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各个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瓜分中国，它们之间，它们的走狗之间，必然出现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例如，当时的胡汉民与蒋介石这两个尊孔卖国派之间就形成一种对立。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正如《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内部各派系的勾心斗角那样，他们之间“一个个不象鸟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即使是这种真正“狗打架”的争斗，毛主席也指明“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要把它们收集起来，用以对付主要的敌人。这种科学的阶级分析同用“狗咬狗”抹煞一切的论调，完全是两种不 ・464・ ==========第472页========== 同的观点和方法。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澄清错误观念，警惕坏人的造谣和破坏，学会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这样做，有利于我们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从而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更好更深入！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465・ ==========第473页==========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试论劳动人民斗争与偶法斗争的关系 薛庆松 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认真看书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把部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对中国古代的法家进行了必要的历史的肯定，进而彻底批判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思想根源。为了使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能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历史上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历史上法家对儒家的斗争，都是在奴隶起义、农民革命的推动下进行的。同时，这种斗争只有在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后，才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如果离开奴隶们即人民群众的斗争，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 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程中，儒法斗争反映了一个 ·486 ==========第474页========== 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代表，而儒家测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在这场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许多法家的代表人物为了推翻和改造奴隶制，向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有的甚至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建立封建制以代替奴隶制的事业，离开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归根到底，摧毁奴隶制的决定性力量是奴隶们的阶级斗争。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们的集体逃亡和暴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特别是柳下跖率领“从卒九千人”的大规模起义，“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使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望风心惊，声势尤其浩大。奴隶们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从根本上瓦解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替新兴地主阶级的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法家作为当时已经完全反动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的对立面，正是在成千上万的奴隶连绵不断举行革命起义的基础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才得以勇敢地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口号。同时，在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贵族统治的这场斗争中，领导者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但为这场革命提供了战斗部队并在进程中起着主力军作用的是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齐国的陈成子在从奴隶主贵族手里夺取政权的时候，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是齐国的破产平民和逃亡奴隶。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时候，更是强调了所谓“以草茅之地，徕（来）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的政策①， ①见《商君书·徕民篇》。草茅之地，即未开垦的荒地三晋，韩、赵、魏家分晋，故称三普。事本，指从事农业生产。商鞅的政策是大力吸收三晋逃：的奴隶和农民，鼓励他们垦荒和定居下来，以增强秦国的耕战实力。 ·487· ==========第475页========== 吸引了韩、赵、魏的大批劳动人民（包括逃亡奴隶）进入秦国，成了秦国实行耕、战政策的重要力量。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不仅是由于奴隶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促使和推进着六国在不同程度上向封建制过渡，从而在当时的全中国范围内出现了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的基础；而且也是由于他执行了一条地主阶级革命的思想政治路线，争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持，才得以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立即宣布“更名民日黔首”，使那些刚解放不久的奴隶得以提高社会地位，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劳动人民的支持，进一步铲除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 奴隶、农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是不同的阶级，他们为什么会在当时一起来反对奴隶主贵族呢？这是因为奴隶制这种生产关系在当时已经彻底腐朽没落了，除了奴隶主以外的各个阶级都同它处于极端对立的地位，迫切要求改造这种生产关系；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却没有充分暴露，因而参加斗争的各个阶级都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奴隶认为革命会带来平等和解放，农民认为斗争胜利后将会出现宗法式的宁静的田园生活，而地主阶级惦念着的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统一国家。尽管它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很不相同，但却在推翻奴隶主统治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历史的进程决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只能由封建制生产关系来代替，地主阶级是当时唯一能够提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纲领的阶级，因而它就成了当时的领导阶级，法家的进步意义也正在于此。但是，如果这场规模广阔的斗争没有奴隶和农民的参加，光凭地主阶级单个的力量是决不能取得成功的。 ·468· ==========第476页==========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充满了复辩和反复辟的斗争。秦始皇死后不久，赵高政变改变了秦王朝的政权性质和法家路线，是一次严重的复辟事件，对劳动人民带来的危害极深。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解除重新沦为奴隶的威胁，力图改变赵高政变以来“黔首振恐”的局面。秦末农民起义摧毁了部分实现了奴隶制复辟、并正在实现奴隶制全面复辟的赵高政权，这就在客观上起着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作用。刘邦正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才得以顺应历史潮流而创立了西汉王朝。没有奴隶起义、农民革命对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毁灭性打击，也就不可能有刘邦法家路线的胜利。 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消失，封建制本身固有的矛盾日益暴露。此后，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了。这种斗争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支配或影响，曲折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起伏和激化。毛主席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般说来，封建社会中某些法家代表人物所提出的一些革新措施的能否实现，往往要取决于农民起义对腐朽的反动统治打击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在农民革命对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的部分进行了沉重打击后，这些革新措施才有成功的可能。不然，就往往只能得到失败的结果。 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中国历史上，东汉以来逐步形成而在西晋以后得到恶性膨胀的门阀制度，反映了封 489・ ==========第477页========== 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最黑暗的方面。这种制度保证了封建官僚的选拔必须出自世家大族，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直到南北朝时期，象北方的崔姓、卢姓，南方的王姓、谢姓等世家大族，就垄断了朝廷中的重要官职，甚至出现了“上车不落则著作”（即抱着上车的婴孩却已经有了著作郎的官衔）的怪现象。这样一来，封建政权基本上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豪族地主集团所独占，不仅造成了地主与农民的尖锐对立，并且使地主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的矛盾急剧激化起来，不利于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南朝宋、齐、梁、陈的各朝开国君主，大多出自寒门，却也无力改变豪族地主独占的局面。隋文帝统一了南北朝，但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只有到了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才对封建生产关系中这种最腐朽黑暗的部分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和涤荡。到了唐初，李世民、魏征等才有可能以科举制来代替九品中正制，并在政治上推行某些法家措施。当然，科举制后来也走向了反面，成为一种极端烦琐而又黑暗的考试制度；但当它在唐初刚出现的时候，却是为了进一步调整地主阶级的内部关系，使中小地主阶级包括一部分富农等增加了进入封建政权机构的机会，暂时缓和了豪族地主垄断政权机构后在地主阶级内部所产生的尖锐矛盾。但即使是这种微小的改革，如果没有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和涤荡，豪族地主集团是绝不允许地主阶级中其他集团来分尝一杯羹的。至于在土地关系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就更其是如此的了。只有在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才能暂时地改变一小撮人地主阶级垄断全国绝大多数土地的局面，并使农民争取到了或多或少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尽管封建统治者在新建立的封建政权站稳脚跟后不久， 、470… ==========第478页========== 就又卷土重来，进行反攻倒算，重又对农民加重了剥削和压迫。但在一个短时期内，由于农民对当时封建统治打击的结果，使封建生产关系暂时得到了某些改善，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地主阶级连它的内部矛盾都无法进行调整，更不用说对封建生产关系的改善了。历史上某些王的开国君主之所以能够有一些作为，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利用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成果。因此，从实际的社会效果来看，封建社会中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胜过百十个法家人物的要求改革的呼吁。至于所谓“让步政策”之类的论调，根本就是骗人的鬼话。 劳动人民的斗争为法家的变革开辟了道路，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在农民革命起义之前或之后，才往往会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出现。一般说来，这些法家人物是地主阶级中经济、政治地位较低的阶层的代表，他们敢于批判儒家思想，宣扬某些进步观点，采取某些革新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这是因为农民起义早己在不断冲击着封建生产关系中那些最腐朽、落后、反动的部分了。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说，在研究它所产生的背景的时候，就不能忽视北宋初年土地问题上兼并和反兼并的斗争，不能忽视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影响和作用。 历史上的法家如商鞅、韩非、王充、王安石、李贽等人，都是 一些著名的反孔反儒的战士。但是，中国历史上反孔反儒的主力军还得推当时广大的劳动人民。从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吹响反孔斗争的号角，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命掀起的反孔 471 ==========第479页========== 高潮，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是反孔反儒最积极的力量。劳动人民受儒家孔学的压迫最深，反孔最激烈，批孔也最深刻。历次的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儿乎都要捣孔庙，烧经书，杀儒生，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武器的批判。每一次农民起义的高潮，都使孔孟之道威风扫地，狼狈不堪，从而大大地推动了法家的反儒斗争。从封建社会的整个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已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的了。虽然在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李贽这样的人物，不仅敢于批判反动的理学，而且敢于向儒家经典提出挑战，尖锐地揭露了本阶级顽固派尊孔复古的丑恶面目。但即使是李贽，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主张，因为封建制度在自身矛盾的推动下，已经无可挽救地正在逐步走向它生命的尽头。这种情况说明了，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坚决和彻底，不仅远胜过任何法家人物，而且法家的批孔是深受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推动和影响的。 历史上的法家，由于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封建社会的农民进行了多次的起义，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武器的批判，但由于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仅不可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也不可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从娘肚子里带来了先天的软弱性，虽然也曾经有过几个先驱人物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后并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彻底战胜孔孟之道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性和正确评论法家的进 ·472· ==========第480页========== 步性。我们现在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担负起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彻底战胜孔孟之道这一历史使命。因此，当我们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的时候，或者是在对法家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时候，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去考察，作阶级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从中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更清醒的认识，更好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做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九期) 478・ ==========第481页========== 评万事“无有大于此者” 一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说明了什么？ 康 立 要认识批孔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感谢蒋介石，这一次又跳出来给我们上课了。他在最近发表的一九七四年“元旦文告”，就是一份绝妙不过的反面教材。 这篇“文告”，说长不长，短短二千余字，尊孔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它面对着中国人民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惊叫：“五于年圣哲相传的道统”处于沦亡之中，“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忧患，国民最大的痛苦，祸固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而国民革命的责任，亦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 好一个“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这句话颇为忠实地供出了蒋介石与孔丘相依为命的关系。蒋介石此人是以尊孔反共起家的。他岂止在今天，而是长期以来一直把尊孔看成是无有大于此者”的。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亲自到曲阜“朝圣”，并宣称孔子是“干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孔教可以“正人心”、“辟邪说”。以后，配合对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他又多次举行祭孔的典礼，鼓吹孔子的教义，就象鲁迅所尖锐批判的： ・474 ==========第482页========== 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重视尊孔？目的正如他自已所说的：“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 一切反动派总是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蒋介石演了一生尊孔反共的丑剧。结果呢，共产主义没有能在中国铲除掉，蒋介石王朝在我国大陆的反动统治却被共产主义给铲除掉了。但就在他逃窜到我国的海岛上以后，尊孔仍然是蒋家反动小朝廷中的一桩头等大事。什么孔孟学会啊，什么祭孔典礼啊，群魔乱舞，闹得不亦乐乎。更有甚者，这个小朝廷中的一批孤臣孽子，以法西斯特务头子陈立夫为首，在前儿个月筹划捐建一座孔子的铜像，淮备远涉重洋送到美国去，竖立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新建的所谓“中国文化公园”中。这批反动派们过去长期地用孔丘欺骗和毒害中国人民，今天又异想天开地妄图用孔丘去欺骗和毒害美国人民。用心固然良苦，但前车可鉴，到头来终究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死孔丘从来是与将要死亡的阶级存亡与共的。蒋介石在台湾的反动统治，从精神上说，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死孔丘来苟延残喘的。他们一天不尊孔，日子就混不下去。因此，中国人民一起来批孔，蒋介石就深感大难临头，坐立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简直怕得到了极点，活象挖了他的祖坟一样。这就是他情不自禁地惊呼“祸固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的原因所在。 将尊孔看成头等大事，把批孔视作洪水猛兽，这是一切没落阶级的共同特征。蒋介石是这样，别的反动人物也都是这样。远的不说，就在中国近代，每当革命人民起来对孔丘及其孔学开展 :475… ==========第483页========== 大规模批判的时候，那些反动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都如丧考妣，痛哭流涕，总要自已跳出来作一番拙劣的表演。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孔丘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声讨，大刽子手曾国藩跳出来哀叹：“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反动的孔学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攻击与否定，大卖国贼袁世凯跳出来惊呼：“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民德如斯，国何以立。”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孔丘及其反动的孔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封建余孽林琴南等掠痛欲绝，把这次批孔运动看成是洪水猛兽时代的来临，气急败坏地到处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诅咒革命人民“覆孔孟，铲伦常”是“叛亲蔑伦之论”。思想斗争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在思想上搞尊孔，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搞复辟，对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在中国，尊孔派历来就是复辟党、辫子兵的代名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孔夫子及其死党，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遭到了批判和清算。孔学作为反动的意识形态，正在被革命人民送进坟墓。帝修反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破产。因此，国内外的反动派们都对这场革命感到特别痛恨和仇视，一个个忍不住跳将出来，为保卫所谓“圣哲相传的道统”而进行垂死前的疯狂反扑。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以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自居，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4764 ==========第484页========== 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搞什么“四书集句”，叨念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他和他的死党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连续四次把这几句话写成条幅，相互赠送，挂在卧室内作为座右铭。这桩事实，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蒋介石和林彪，一个说尊孔是“大于”一切、“急于”一切的事，一个说“克己复礼”是“悠悠万事”中最“大”的事。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尊孔看成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特别重要手段，把亿万革命人民的批孔视作灭顶之灾，这件事是很富有启发作用的。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反动的孔学对于剥削阶级来说，是他们 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命根子。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坚决把批孔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推动批林的继续深入，进一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归根到底，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孔孟之道是林彪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所信奉的反动道统，我们一定要对它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咒骂我们大搞批孔小组’‘批孔会’批孔墙报’…来‘刨根问底的深入批判孔子’，使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这儿句话总算是说对了。蒋介石听着，我们不仅已经这样做了，并且还要继续这样做。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还在后头呢！我们就是要“刨根问底的深入批判孔子”，还要 ·477… ==========第485页========== 进一步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毫不掩饰地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批孔运动的极度恐惧心理。这个，“文告”实际上就成了“尊孔讣告”。批孔，对于反动派是一件大丧事，对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广大人民来说就是一件大喜事。为了祝贺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了从蒋介石“文告”这份反面教材中看清批孔如何使反动派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特在此发表评论。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478 ==========第486页========== 孔夫子在莫斯科 康 立 孔夫子曾经被孟子称颂是“圣之时者”，但这位圣人在生前其实是不大行时的。他曾经满腹牢骚地说过：“如果我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了，我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 事隔两于多年，正当中国人民对反动的孔学开展批判的时候，这位在中国已经不行时的圣人，竟应了他当年的话。现在，孔夫子在莫斯科，岂但是行时，简直可以说是红得发紫。什么“创立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思想家啊，“令人尊敬的”“国务活动家”啊，“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啊，见诸书刊杂志上的这种肉麻吹捧，俯拾皆是。 孔夫子会在莫斯科如此走运，这在他自己自然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但我们对此却并不难理解。“圣之时者”，摩登圣人也。孔夫子在生前固然到处碰壁，但在死后却是着实交了 一阵子好运的。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反动统治者没有不尊奉孔夫子的。到了近代，孔圣人又添了一批新的吹捧者，这就是那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们。 外国侵略者尊崇中国古代的圣人，在当时是很为那些遗老遗少们所引以为荣的。但其实这与其说是尊崇，不如说是利用。 ·479· ==========第487页========== 摩登圣人之所以摩登，是因为他自从死了以后，一直当着敲门砖的差使。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他们的幸福之门，而外国侵略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侵略中国之门。两者所敲的门虽有不同，但不仅用的是同一块砖头，为的也是同一个目的一把中闲人民置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之下。归根到底，主子敲开侵略中国之门的希望是寄托在奴才的敲开幸福之门上的。对于这种里应外合的双簧戏，中国人民是实在见得够多的了。 辛亥革命刚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余孽陈焕章就组织了一个“孔教会”，说要以“大昌孔子”来“效忠素王”。英帝国主义分子、复辟封建王朝的鼓吹者庄士敦立即报名参加，声嘶力竭地叫喊尊孔是尊“历古相传之大义”。辛亥革命革的是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命，庄士敦却偏要翻这个案，认为这是违犯了“历古相传之大义”。目的何在？不问可知。 过了不久，正当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并带头演出了祭天、祭孔丑刷的时候，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从莫斯科远道来到中国，到处发表尊孔演说，胡说什么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竭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准备。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把孔子生日定为“国定纪念日”，宣布共产主义是“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应读作反革命围蜘）就是行仁”。当时有个美帝学者也在大肆鼓吹“儒教是支配一切的”，其教义是“对人友善”。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在支持蒋介石这个妄图“支配一切”的反动独裁者实行卖国政策。 ·480… ==========第488页========== 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汪精卫也热衷于“纪念孔子”，胡说只有卖国才能体现“儒教的真精神”。此论一出，日帝学者盐谷温立即表态支持，声称：“今天如果要把中国从危亡中救出来，舍复兴孔教之外无他法。所称东亚新秩序此语，如果换句话，就是要‘恢复孔子之教’是也。”真是一语破的。原来“恢复孔子之教”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 尊死圣人，从来是为了尊活圣人”。在中国，尊孔就是尊反动派，尊卖国贼，尊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这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也就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口口声声“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的原因。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 孔丘这个人，无论在生前或死后，他的命运都是和没落阶级的复辟活动扭结在一起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样如此。叛徒刘少奇风尘仆仆地跑到曲草“朝圣”，口口声声“孔老夫子伟大”。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却也要充斯文，宣扬孔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搞倒退，复辟资本主义。今天社会帝国主义的尊孔，也和过去帝国主义者的尊孔一糢一样，尊的是那些反动派、卖国贼，即刘少奇、林彪之流的现伐中国的孔夫子。正如苏联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位部主任所供认的：尊孔的“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配合得很适当”。说得更确切一点，应当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古代的和现代的孔夫子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苏修把中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的指望落了空，这当然难怪它要如丧考妣、悲痛欲绝的了。于是，又是追棹，又是招魂，在莫斯科惊恼交加 481・ ==========第489页========== 地演出了这样一出尊孔的闹剧。 支持反动，就必然反对进步。要否定今天中国人民对孔丘的批判，就一定要否定历史上进步阶级对孔丘的批判。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家和秦始皇就成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及其外国主子的主要攻击对象。在莫斯科演出的这出尊孔闹剧中，苏修学者气急败坏地声称：法家的主要罪恶是“加强法制”，而孔子和儒家侧是讲“仁”的。一联系“现代题材”，“不仁”就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罪状，而讲“仁”则成了苏修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功德。法家是讲“法治”的。“法治”者，专政也。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不实行专政的阶级？从来没有过。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反动的儒家进行了批判，明确宣布要实行地主阶级专政，打击了形形色色的复辟分子，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其实，儒家又何尝不要专政，不过是不要地主阶级专政而要奴隶主阶级专政罢了。孔夫子宣称：“仁”者，爱人也。但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一切人，爱的只是反动的奴隶主。他一上台，就杀了少正卯，堕三都，什么杀人、毁城的事都干上了，这算是什么“仁”？根本是在骗人。孔子提出“仁”，反映了他不仅是…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残忍而又阴险的伪君子。 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明盗女娼，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历史题材”是这样，“现代题材”也是这样。就在苏修大骂法家“加强法制”，并用以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时陕，他们却在国内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即所谓苏联的法制“落 ・482・ ==========第490页========== 后于生活”。苏修的内务部长在一九七二年的报刊上大声训斥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的“工作规模和效率还不完全符合生活的要求”，叫嚷“不允许任何偏离法律要求的现象”。它强调用法律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这就明明白白地把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当成了专政的对象，表明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孔丘也好，苏修也好，都是一些十分虚伪的家伙。他们口头上都讲“仁”，目的都是为了反对革命阶级的专政，以便他们自己实行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的专政。 莫斯科的尊孔丑剧闹了半天，响应者寥寥无儿，很有一点演不下去的样子。聊可告慰者，前…阵子，盘踞在台湾省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了一次“祭孔典礼”，在“钟鼓馔玉，礼乐佾舞”声中，咒骂着中国人民的批孔是“用马、列、斯的所谓不断革命’与‘斗争到底”教条，企图消灭孔子所主张的仁义道德中心思想”。这儿问话真是说得妙极了：它从反面说出了马列主义和孔学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这样一个真理。但在苏修的《历史问题》杂志上，竟有位历史学家规着脸说：首先“宜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最高目的”的，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孔子和孟子。在-…个白称“马列主义者”的口日里，尊孔的调子唱得这么高，真是绝妙地羯穿了苏修口头上讲的“马列主义”，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从这里，也可看出这批修正主义者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莫斯科的尊孔闹剧至今还在继续闹着。它能闹出：个什么名堂来呢？鲁迅早就说过：反动派“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袁世凯、蒋介石、汪精 ·488· ==========第491页========== 卫用这块砖头敲幸福之]，老沙皇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用这块砖头敲侵略中国之门，但结果都是门没有敲开，反而敲破了自己的头。今天，社会帝国主义又沿着这条老路用孔夫子这块砖头来敲中国的大门，作为这出闹剧的目击者，我们不妨提一点意见：你们的老祖宗老沙皇横敲竖敲都碰了壁，难道你们这种拙劣的表演还会有更好的下场？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484· ==========第492页========== 宫5批判 丛书 统一书号：111711定价：1.10元 ==========第493页==========